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1日，当28岁的王伟走出森严的监狱大门，一眼望见冷风中迎候自己的老父老母，顿时百感交集，禁不住双膝跪倒，痛哭失声！

此时此刻，这位已在高墙铁网中熬过了1400多个日日夜夜的年轻人，已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激动、愤懑、困惑和无奈了！

如果不是因表现良好被先后两次减刑，王伟至少还要在狱中熬上两年，而他的6年牢狱之灾，竟然缘于一次意外的寻衅，缘于几个医生伪造的病历。

头一天上路就横遭不测

时间追溯到6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

90年代末的乌鲁木齐

1995年2月12日，一直待业在家的乌鲁木齐青年王伟，承包了一辆“夏利”出租车。

头一天上路，他心情格外激动，精神饱满地跑了一整天仍不觉疲倦。

凌晨2时许，王伟在北门一家歌舞厅门口被一名身穿警用大衣的青年男子拦住，该男子拉开车门上车后坐在后排座位上，说要去长绒棉厂。

长绒棉厂距市区较远，平时每至深夜车稀人少，路又不太好走，一向胆子较小的王伟心里不情愿去。

但看到那个人披着警用大衣，王伟以为他是警察，二话没说，一踩油门就疾驰而去。

到了长绒棉厂大门口，计价器显示车费为14.1元，乘车的男子从口袋掏了10元钱从隔离网后扔给王伟，就要下车。

乌鲁木齐长棉绒厂

王伟和颜悦色道“先生，钱不够。”于是对方又掏了张50元大票递给王伟。

王伟接过钱认真地翻了翻衣服口袋解释道“对不起，我身上没有零钱，咋办？不如咱们到前面找一个地方换开。”

不料，就这一句话惹乘客生气了，对方硬邦邦地说：“不准动车，否则就把你的车砸了！”边说边从隔离网缝隙伸手抢回自己的50元钱，就要下车走。

年轻气盛的王伟问“你坐车咋不给钱呢？”

“不是给你10元钱了吗？”乘客态度蛮横道。

“这不是想讹人吗？”王伟也不示弱。

“啥？敢说我讹人。”乘客更火了，指着王伟喝道“小子，今天你别想走！”

90年代末新疆出租车

王伟明白乘客就是长绒棉厂的人，这才有点害怕了，于是软下口气央求道：“朋友，钱不要了行吧？你下车让我走，我还要做生意呢！”

“不行！”对方厉声道，“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

随着乘客一声吆喝，厂大门值班室立马冲出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其中有的穿着经济民警制服，上来把车围住了。

刚刚22岁的王伟虽然见势不妙，但也年轻气盛，又不想“熊包”，就干脆从驾驶座下摸出一把防身用的带鞘小刀，下车来与围攻他的四五个人周旋。

在双方攻防当中，那个乘客仗着是自己的“地盘”，又有人援手，扑上来就夺王伟的刀子，但他只夺走了王伟的刀鞘，却被王伟手中的刀子划伤了头部。

夜黑人乱中，王伟并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刀子已经闯祸，只顾乱挥乱舞，抵挡来自四面的拳脚。

毕竟寡不敌众，王伟在挨了无数拳打脚踢浑身伤痛的情况下，将刀子往路边树丛一扔，连车钥匙也没顾得拔，就逃出重围，跑到附近派出所报案。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两名联防队员，立即陪同王伟一道赶回长绒棉厂大门口，却不见了出租车。

待他们转了一大圈终于在该厂院内找到出租车时，车子的前后挡风玻璃和两侧玻璃均被砸碎，车体外壳前移、变形，左后轮胎破损，钢圈报废。

就在王伟向两名联防队员讲述事发经过时，突然听到有人喊：“就是这小子，用刀砍伤了李建忠！”

话音刚落，立即又有几个身穿经警服装的小伙子扑上来，当着联防队员的面对王伟一阵拳打脚踢，然后不由分说用皮带将王伟捆绑起来，拖进值班室继续殴打。

直到他们打累了，王伟才被联防队员带回派出所。

派出所

王伟这才知道，自己招惹的那名乘客身份特殊，是长绒棉厂经济民警李建忠。

第二天一大早，王伟的父亲王志忠闻讯赶到派出所，把浑身是伤的王伟送到医院。

医生诊断，王伟“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

后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及乌鲁木齐市检察院法医鉴定，王伟“被钝器打击致使头部、腰、背、下肢多处软组织损伤，以及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

