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冬，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
只不过这几个“校友”有点特殊，他们是前不久刚获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1955年时，按照解放战争期间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的标准，公安部将国民党军队将、校级军官及其政府主席、局长、特务处长、站长等以上的人员，列为战犯。
对待这些战犯，当时有一种设想即是判刑，判死刑，而毛主席的主张，向来都是“一个不杀”。
周恩来总理作为中央战犯工作的主要领导，权衡利弊，最终提出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
后来，组织上又在此基础上，加了两条，即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195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就此提出了特赦第一批国民党战犯的想法，他说
“今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负责战犯工作的专案小组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当即开始讨论相关事宜。
1959年12月4日，各地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大会，宣布了特赦战犯名单，并挨个给他们发了特赦通知书。
第一次特赦，最终释放33名战犯，包括末代皇帝溥仪以及数位“鼎鼎大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第一批特赦的33名战犯中，末代皇帝溥仪和从功德林（“北京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功德林路一号）释放出来的10位国民党将领，共计11人被编成了一个小组。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11人小组，全部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总理在自己住处亲自接见了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11人中的10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和卢浚泉，除了陈长捷和卢浚泉，其余8位，全部出身黄埔军校。
对他们来说，曾经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总理，身上有着极强的感召力，他们几乎默契地称呼总理为“老师”、“先生”。
当人到齐，周恩来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的情况时，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者，低低垂下了头。
“曾扩情！”周恩来清楚地叫了一声。
对面的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他便是曾扩情——毕业于黄埔一期的“扩大哥”。
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曾扩情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还曾跟随周恩来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后干到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自黄埔一别，他已经30多年没见过周恩来了，而他没有想到，周恩来竟然没有忘记他的名字，而且一眼便认出他来。
半晌，曾扩情已然泪流满面，激动地说道：“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
而曾扩情之后，杜聿明在见到周恩来总理时，也激动地称呼周总理为“老师”，直言：“学生对不起老师……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
周总理当时是这样回复的，他说：
“你（们）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怪你们，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寥寥几句话，对于刚刚从功德林里走出来的几位，感触颇深。
西花厅之后，1960年10月，周恩来又和几位黄埔同学同游颐和园。
而参加集会的，除了夫人邓颖超、开国大将陈赓以及像“和平老人”邵力子、“和平将军”张治中等这样的国民党知名人士，还包括了11人小组中的特赦人员。
彼时，他们正于京郊公社参加劳动锻炼。
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妥帖地安排了他们的住行，愿意回原籍和亲属团聚的就回原籍，愿意留在北京的就继续留在北京，并为他们指定了专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
这一次同游颐和园，也便是周恩来总理委托张治中，特意组织的。
也就是这一次，周恩来总理和其中6人留下了那张难能可贵的合影，除却战犯的身份，他们同时还是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名将。
照片上，左一，即是郑庭笈，他生于1905年，1925年时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后曾任国民党49军中将军长。
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参加了忻口会战、武汉保卫战和昆仑关战役，并在昆仑关战役中击毙了日本“钢军”将领中村正雄。
1941年时，郑庭笈又奉命入缅，协同英国和印度盟军，对日作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后盟军失利，郑庭笈部遭受日军伏击，损失惨重，最后4000人在郑庭笈的指挥下，九死一生，终于安全抵达云南。
直到1948年辽沈战役中被俘，1959年被特赦。
这期间，郑庭笈的妻子冯莉娟，原本要去台湾，但在听到丈夫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稿后，最终决定留了下来，一直在海南岛等候。
1954年时，她回到了北京，但因为战犯妻子的身份，她找不到工作，家庭生计问题无法解决，最终还是和郑庭笈离了婚。
而这些情况，周恩来总理早在西花厅见郑庭笈时就已经熟知，当时他便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等到在颐和园再见郑庭笈时，周恩来总理第一句话问的就是：“复婚了没有？”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郑庭笈和妻子最终团聚，妻子在他身边干起了打字员。
对此，郑庭笈曾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就不会破镜重圆，周恩来总理就是我们的红娘。”
