1950年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下属一所监狱的领导接到上级通知，有一位叫牛宝正的同志到那里工作。

不一会儿，牛宝正就来到监狱报告，将资料交给了领导；领导看了之后十分惊讶，因为眼前的这个人本是一个普通农民，且年龄已60多岁了，上级领导为何会把他安排到这里呢？

但在详细看了资料之后，领导这才发现，眼前这个叫牛宝正的老同志不是一般人，他竟是救下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中央领导干部的“革命功臣”。

监狱领导看完后，立即起身站了起来，请牛宝正坐下，为他倒了一杯水。

考虑到牛宝正年纪比较大，就将其安排到预审科工作。

那么，这个叫牛宝正的农民到底是谁呢？为何会成为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领导的“救命恩人”？

牛宝正生于1886年，山东无棣人。他出生的这个时期，内忧外患，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政府已摇摇欲坠，成为列强的“摇钱树”，三番五次地来“勒索”领土和钱财，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加大税赋，使本就贫穷的底层百姓，雪上加霜。

当时牛宝正的父亲勒紧裤腰带，将牛宝正送入私塾，希望他能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一个功名，以改善家庭的条件，但不富裕的家境，架不住官府的税收，温饱都出现了问题，只能让牛宝正辍学。

1912年，腐朽的满清王朝灭亡后，牛宝正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军阀连年混战，生活条件与晚清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了生存，牛宝正只能四处打工，经常入不敷出。

不久后，县政府的警察局在招收骑兵，牛宝正见这是一个机会，到警察局上班至少可以填饱肚子，而且还有津贴，这样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基础的保障，他便去报名参加。

牛宝正是典型的“山东大汉”，虽然年纪比较大，但长官看他老实巴交的，是一个“干事”的人，便录取了他。

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后，牛宝正家人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提升，由于表现出色，牛宝正还当上了骑兵队的分队长，也算是做了一名小官。

山东在民国是军阀混战时期的重要地区之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等人率部打败了直军，立了大功。奉系军阀的首领张作霖论功行赏，将山东督办的位置授予给了张宗昌。

不久后，冯玉祥进攻直隶督办李景林的部队，李景林大败，率残部退到山东，和张宗昌合作，组成直鲁联军，张为正司令，李为副。

与此同时，南方的蒋介石率部北伐，一路披荆斩棘，逐步打败了各路军阀，奉军退回东北后，失去大靠山的直鲁联军被蒋介石收编。

连年的军阀混战，使山东的政局一直不是很稳定，不少政府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大发横财，克扣薪资是常有的事儿，牛宝正认为这么卖命还要被克扣那点薪资，便辞职回家。

虽然辞职了，但总得找一个新的工作来赚钱养家。

不久后，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易帜，蒋介石取得北伐最后胜利，完成了表面上的统一，北方的政局相对稳定了一点，牛宝正和朋友相约，到北平希望能谋一个好差事，毕竟这里曾经是“京城”，机会可能会多一些。

“北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行人到达北平后，都没有找到稳定一点的差事，只能给人打打零工，吃了上顿没了下顿。

这时，牛宝正听说北平的草岚子监狱有空缺，但进入“政府部门”也不是那么容易；好在牛宝正平时为人豁达，在“北漂”期间结识了不少朋友，刚好有一个朋友与在宪兵队当侦缉队长的高继武关系不错，便将其引荐给牛宝正认识。

高继武见牛宝正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山东大汉，将其推荐到刚好有空缺的草岚子监狱。

当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蒋介石全面反共，草岚子监狱关着的主要都是“政治犯”；反动派在北方逮捕的革命人士，爱国青年很多都会被关在这里，后来这里还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院”。

因为没大的背景，加上年纪已经40多岁了，“上升空间”比较有限，因此牛宝正刚进草岚子监狱只是做了一个最普通的看守员，游走在各个监室之间。

牛宝正与其他看守不同，有一些看守会“狗仗人势”，但牛宝正则不会，对待政治犯的态度比较温和，不好不坏，只做好本职工作，混口饭吃以及赚一些钱寄回家。监狱内的政治犯，对牛宝正的印象也比较好，平时偶尔的交谈中，也不会对他进行语言上的攻击。

也正是这个行为，改变了牛宝正晚年的人生......