这属于“轻伤”，右腿必须打上石膏住院治疗。

王伟住院期间，出租车主提出了车辆修理费12800元，以及因修车耽误30天的承包费6900元的索赔，王伟的父母只得东凑西借，才赔偿了车主。

90年代末新疆出租车

三级法院错判冤案

就在事发后几分钟内，李建忠到本厂医务室包扎头部的刀伤，也向派出所报了案。

当时，值班的厂医董大夫为他清洗伤口，用一块纱布作了压迫包扎，建议他去医院治疗。

从医务室出来，负责送李建忠的司机问李建忠去哪儿，李建忠口齿清晰地说：“先回家把我爸爸叫上，再去纺织医院。”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李建忠为什么不去附近的其它医院却偏偏选择去纺织医院呢？因为他父亲李汉林当时是纺织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一个小时后，李建忠在父亲李汉林的陪同下，来到纺织医院治疗。

2月12日清晨8时，纺织医院急诊科主任邵某在交接班前，书写了编号为8816的门诊病历：

新疆纺织医院

李建忠头部外伤伴昏迷5个小时，5小时以前与人争吵，被人用刀砍伤头部，失血约2000毫升，继之昏迷不醒，急送我院，以失血休克及颅脑外伤收住。

查体：头部约5厘米长伤口，并颅骨骨折；血压：0;化验：待报。

李建忠在纺织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由该院外二科主任杨某一人书写的住院病历长达33页，对李建忠住院时的描述尤其令人瞩目：

“……头部刀伤1寸余，查体所见：精神较差，神志朦胧，面色苍白、虚弱。”

“脉搏细弱，血压40/0MMHG，头部左颞部可见长约6cm裂伤口，深达颅骨，颞动脉断裂，出血呈喷射状，双手食指被锐器划伤。确诊：开放性颅骨骨折，失血性休克。”

这份由杨某一人“包写”的编号为50425的住院病历，对王伟的命运逆转起了决定性作用。

1995年2月21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法医门诊部正是依据纺织医院的50425号住院病历认定：李建忠损伤程度属重伤。

两份病历和法医鉴定，成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重要参考证据。

王伟在事发后不久即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由于有伤在身，父亲为他办了“取保候审”手续。

两年后的1997年3月12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决定逮捕王伟。

1997年4月22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伟有期徒刑6年。在附带的民事判决中，判定王伟不赔偿李建忠提出的民事赔偿要求。

王伟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7年7月12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王伟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

王伟又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被害人李建忠的病历矛盾较多，不能作为认定重伤的依据”为由，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1998年5月21日，自治区高院又驳回了王伟的申诉。

至此，三级法院的判决似乎滴水不漏，铁案如山，王伟只能蹲在监牢里，面对高墙铁网，长叹息以掩涕兮，徒唤奈何了！

蹊跷的是，王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坐牢，而致他受伤和砸毁他车辆的人员，一个也没有受到查处。

检察机关查出真相

王伟的遭遇激起了他父亲王志忠及全家的强烈悲愤和困惑！

“儿子开车不到24小时，人被打了，车被砸了，还要坐上6年牢，真冤啊！我就是搭上这条老命，也要为儿子讨回个清白和公道来！”王志忠眼含热泪，对全家人说。

王志忠是一位普通退休工人，无权、无势也无关系网，但他拖着年迈的双腿，开始奔波在为儿子伸冤的漫漫长路上。

王志忠

王志忠不知往纺织医院跑了多少次，恳求医生将50425号住院病历重抄一份，他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医生，医生将病历重抄了一遍，并加盖了医院公章。

王志忠千恩万谢，然后拿去到处找外科医院“诊断”。

乌鲁木齐几位权威医学专家看了50425号住院病历，几乎异口同声地直言：“病历记录的病情，前后自相矛盾，可以断定是伪造的！”

王志忠从专家的论断中看到了希望。他又拿着病历，不断到自治区监察厅、乌鲁木齐市纪委等有关部门上访，整整跑了大半年，促使市卫生局成立了调查组。

然而，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纺织医院50425号病历是真实的，没有伪造。

王志忠自然不服市卫生局调查组的结论，仍继续向有关部门申诉，并两度进京“告御状”。

王伟的遭遇和王志忠不屈不挠的申诉，终于引起有关方面关注。

1998年6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举办的检察长接待日活动中，王志忠终于见到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韩杼滨。

韩杼滨看了王志忠提交的材料后，对此案所暴露出的问题十分重视，当即批转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对此案详查。

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则指示负责在押犯人申诉受理的乌鲁木齐八家户地区检察院依法重新调查此案。

