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晚年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想见他也很难。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经常能见到主席的是陪同他会见外宾的王海容和唐闻生。

王海容跟主席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主席的外侄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主席是姨表兄弟，又是主席当年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读书时的老师。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主席。

王海容曾经因为高考落弟，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工人。后来，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于1968年毕业。由于她与主席沾亲带故，便被送到北京外语学院作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在那里，王海容学了8个月的俄语，成绩平平，就被调往外交部。

在“文革”清队之后，平庸的王海容当上了外交部的礼宾司副司长。到“文革”中期，她又一下子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各报的新闻照片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

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副部长”不言而喻会成为未来的“王部长”。而事实上，她在“文革”中期以后，已大权在握。

至于唐闻生，也有着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资格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唐闻生能操一口熟练的英语。见报时，王海容的名字之后，往往便是唐闻生。

王、唐二人看起来像是姐妹俩，衣着打扮和个头长相都差不多。总是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主席称她俩为“两只小耗子”。

她们在党内高级领导层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她们不仅为主席接见外宾担任翻译，而且是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

在主席晚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领导人有时半年几个月都难得见上主席一面，只是在他召集政治局会议或接见外宾时，才能和政治局委员们或陪同接见的其他人一起见一见。

主席非常信任王、唐二人，要这两位年轻人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们二位的名字。

主席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对两个方面所作报告的情况他都不轻易相信。他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王、唐二人使充当了主席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

主席不仅从这两个年轻人那里获得了他想了解的情况，而且他的指示有时候也要经过这两个人向政治局或者中央、国务院及其它领导部门传达。这是一种极其反常的做法。

1975年9月，主席另装了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主席，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主席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主席的病榻前回禀。

此人乃主席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所知。

借助于主席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席从1975年秋天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主席的亲属，便放下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了主席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叫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主席分居。她住钓鱼台，主席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她屡受主席的批评，主席已经看出了她的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主席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主席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主席常常这样问毛远新。82岁的主席，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主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一股风？”病中的主席，虽然言语含糊，听力下降，但思维却依然敏捷。

“有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是说1972年的那股风，指的是总理。

年迈的主席眉头紧蹙，双目注视着毛远新，这是他在关注某个人说的话时常常出现的习惯姿势。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现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些。”主席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了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主席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主席吹风。

“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小平在翻案！”

毛远新不断地在主席耳边，告小平同志的状。

主席向来视文化大革命为他的一大功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小平同志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这岂能容忍！

于是，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主席的“最高指示”，又一次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小平同志。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为了悼念总理并表示对“四人帮”的不满，从4月5日清明节开始，成千上万的人涌向

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为总理献上了无数的花圈和挽联、悼词与大量诗词，对“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错误地判断这是一次反革命性质的活动，说其矛头是对准主席的，并准备采取镇压措施。

毛远新作为主席的耳目，两次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会后，他将两次会议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送给了主席。

那时候，主席深居简出，难得见一次政治局委员，毛远新就是他了解全国政治动态以及领导一切的唯一手段，毛远新在这两欢的书面报告之中，把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悼念总理说成是一次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并对小平同志作了无端的攻击与陷害。

对这样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报告，主席在床上进行了圈阅，并说“天下已定”，同意政治局对这次悼念活动性质的错误判断。

4月5日晚21时30分，“四人帮”出动了早已在各处隐蔽待命的一万多民兵，3000多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成部队，手持木棍和皮带等，直扑天安门广场。

在路灯突然熄灭的情况下，动手殴打和速捕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在纪念碑旁留下滩滩血迹。一晚上，共有200多名群众被打伤，数十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

当晚，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

4月6日凌晨3点，毛远新将这次汇报的内容书面形式报告了主席。报告基调与汇报记录相同，但是对事实作了很大歪曲，对小平同志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肆抨击。

主席看完了毛远新的报告，并批示说：“士气大振，好，好，好。”

