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方志敏烈士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却鲜有人知他的牺牲竟与一个贴身警卫有关。1934年，在江西玉山的深山之中，这位跟随方志敏多年的贴身警卫，只因100大洋和一纸婚约，就将自己的革命领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16年后，当人们以为这段往事已随岁月消逝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党史整理，却让这个藏匿多年的叛徒浮出水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让一个革命战士背叛了自己追随多年的领袖？这100大洋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唏嘘的故事？
一、革命战士的蜕变
魏长发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经历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1927年，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他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积极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那一年冬天，方志敏率领红军来到弋阳县建立革命根据地时，20岁的魏长发便加入了红军队伍。
在红军中，魏长发表现积极，作战勇敢。1928年初的一次战斗中，他曾冒着枪林弹雨救出了一名受伤的战友，这次行动引起了方志敏的注意。由于魏长发为人机敏，做事认真，方志敏便将他调到身边担任警卫员。
担任方志敏警卫员期间，魏长发参与了闽浙皖赣苏区的创建过程。他跟随方志敏转战于闽浙皖赣边区，亲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30年，在一次突围战斗中，魏长发协助方志敏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在后续的行军中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警卫队长。
然而，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34年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的疯狂＂围剿＂，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此时的魏长发已经开始显露出动摇的迹象。在一次战斗间隙，他曾向战友表示对革命前途的怀疑，但这种情绪并未引起其他同志的警觉。
当年4月，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魏长发仍然担任其贴身警卫。在行军途中，他负责方志敏的日常警卫工作，包括安全防范、情报传递等重要职责。正是这个职务，让他掌握了方志敏及其部队的重要军事信息。
随着部队进入玉山山区，敌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生存条件开始考验着每一个革命战士的意志。魏长发作为警卫队长，本应该坚守岗位、严守机密，但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背叛革命。这个曾经英勇的战士，最终沦为了一个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革命领袖的叛徒。
二、玉山之困与背叛时刻
1934年4月下旬，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向赣东北方向推进时，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部队被迫进入玉山县的怀石山区，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虽然暂时躲避了敌人的追击，却也陷入了困境。
怀石山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高林密。这里不仅缺乏粮食补给，连基本的饮用水都十分紧缺。部队只能靠着采集野菜和寻找山泉水维持生存。随着时间推移，士兵们的体力逐渐不支，但方志敏始终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亲自带队侦查地形，寻找突围的机会。
国民党军队在得知方志敏部队的大致位置后，立即调集重兵，在山区周围布下了严密的防线。他们派出多支小分队在山间搜索，同时在各个可能的突围路线上设置岗哨。敌军还在山下的村庄中派驻了便衣，打探革命军的动向。
就在这关键时刻，魏长发得知自己的姐姐就住在山下的一个村庄里。5月初的一个夜晚，他趁着换岗的机会，独自离开了驻地。按照正常的纪律，警卫人员必须24小时待命，严禁擅自离岗，但魏长发还是违反了这条铁律。
当魏长发摸黑下山时，正好撞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巡逻队。他被当场抓获，带到了敌军驻地。起初，敌军对这个俘虏并不在意，认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士兵。但通过审讯，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俘虏的特殊身份。
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开出了诱人的条件：100大洋现银，外加一个年轻媳妇，条件是魏长发必须准确说出方志敏的具体位置。这笔交易意味着背叛革命，但也意味着能够获得当时普通人几年的收入。
在敌人的反复劝诱下，魏长发最终松口了。他不仅告诉了敌人方志敏的具体藏身之处，还详细描述了部队的部署情况、哨位分布，甚至连方志敏的日常作息都一一道来。这些情报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无异于一份详细的作战地图。
根据魏长发提供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立即调整了搜索方向。他们派出精干部队，沿着魏长发指示的路线，直插方志敏的驻地。这次行动快速而隐蔽，革命军完全没有防备。就这样，由于一个警卫的叛变，方志敏及其部队的处境变得更加危急。
三、背叛者的隐秘生活
背叛方志敏后，魏长发拿到了国民党许诺的100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堪称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农民三四年的收入。随后，按照约定，国民党方面为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将他安置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个偏僻山村。
