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也加紧了篡权行动，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同志为首的老同志们决定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尽快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国家。
于是，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及汪东兴同志等人经过周密的计划，决定对四人帮主要成员进行秘密抓捕。
虽然计划很周密，但抓捕四人帮主要成员时还是出现了些许小插曲，尤其是抓捕姚文元时更是因为他的敏感差点使抓捕行动功亏一篑。
据姚文元被捕后的口供中说：他在被捕前其实是察觉到了两点异常，犹豫是否要去参会，但是想当政治局常委的念头占了上风，于是……
那么，姚文元被捕前察觉到了哪两点异常呢？
成功抓捕姚文元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签发的开会通知的，通知内容只有两项，都跟毛主席有关，出席会议人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列席。
姚文元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很高兴，相反还觉得有些异常，其中有两点异常最为突出。
第一点异常：正常情况下这种规格的会议只有政治局常委才有资格参加，虽然他之前有幸列席过此种规格的会议，但却从未受到过如此正式的文件通知。
第二点异常：这次开会的地点是怀仁堂，按照通知上看参会的总共就四个人，有必要安排那么大的地方吗？
姚文元翻过来调过去的看着文件，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会通知我参加会议呢？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给姚文元送来文件的机要秘书，也是姚文元的亲信，听到姚文元看着文件自言自语，不由得问了一句：“文件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亲信的问话，姚文元不由自主的问：“这个会议都是由政治局常委参加的，我不是常委，为什么会让我参加呢？我要去吗？”
“既然给您发了通知，我觉得您应该去，现在常委不是有空缺嘛，没准儿这次会议会讨论您进常委的事情呢。”亲信回答道。
姚文元听了亲信的话没有作声，虽然他觉得亲信的话有些道理，但他还是觉得哪里有些不对，他决定去张春桥那里探探口风。
当他赶到张春桥处后，立刻询问张春桥关于晚上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事情，并告知张春桥自己对此次会议的疑虑，谁知张春桥听了以后却说：“你太多虑了，文件写明了你是列席，而且关于审议‘毛泽东选集’的事情向来都是在怀仁堂举行的。这两件事情要你列席，说明你进常委的可能性很大嘛，这有什么怀疑的？你放宽心，就回去等着晚上准时参加会议吧。”
就这样，在张春桥的安慰下，姚文元回到了住所，安心的等着晚上去怀仁堂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向来准时的姚文元在七点四十分走出家门，坐上了自己的专车前往会议地点——怀仁堂。
当姚文元赶到怀仁堂时，他被警卫人员领到怀仁堂东边的休息厅，此时的姚文元并不知道就在不久前，就在怀仁堂，王洪文和张春桥已经被秘密逮捕了，他还认为让自己在休息厅等待是正常程序，因为自己不是常委，本次会议也只是列席。
就在姚文元刚刚踏进休息厅，他的双臂被人紧紧地拿住了，紧接着有一人向他大声宣布了他的逮捕决定，听面前人念完逮捕决定后，姚文元放弃了挣扎，低下了他那还在幻想着进常委的头颅，平静的跟着行动人员走了，就好像他早就预料到有这一天似的
当抓捕小组成员向华国锋等人报告姚文元已被顺利抓捕的消息后，华国锋等人欣慰的笑了，汪东兴也长长的出了口气。
被捕后的姚文元
姚文元被捕之初是被秘密关押在中南海某处，关押一段时间后就和王洪文等人一起被转移到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最初时中央对四人帮关押人员是不允许其和外界接触的，就算是家人也是不允许来监狱探望，就此，姚文元的态度和情绪有了变化，看押人员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抵触情绪和消极态度。
不久，中央决定允许四人帮成员的家属来探望，希望这样能让他们感受到家人的关爱，同时也能感化他们认罪的态度。
在能探监后，姚文元的妻子来探望过他几回，渐渐的，看押人员发现姚文元的情绪好转了，白天吃饭也明显饭量见长，晚上睡觉能睡着了。
说实话，姚文元等人在监狱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伙食标准比当时的中央机关干部在机关食堂就餐时的标准高出近两倍多，每餐是有荤有素，主食不是米饭就是馒头，还不限量，每周还有不同的水果吃，还有奶粉喝，伙食比普通的民众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了。
姚文元等人的住宿条件也很好，都是单独关押，外面的环境还挺不错的，算得上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了。
关押姚文元的监舍很宽敞，生活设施齐全，还给他配有专门的电视间，鉴于姚文元的特殊身份及身体情况，监狱并没有像要求其他类别的服刑人员那样强制要求他参加劳动，但还是给予了他充裕的放风时间，以便让他能活动活动身体。
大部分时间，姚文元都会呆在监舍读读书看看报，书多数都是妻子探监时给他带过来的，吃穿不愁，又能读书看报、看电视，日子过得还是相当安逸的。
