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热映，影片中安吉斯饰演的主人公张嘎子的形象神貌俱佳，深入人心。

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安吉斯竟然是内蒙古著名的双枪女将乌兰之子。

而他的母亲乌兰的故事，远比嘎子还要传奇。

1922年9月15日，乌兰出生在内蒙一户蒙族贫苦人家（现辽宁省朝阳县）。

她从小身体健壮，好胜要强，常常跟着男孩子们一起下地、上山、爬树、翻墙、学骑马，胆大敢闯。

“九·一八”事变后，9岁的乌兰跟随着家人流落到北平。从此，在她小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

她先后进入北平的学校、东北职业学校和通州女师学习，学习成绩优秀。

而抗日的烽火把这位好强的少女推进了革命的洪流。

她跟随大同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到东北大学参加读书会、歌咏队，送传单。

1937年春，她参加了我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她又参加了地下党员王森领导的爆破组。为此，她常常和好友出没于日本人的洋行、商行。

同年，她受组织的派遣，进了天津裕元纱厂。

她以纺织女工身份作掩护，一面做女工工作，一面参加爆破活动。白天在工头面前，她是一个“老实听话”的女工，下班后，在工人姐妹中间，她是一个惹人喜欢的懂事的姑娘，晚上，在同志们中间，她又是一个机灵、勇敢的爆破队员。她忽儿打扮成一位阔小姐，忽儿又变成个穷丫头。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她单独与同志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炸过日本人的洋行、公司、桥梁、铁路、军用汽车和装载军用物资的船只。

1938年春末，天津地下党决定炸掉表面上卖百货，实际上却是日本特务重要据点的田野泽行，而乌兰就是执行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选，她年岁不大，不惹人注意，人机灵，又有爆破经验。

3月8日下午4时左右，乌兰和伙伴背着书包，来到了人来人往的田野洋行，站在堆满人造丝料的柜台前，挑选绸料。她先买了一块黄底的人造丝，伙伴则在柜台前“认真”挑选，用身子挡住乌兰。

乌兰将买来的绸料展开搭在左臂上“欣赏”，绸料挡住右边身子，右手便迅速从书里掏出香烟盒一样大小的定时炸弹，机警地塞进人造丝料细的最下面，然后，拉着伙伴道：天不早了，快回家吧。

她们走后两个小时，田野洋行即被炸了，熊熊大火冲天而起。

田野洋行被炸，敌人暴跳如雷，更加紧搜寻，白色恐怖到处笼罩。

很快，一个爆破小组被敌人破获了，为了保存实力，组织上命令乌兰等人立即撤离天津。

1938年8月17日，16岁的乌兰和两个大同学登上了一艘邮轮，绕道香港，经深圳到了广州八路军的办事处，奔向了向往的延安。

日本投降后，乌兰从延安来到了热辽前线，回到了故乡。

彼时，当地武工队只二三十人，面对1945年冬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王爷沁布道尔济千余人的进攻，面对沁匪的反动宣传和我军有计划的撤退，武工队内军心动摇，纪律松散。

武工队队长虽是全有正义感，但缺少工作方法和政策观念。

乌兰到了这儿，给武工队的队员们来了一场紧张而又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广大队员最快速度提高了觉悟，看清了形势。

队长是当时觉悟提高较快的一个，而且能很快地将从乌兰那儿学来的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运用到实践中去。

后来，武工队在阜新、朝阳、北票和敖汗旗一带，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队伍很快由二三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多时达700多人）。

随着队伍的扩大，1946年2月，热辽军分区决定将武工队改为内蒙人民自卫军第十一支队，乌兰任政委。

为了提高战士的军事素质，乌兰除了讲课外，还教他们骑马、打枪。她教战士上马用“旋上”，即打起马来再上，这样起跑快，可以预防敌人的黑枪，减少伤亡。

当时，卓东一带有股土匪，匪首叫梁省三，群众叫他们“老梁队”。

这股土匪有200多人，以莲花山为里穴，为害人民多年，群众恨之入骨。

由于这股土匪一打就跑，莲花山又有许多通道，很难剿灭，国民党、日本人都奈何他们不得。

乌兰深入莲花山匪巢，走访被害的老农，最终摸清敌情，利用匪徒们的活动暗号，把他们引出巢穴，一举歼灭。

由此，乌兰的名声大振。

当时，热辽一带出了名的悍匪头子名叫“打一面”。据说，只要子弹充足，打起仗来，他完全可以一个人独挡一面。

1946年8月下有，他曾带领80多人来投诚，是乌兰亲自前去接收的。

接收后，他们参加了攻打北票城的战斗。但是，当部队回到热辽地委、军分区所在地整顿时，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心腹在弟兄们中一面散布流言蜚语，一面暗中与沁匪联系，告诉沁布道尔济王爷，八路军后方空虚，十一支队不足为惧。

这时，“打一面”就像埋在前沿阵地的定时炸弹，必须立即拆除。

乌兰遂决定亲自请“打一面”到司令部“赴宴”。

“打一面”装作者无其事地来到了司令部，乌兰“热情”地接待了他。

突然，鸟兰将他派人送给沁王爷的三封信往桌子上一摆，说：“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息，给念念吧。”

“打一面”顿时愧了神，脸色铁青，啪的一声掏出了枪。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乌兰猛喝一声：“晚了！”

“打一面”定神一看，她的双枪已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只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接着，乌兰带着战士，一个班一个班地做工作，对“打一面”的80多人区别对待，使事情得到圆满的处理。

乌兰不仅有胆识，工作有魄力，而且心胸豁达。

十一支队队长王景阳是个性情耿直、文化不高的四十五岁的蒙族汉子，而政委乌兰只有二十四五岁。

她平时困难抢着挑，战时打仗冲在前，时时处处注意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支队有着较高的威信。

她考虑到支队长是个独生子，便破例地让他将母亲、妻子带到部队里来。两人合作得很不错。

可是，有一天，支队长喝得醉醺醺的，踉跟跄跄走到乌兰面前大骂开了，称乌兰是“母政委”。

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谁受得了这样的辱骂？

泪水在乌兰的眼里打转，她翻身跨上大青马，飞也似地向军分区奔去。

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年轻的乌兰已经变得心平气和了，经过军分区政委陈文彪的开导，她很快想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她生命都合得，这点小小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当她回到支队，看到支队长让队员将自己绑在门口，正等政委回来处罚，她立即上前给他松了绑，爽快地说道：“我们的共回斗争且标是王爷。”

而她的这份豁达，也一直贯穿到了之后的岁月中，她常挂在口边的蒙古话，就是“要胸如千里草原”。

在金国解放前夕，根据组织上的统一安排，1949年5月，乌兰依依不含地离开了生死与共的战友，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内蒙自治区妇联主任、区党委委员、区人民政府委员、区经委副主任等职。

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她总是注意深入厂矿、草原、蒙古包，与工人、农民、牧民打成一片，忘我的工作。

1980年，乌兰调到全国总工会任书记处书记，又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工会工作上。

1987年4月5日，乌兰同志病逝，享年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