1998年7月，八家户地区检察院正式成立王伟案复查小组，专责此案复查工作。

检察官们一接手此案，便发现了的诸多疑点，然而他们都没想到，查出实情竟会如此之难。

他们首先到一审法院调阅案卷，法院却以案件已经终审、所有材料早已上交为由，拒绝提供。

无奈之下，八家户地区检察院只得请示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协调法院提供案卷。

经过漫长的流程，在过了4个月时间后，复查小组的检察官们才拿到一审案卷。

仔细审阅了一审案卷，他们终于发现了关键所在——法医没有对李建忠伤情进行检查，而是简单根据纺织医院病例确定伤情，这是严重违规的！

接着，复查小组又去纺织医院调取当年的病历，却一无所获。

经过调查得知，自治区卫生厅曾派人借走过此病历，此后再未归还他们，而借病历的李某却矢口否认借过病历。

经过病历室一番大海捞针式的搜寻，他们终于找到了李某当年开具的那张早已泛黄的借条。

面对证据，李某只得拿出了那份检察官们久寻不获的病历。

经查看病例，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检察官们立即趁热打铁，火速询问当年病例的撰写人。

当初亲笔书写8816号门诊病历的纺织医院急诊科主任邵某承认：

“第一，我当时根本没有见到病人，病人也未来急诊科，是2月12日早晨8时许，我交班前，伤者的父亲李汉林来找我，由他口述我书写的病历。”

“第二，因为李汉林是我们的老院长，他又是医生，他口述病情应该是可靠的，我也没有多想，就给他写了，没有根据，只是听他口述。”

邵某于1995年2月12日3点40分开具的住院证上“医嘱”写明：“抬入外科”。

然而，当检察官询问李建忠：“到了医院你是走上楼的，还是被别人抬上去的？”

李建忠回答：“是我父亲和林某(长绒棉厂经警)扶我上去的。”

邵某的陈述，对检察机关突破此案起到了关键作用。

经检察机关查证，8816号门诊病历记录的所谓“昏迷5小时”“失血约2000毫升”“血压为0”和“抬入外科”等，主要情节均系伪造。

“李建忠是否是颢动脉断裂，出血呈喷射状？”检察官趁热打铁，继续追寻关键问题。

事发当天第一个为李建忠清创缝合的长绒棉厂厂医董大夫面对检察官的询问，坦言道：“不是颞动脉断裂，也不是喷射状，只是在流血。”

纺织医院的关医生当时也为李建忠做了清创缝合，他也向检察机关证实：

“当时根本就没有喷射，也不是颞动脉断裂，血凝块已经覆盖了伤口。”

“伤者被扶上来时神志清楚，回答问题切题，讲述了案发过程，他血压有点低，但绝对不是0。伤者从清创到我早上9点30分交班前，一直是清醒的。”

然而，根据检察机关查证，1995年2月12日6时，外二科主任杨某写的抢救记录与事实不符，并严重违背医学科学，违反休克抢救原则。

啼笑皆非的是，按照杨某写的抢救记录来看，这根本不是救人性命，而是置人死地，也说明了抢救过程的不真实性。

杨某面对检察机关的询问，只回答说：“我解释不了。”

身为外科主任，杨某从事医疗工作20多年，可谓是经验丰富，又一个人“包写”了从首页、医院记录、住院病历到病程记录及抢救记录的长达33页的“住院病历”。

可杨某却对上述问题不能自圆其说，检察机关认定造假！

至1999年9月，检察官们经过一年多的认真核查，终于使一份假病历导致一起冤案的事实真相浮出了水面。

李建忠的父亲李汉林是王伟案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始终认为：

王伟持刀将我儿子砍成重伤是事实，纺织医院开具的病历也并非伪造。因为那天凌晨，我儿子从头到脚血淋淋地被我送到医院。

当时值班的只有一个姓关的见习医生，他处理不了病人的伤情，我只好叫来外二科杨主任。

经检查，我儿子已经没有了血压，处于休克状态，伤口长达五六厘米长，出血量大。

后来，我又把王副院长叫来抢救我儿子，王副院长检查完病人后说是颅骨骨折。因为当时我儿子伤势严重，不宜转院，就留在了纺织医院抢救。

他也承认8816号病历是由自己口述让邵某补写的，不过，“这份门诊病历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出来也是正常的。”

李汉林认为，即使那份由杨某一个人所写的50425号病历“也不是假的”。

讨还公道何其漫长

俗话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1999年11月，八家户人民检察院向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调查报告，并要求重新鉴定李建忠的伤情。

受检察机关委托，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们在对李建忠病历和法医鉴定研究后，于2001年1月3日作出了医疗鉴定书：

50425号病历无真实性，诊断李建忠失血性休克依据不足，重伤可以完全否定。

2001年3月5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在认定此案因判决依据存在错误，导致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情况下，发函建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纠正此案。

2001年6月20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再审决定书”。

决定书认为，“原审裁定认定王伟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指令“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当接到这份“再审决定书”时，王伟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早已被提前减刑释放回家3个月了，他和担惊受怕了几年的父亲母亲相对无言，怎么也激动不起来。

2001年7月30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因一份假病历导致一个人坐牢6年的错案，裁定王伟无罪。

与此同时，涉案的李汉林、医生邵某、杨某以伪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到二年不等，两名涉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法医也因玩忽职守被处以留党察看、降级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