可中央这样宽容的待姚文元并没有换来姚文元的真心悔过和交待，在审讯过程中，姚文元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要么硬抗死不交代，要么撒泼耍赖，他表现的很配合，态度也很谦恭，很积极交待问题，但是，在所有的关键性问题上他都把主要责任推脱的一干二净。
在他的交待中，他在特殊时期所犯下的所有罪行他只是个纯粹的执行者，他主观上并没有想去陷害谁，也没有煽动过任何的反动活动，就连让他一炮而红、连升三级，进而被江青提名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名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也再三狡辩，说是在江青、张春桥的唆使和指挥下写的，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面对姚文元的狡辩和推脱，审讯人员不动声色的拿出了姚文元亲笔所记的日记，面对着自己亲笔记下的罪证，一桩桩一件件一条条铁的罪证，姚文元再也无法推脱自己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
再次面对审讯人员的审问时，姚文元老老实实的坦白了。
姚文元日记中有记载他在1976年10月6日的行动轨迹，在审讯人员根据日记内容询问他那天和张春桥见面的情况时，姚文元也都一一如实作答，最后还说：“其实，10月6日让我列席的会议我是察觉到有两点异常的，但是张春桥的话还有就是想当常委的欲望冲昏了我的头脑，所以我去了怀仁堂。”
当汪东兴见到了姚文元的口供后，不由的说：“好险，抓捕行动差点功亏一篑。”
1981年1月，经过多方审理，姚文元最终获得了他应有的惩罚，他被特别法庭判处了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10月算起），其他四人帮成员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刑期，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牢狱，他们能做的只能是认真改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出狱后的姚文元
1996年10月，经过漫长二十年改造的姚文元终于刑满出狱了，这时的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花甲老人了。
幸运的是姚文元的家人并没有抛弃他，当他办理完出狱手续走出监狱大门时，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他的妻子在不久前刚刚去世了。
由于姚文元入狱后，妻子及女儿早都迁到了上海生活，姚文元出狱前向组织打了申请准备出狱后随女儿一起到上海生活，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姚文元的申请。
所以，姚文元出狱后，就同女儿一起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一路上，姚文元都紧低着头，生怕被别人认出来，可能此时的他已深刻体会到那些年他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遭人痛恨及不齿了吧。
回到上海后，姚文元第一件事就是去墓地看望已故的妻子，他的妻子苦苦等了他这么多年，却在他出狱前一个多月去世了，他坐在妻子墓前与妻子喃喃的说了很久，不知是在忏悔他的罪恶还是在诉说对妻子的想念，不久后他又给妻子重新立了墓碑，墓碑上没有他的名字，即使是女儿名字前也没有写姓氏“姚”，墓碑的背后是他为妻子写的《蝶恋花》，词中包含着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之后，姚文元向组织上提出想回浙江老家生活，并提出想写回忆录，最初时，组织上考虑到姚文元曾是四人帮成员的特殊身份，考虑到回忆录中肯定会涉及到他所经历的特殊时期的敏感事件，其中有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弄清楚，所以，组织对于他写回忆录的事情给予了拒绝。
组织上虽然拒绝了姚文元写回忆录的要求，但并没有打消姚文元写回忆录的念头，他坚持把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实事求是的写了出来，并给到组织去审查，最终通过了审批，组织同意小范围的出版，姚文元的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结语：
虽然姚文元作为四人帮成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和损失，但国家和人民在他出狱后却用最大的宽容重新接纳了他，并给予了不低的养老费和一些特殊的照顾，让他能衣食无忧安稳的渡过他的晚年，甚至还同意了他出版回忆录，最后的结局还算是不错的，也算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吧。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故了，姚文元死后，女儿按照他的要求把他葬在了母亲的墓中，并按要求墓碑上没有刻下他的名字也没有他任何相关信息，他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妻子的墓不被世人知晓，以免受他所累受到打扰，也可能是以这种方式向他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做最后的忏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