从1931年开始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在这几年时间里，王明的“左”倾思想一直在党内军内蔓延，这无疑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害。

为贯彻所谓的“思想”，中央派出一批代表到各地的党组织进行“改造”，这使得河北省委内部大乱。紧接着，党中央也出现了问题，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身处白区中的河北省委领导廖划平、李国玉等人先后叛变，由于他们对省委的情况了如指掌，反动派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情报，派出大量的军警宪特，对省委以及下属组织的成员展开大搜捕，在反动派的高压之下，短时间内就有数百人被捕，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被捕，并被送到牛宝正所在的草岚子监狱关押的。

见在短短几天内，就有大量的犯人送进草岚子监狱，牛宝正知道，这应该是特务又破了“大案”。

牛宝正也没有想太多，既然有犯人进来，就得负责管理；但在这些人中，牛宝正对杨献珍的印象比较深，看他的言谈举止，像一个文化人；而杨献珍也发现牛宝正与其他的看守比较不同，对犯人的态度比较平和。

一天，牛宝正正在值班，同事喊道：“牛宝正你过来一下，你老家捎来一封信，快看下。”

牛宝正预感到可能是家里出事了，打开信后果然如此，家人在信中提到：老母亲卧病在床，病情十分严重，家里已花光了钱，快筹集钱寄回家治病。

但牛宝正只是一个普通的看守，身上也没有多少积蓄，他拿出平时积攒的一点钱，准备给家里回信，并将钱寄回家。

牛宝正过去没有读过多少书，看老家寄来的信都很费劲，他本想让同事帮他代笔，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让同事知道他家里的困境。

最后，牛宝正决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请“文化人”杨献珍给他代笔。因为这种事比较敏感，让同事看到不好，牛宝正就找了中午大部分人都去午休的空当，拿着纸笔来到关押杨献珍的监室。

在见到牛宝正后，杨献珍以为是要带监室内的某位狱友前去受审。

牛宝正首先对杨献珍说：“杨先生，我看您是一个文化人，可以帮我写一封家信吗？”

杨献珍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信号，他说：“可以呀，你要写什么？”

“今天收到老家寄来的家信，说老母亲病重，急需钱去治病，但我自己的收入实在有限，实在没有什么钱可以寄回家…….”牛宝正说着说着，眼角就湿润了。

当时，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被捕的革命人士在监狱内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领导监狱内的党员以及爱国青年与反动派做斗争，并下定决心，要“扛着红旗出监狱”。

同时，党支部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专门制定了一个“策反”草岚子监狱内管理人员的政策，给每一个管理都取了一个代号，其中牛宝正的代号是“OX”，牛宝正与其他看守的与众不同，一直都是党支部重点争取的目标，这次既然“主动上门”，杨献珍不会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在帮牛宝正写完家信后，杨献珍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临时党支部，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都认为，成功争取牛宝正的概率比较高，既然会让杨献珍帮忙写信，说明对杨献珍比较信任；于是，临时党支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杨献珍。

从信中可以得知，牛宝正家庭困难，病重的老母亲无钱医治，党支部根据这条线索，将大家被捕时身上携带的钱集中一部分起来，让杨献珍交给牛宝正。

一日，牛宝正像往常一样在值班，杨献珍叫住了他：“牛班长，你过来一下”

听到是杨献珍在叫他，牛宝正走了过来：“杨先生，怎么了？”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可以帮到你”杨献珍拿着钱往牛宝正的手里塞。

杨献珍的举动，使牛宝正大为感动，逐渐感到这群政治犯的确不一般。

而牛宝正利用自己仅有的一点权力，尽量增加大家放风的时间，杨献珍也利用一切机会，多与牛宝正接触，一来二去的交往，使牛宝正逐渐放松了警惕。

临时党支部根据杨献珍与牛宝正接触的情况分析，认为可以让牛宝正到外面买一些书报进来，以便了解时局的变化。

杨献珍在牛宝正值班时叫了他：“牛班长，有个小事想求你帮忙一下”

“什么事呢？只要我能帮得上的一定帮”牛宝正说道。

“牛班长，你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但被关了这么久，不能读书看报浑身难受，你在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买一些报纸进来？”杨献珍缓缓说道。

“这个没问题，但杨先生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因为这是严重违反监狱管理的规定，被上头知道了，你我的性命都不保”牛宝正说道。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会连累你的”杨献珍说道。

在下班后，牛宝正根据杨献珍的要求，到街上买了书报，并秘密交到杨献珍的手里。

牛宝正的变化，更加坚定临时党支部“扛着红旗出狱”的信念；因为牛宝正既然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买书报，这说明只要有耐心，策反牛宝正的问题不大。

因为开通了这条向外的通道，一份份报纸以及书籍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监狱内，使被关押的同志能及时获得外界的消息，制定策略。

在进步思想的不断熏陶下，薄一波、杨献珍等人深感牛宝正的思想正在转变；尤其是在陪审犯人时，见在酷刑下，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始终不透露任何秘密，震撼到了牛宝正。

牛宝正经常在想，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即便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依旧能够铿锵有力地回答特务的提问……

在多方面的因素下，牛宝正最终倾向了共产党....