照片上左二即是宋希濂，他生于1907年，是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党第14兵团司令。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希濂从西安开赴上海，参加了号称战场“绞肉机”的淞沪会战，此战的重要意义在于，直接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1938年，曾与日军对抗于大别山脉，率3个师重创日军，获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部通电全军赞扬。
之后，宋希濂又率军在滇缅边境，攻下被日军盘踞已久的芒市、龙陵等坚固据点，歼敌逾万。
1949年，宋希濂被俘，1954年转入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59年，宋希濂获特赦，出狱当天，当年的黄埔同学陈赓大将专程去接他，后来又在西花厅、颐和园见到了昔日的先生周恩来，宋希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85年，宋希濂赴美探亲，5年后再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情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记忆犹新……”
照片左三，即是周恩来总理，左四，是周振强，他生于1904年，和宋希濂一样，同是黄埔一期生，被俘虏前是国民党中将司令，还曾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
1937年淞沪会战，周振强也在其中，同年12月，在淞沪会战苦战之后，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获特赦后，他被周恩来总理安置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
后来，又被特邀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照片左四是杨伯涛，他生于1909年，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七期生，曾任国民党86军少将军长。
抗战期间，杨伯涛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枣宜会战、鄂西战役。
1943年，他开始进入到陈诚部队，参与策划了常德战役。
1945年，湘西雪峰山战役，杨伯涛曾率部协助王耀武，歼灭日军一个辎重联队和步炮队一部，最终取得雪峰山大捷。
1948年淮海战役中，杨伯涛被俘。
期间，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作战，杨伯涛特意写了《美军战术之研究》，以供参考。
1959年获特赦，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进入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此后又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对台联谊会副主任，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委员。
照片右二，即为邱行湘，他出生于1908年，是黄埔五期生，曾任国民党206师少将师长。
邱行湘是在陈诚手下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淞沪会战和保卫南京的外围作战，后在鄂西、湘西一带，同日军浴血奋战，给日军沉重打击。
1948年，邱行湘在洛阳被俘，1959年获特赦。
他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返回了故乡江苏，和家人团聚，行前，周恩来总理为他以及另外几个回乡的特赦人员做了安善安置，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
此后，邱行湘先后担任了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黄埔同学会理事等职
照片右一，即为王耀武，他出生于1904年，是黄埔三期生，曾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
王耀武在军事上的成就颇高，名头也是很响的，早在黄埔时期，就受到青睐，后在中原大战中履立战功，1930年即升任团长。
抗战期间，王耀武参加淞沪会战，击毙了日军联队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队长莫森。
此战之后，国民党51师和58师合编为74军，而74军在日后成为了国民党的一支抗日劲旅。
此后，王耀武作为抗日劲旅国民党74军的一员主将，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万家岭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
这时，王耀武已升任74军军长。
之后，王耀武又率部参加了江西上高会战，在正面战场杀出一条血路，打了一场颇为成功的歼灭战。
上高会战后，王耀武又继续率部征战，参加浙赣会战、鄂西战役、常德会战以及雪峰山战役。
最后一战雪峰山战役，王耀武已升任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雪峰山大捷，日军溃不成军，这一年，王耀武年仅40岁。
另外从合照中之前几人的履历中也不难看出，不少将领都曾配合王耀武部作战，足见王耀武部的主力劲旅地位。
抗战胜利后，王耀武被绑上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主政山东，最终在粟裕指挥下的济南战役（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序幕）中被俘，自此开始了战俘生涯。
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毛主席还曾专门托负责战犯工作的罗瑞卿转告他一句话：“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
后来果然在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王耀武就在其列，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时，周恩来总理特意关心他的个人情况，让人给他介绍另一半，最后，王耀武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
1980年时，王耀武的骨灰被放进了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功是功，过是过，照片上尊称总理为老师的6人，在抗战中立下功劳，从功德林里出来，身上的军人气质都鲜明十足，在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最后的最后，他们无不赢得了历史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