就这样，小平同志便在毛远新和“四人帮”的诬陷下被主席一句话就撤了职。华国锋则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要职。

毛远新不仅诬陷小平同志，还布置他在辽宁的亲信，审查处理了一大批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其中拘留的有213人，逮捕的19人，判刑的11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伙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江青和毛远新的勾结更加紧了。此时的毛远新，已完全投入了江青的怀抱。

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和布置在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聂荣臻等同志的领导下秘密地进行着。

10月6日晚20时，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XXX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主席纪念堂的建筑方案以及中南海主席故居的安置的名义，通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前来开会，然后，在怀仁堂将他们逮捕。同时，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逮捕了江青。

这晚的20点以后，主席的故居颐年堂静悄悄的，只是从后院里，不时传来广播声，这时候毛远新正在入神地看着电视。打他来京以后，其妻金秀凤仍留在辽宁，身边只有一个给李讷带过孩子的老保姆在侍候。

主席去世以后，他清闲了许多，晚上没事，便看电视以消磨时光。

这时候，主席当年的老卫士李连庆突然出现在门口。毛远新与李连庆是老相识了，他们从小就认识，而且常来常往的，所以对他的出现也并不在意，只随便打了声招呼。

又无意间，他抬头看见李连庆今天换上了军装，在他身后，还站着中央警卫团的12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心中一动，忙问：“老李，这么晚跑来，有什么事吗？”

李连庆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走吧。

毛远新有一种不详的感觉，赶忙说：“这么急，也要等我收拾一下带点东西吧！

李连庆将脸一沉，严肃地说：“不用了，什么也别带走，马上就走！

毛远新立刻就明白了，他呼地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挥手质问道：“怎么，你要抓我？

李连庆大声说：“我是奉中央的命令，来对你实行隔离审查！

毛远新的脸色唰地一下白了，两手立即攥紧了拳头，但是他没有作任何反抗。那些军人冲了上去，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毛远新被捕以后，其妻全秀风对此事一无所知。

在有关部门将毛远新被捕的消息通知全秀风的同时，毛远新在延安里的大宅院被抄，全秀凤也搬入了她所在单位的单身住房。

从延安里迁出时，她只带走了一个原先结婚时从上海带来的衣箱和一些简单的衣物，其余的什么也没要，她说她认为那不是属于她的。

1977年1月，全秀凤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全莉莉，小女孩长得十分漂亮可爱，只是因为全秀凤在保胎的时候服用了过多药物，使这个女孩儿变得又聋又哑。

全秀凤产后一直无乳，本想把全莉莉送给她的大哥抚养，但是最终还是舍不得，以后使用牛奶和米汤去喂养她。

由于全秀凤在粉碎“四人帮”时已经怀孕7个月了，出下人道，有关部门除了向她宣布政策纪律以及进行个别谈话外，没有对她采取任何审查措施。

1977年7月，全秀凤产后半年，有关部门专门给她办了“学习班”，让她交代和揭发问题。全秀凤和毛远新虽是恩爱夫妻，但实际上两人之间并无多少共同语言。

1978年9月，中央组织部指示解脱全秀风，并把她定为“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人，保留其党籍，复员回上海，被安置在上海针织四厂当收发员。

全秀凤离开沈阳时，有关部门除了发给她1600元的复员费外，还给她的孩子发了3000多元抚养费，上海市还给她单独安排了住房，这也算得上格外照顾了。

1989年，毛远新经过中共中央的特许被释放，据说是XX看在主席和毛泽民的遗孤份儿上向小平同志求了情，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

毛远新出狱后安排在古城西安定居，全秀凤也带着女儿由上海迁居西安，毛远新当年入狱时，他的女儿还在娘肚子里没有出世，出狱时，女儿已落得了一个花一般的12岁小姑娘。

毛远新本人入狱时还可称是青年，如今年到己是白发满鬓的老人。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毛远新一生入狱两次，年幼时一次，36岁的壮年时又一次，而且这一次坐到五旬之后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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