从这之后，牛宝正开始为临时党支部秘密提供服务，利用值班的时间，帮助传递纸条，让党支部可以和各个监室取得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对被捕同志的领导。

临时党支部还通过牛宝正与监狱外的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将情报交给牛宝正，待他下班后，再送到指定的地方，使外面的同志能够掌握监狱内的情况，制定营救的方案。

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人不仅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还成立了“狱中党校”，以最大限度保证“思想不滑坡”，但因为缺少资料，学习的进度比较慢；在开通了牛宝正这条对外联络的通道后，委托他购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带入监狱中，组织大家学习。

1935年，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12名关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因拒绝特务所谓的“反省”而被内定处决，牛宝正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传给临时党支部，薄一波等12名同志紧急采取措施，最终拖到《何梅协定》的签订，负责执行的宪兵南撤，12人都幸免于难。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寇扩大了对华北的侵略，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

当时刘少奇刚担任北方局的书记，因过去北方的党组织遭到严重地破坏，一批熟悉北方革命情况的高级干部又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为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刘少奇在与北方局的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的措施，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几十名党员按照国民党的要求“登报脱党”出狱。

在上报中央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也认为非常时期可以采取非常的措施，采纳了刘少奇的建议。

但如何与草岚子监狱内的党员取得联系呢？

最终，北方局找到了已被保释出狱的孔祥祯，得知草岚子监狱内的看守牛宝正已为党秘密工作的情报。

随后，北方局的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秘密找到了牛宝正，将北方局的指示传到了监狱内。

临时党支部在收到指示后起初不敢相信，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各种方式让被捕的党员“宣布脱党”，薄一波、杨献珍等认为这有可能又是敌人的圈套，因此不回复也不执行，先观察一段时间。

见监狱内的同志迟迟没有动静，北方局预感到监狱内同志的担忧，因为只要登报脱党，后面有可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最后再次通过牛宝正送信，明确指示，这是中央的决定。

因为是中央的指示，临时党支部回信，如果的确得通过“脱党”的方式出狱，那么登报的责任以及造成的后果要由党组织负责，另外出狱后，依然是正式党员，无须重新进行审查，且“登报脱党”是按照中央的命令行事，事后不能追究相关的责任。

北方局收到信后，理解狱内同志的担忧，批准了狱内临时党支部的要求。

根据这个办法，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61名同志接连出狱，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但牛宝正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不久后，特务就将牛宝正逮捕，严刑逼供；此时牛宝正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人，面对敌人的酷刑无所畏惧，坚持不承认为共产党办事，敌人对他无可奈何，决定将其处死。

得知即将处死救出几十名同志的朋友牛宝正要被处死后，北平的地下党组织马上展开营救，在临刑前将牛宝正从敌人的枪下救出，并安全送出了北平。

不久后，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大举侵华，北平很快就沦陷，地下党与牛宝正失去了联系。

而牛宝正，在离开北平后，就带着妻儿回到了山东老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是救下薄一波、杨献珍等同志的“大功臣”。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共产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看到这一幕，杨献珍、安子文等人不约而同地想起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岁月，想到了曾帮助他们出狱的看守班长牛宝正。

牛宝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理应受到优待，杨献珍、安子文在商量后，决定将其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当时只知道他叫杨献珍，代号OX，山东无棣县城关人，具体的地址不详，但即便如此，杨献珍、安子文也决定将其找出来。

不久后，山东省委收到中央传来的一份文件，要求查找无棣县的牛宝正。

因为是中央的指示，山东省委非常重视，马上通知无棣县委负责查找此人，最后无棣县委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工作能力较强的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负责。

张学德得知这是中央交代的任务后，深感这是一个重担，一定要完成好。

因为中央提供的信息有限，只提到牛宝正是无棣县城关人，张学德一行人查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查到有一个叫“牛宝正”的人。恰逢当时正在召开乡村基层干部会议，经领导同意，张学德向参会的基层干部通报寻找牛宝正的事。

这果然是一个好办法，很快就有人通知张学德，在东关有一位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就叫牛宝正。

张学德来到城关公安局，获知牛宝正当年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警察队长，因为这些经历，被划为“反革命”。

为了慎重起见，张学德决定亲自去面见牛宝正，最终证实了牛宝正的身份。张学德说：“你当年救下的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等人现在都是中央领导干部了，这次就是他们在寻找你”

听到这个消息，牛宝正潸然泪下。

根据中央的要求，牛宝正被接到了北京，薄一波、杨献珍等当年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先后接见了他，这是牛宝正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救下了这么多位中央领导。

牛宝正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到北京后不久，就被安排到北京公安下属的一所监狱工作，享受18级干部的待遇。

而对于牛宝正的家人，中央也进行妥善的安排，都分配了工作。

1954年的冬天，牛宝正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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