为了躲避追查，魏长发改名换姓，以赵长顺的名字在当地落户。他用那100大洋在村里买了一块地，盖了三间房屋，又添置了部分农具。表面上，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35年初，他与当地一个叫王氏的女子成亲。王氏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小地主，家境尚可。婚后，魏长发开始经营自己的田地，种植水稻和蔬菜。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敏感，因此甚少与村里人来往，即便是串门也只是寒暄几句就匆匆离去。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35年下半年，当方志敏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后，魏长发开始频繁更换住所。他先是搬到了衢州城郊的一个集市，后又辗转到了江西玉山县的深山里。每到一处，他都会编造不同的身世故事，有时说是战乱中逃难来的，有时则说是做小生意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进一步掩饰身份，魏长发主动参加了地方上的抗日义勇队。他在队伍中表现得极为积极，甚至参与了几次对日军的伏击战。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掩护了他的真实身份，使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热心抗日的普通农民。
但是，叛徒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当夜深人静，村里的狗叫声都会让他惊醒。即便是白天干农活时，只要听到有人靠近，他就会立即躲避。据同村的老人回忆，赵长顺（魏长发）经常独自一人坐在田埂上发呆，有时甚至整整一个下午都一动不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魏长发又一次搬家，这次他选择了浙江省龙游县的一个山区。在这里，他不再种地，而是开了一间小杂货铺，专门经营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他将店面设在村口偏僻处，很少与顾客攀谈，也从不参与村里的集体活动。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魏长发再次转移，这次他躲进了更偏僻的山区。他在山上搭建了一间简陋的木屋，靠打猎和采集野果为生。这种隐居式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50年，当地公安机关在一次例行户籍清查中，发现了这个形迹可疑的山野隐居者。通过仔细盘查和与历史档案的比对，这位潜逃了16年的叛徒终于暴露了真实身份。
四、审讯过程与事实还原
1950年3月15日，浙江省龙游县公安局的干警在例行户籍排查时，发现了这位隐居深山的可疑人员。经过初步讯问，这个自称赵长顺的男子言辞闪烁，说话前后矛盾。专案组随即将其带回县城进行进一步审查。
在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专案组首先查证了他的人口信息。经过反复比对，发现赵长顺的档案记录存在多处疑点。他声称自己是浙江衢州人，但当地村委会却找不到相关的户籍记录。而他自称的出生年月、家庭背景也无法得到证实。
专案组随后扩大了调查范围，向江西省公安厅发出协查函。通过对比历史档案和相关人员的口供，专案人员逐渐发现这个＂赵长顺＂与1934年方志敏被捕案中的叛徒魏长发有诸多相似之处。
3月20日，专案组从江西调来了几位与魏长发共事过的老红军。这些老战士中，有曾在警卫连与魏长发一起工作的战友，也有当年在玉山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同志。虽然过去了16年，但当这些老战士看到＂赵长顺＂的正面照片时，都一致认定此人就是魏长发。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魏长发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交代了1934年在玉山背叛方志敏的全过程。根据他的供述，当时国民党军队除了给他100大洋外，还安排专人护送他离开战区，并为他办理了新的户籍证明。
专案组通过走访调查，又找到了当年参与策反魏长发的国民党军官徐某。这位已经投诚的前国民党军官证实，当时军方确实许诺给魏长发100大洋和一门亲事，目的就是要获取方志敏的确切位置。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专案组还前往玉山县实地勘察了当年的战场遗址。在魏长发的指认下，专案人员找到了他当年与敌人接头的地点，以及他向敌人指明方志敏藏身之处的具体位置。这些现场勘查的结果，与历史档案记载高度吻合。
4月初，专案组又调取了1934年玉山战役的相关档案。这些泛黄的文件记载了方志敏被捕前后的详细经过。通过对比魏长发的供述和历史档案，专案组认定，正是魏长发的叛变导致了方志敏的最终被捕。
在长达一个月的审讯过程中，专案组共提取了魏长发的口供12份，调查走访证人23人，收集各类书面材料89份。这些证据不仅还原了魏长发叛变投敌的经过，也揭示了一个革命战士是如何在利益诱惑下背叛革命理想的全过程。
通过大量的取证工作，专案组最终形成了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不仅记录了魏长发叛变的过程，也为研究方志敏牺牲的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
五、最终的审判与历史定论
1950年5月1日，浙江省人民法院对魏长发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大量确凿的物证和人证。这些证据包括当年国民党军方的密令副本、参与策反的国民党军官证词、老红军战士的指认笔录，以及魏长发本人的详细供述。
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检方围绕1934年玉山事件展开详细论述，指出魏长发身为方志敏的警卫员，不仅违反军纪擅离职守，更向敌人出卖了首长的位置，直接导致了方志敏及数百名革命同志的牺牲。
在法庭上，多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当年在玉山战役中幸存的红军战士张德山。张德山详细描述了魏长发叛变后，敌军如何突然改变了进攻路线，直插革命军腹地的情况。另一位证人，原国民党军官徐庆云也作证称，正是魏长发提供的情报，让他们得以精准定位方志敏的位置。
法庭还传唤了魏长发在浙江龙游县躲藏期间的邻居王老汉。王老汉描述了魏长发这些年来的异常行为：经常深夜徘徊，遇到外地人就躲避，从不参加村里的任何集体活动。这些细节从侧面印证了魏长发一直生活在对被发现的恐惧之中。
审判过程中，检方出示了一份重要物证：1934年5月国民党军方的一份密报。这份密报详细记录了给予魏长发的＂酬劳＂：100大洋现银，一处住所，以及安排一门亲事。这份文件的出示，彻底粉碎了魏长发此前关于＂被胁迫＂的辩解。
1950年5月15日，浙江省人民法院对魏长发案作出最终判决。法院认定魏长发犯有背叛革命罪、叛变投敌罪等多项罪名。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质及其恶劣影响，法院依法判处魏长发死刑。
判决书特别指出，魏长发的叛变不仅造成了方志敏等革命先烈的牺牲，还导致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全面溃散，严重影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这一判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众多老红军战士认为这个判决还了历史一个公道。
1950年6月1日，在执行死刑前，司法机关要求魏长发签署了一份详细的认罪书。在这份长达数千字的认罪书中，魏长发完整交代了自己叛变投敌的全过程，以及这十六年来的逃亡经历。这份认罪书后来被收入档案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同年6月8日，死刑判决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外执行。行刑前，专案组将全部案卷材料整理成册，连同审判记录、证人证言等重要文献一并存档。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方志敏牺牲的真相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革命历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