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红军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给万里长征画上了句号，可是，此时红军的处境却并不容乐观，由于陕北人口不多、经济也不发达，老百姓自己的温饱都无法保证，所以难以做到对红军足量的支援，因此，缺衣少粮、武器装备匮乏、战争物资稀缺，致使红军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而此时的蒋介石，面对日寇的疯狂入侵，却视而不见，仍然把全部精力放在剿灭红军上，下令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去围剿刚在陕西立住脚的红军。

张、杨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不愿意继续与红军为敌，后来又通过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假设没有这场“西安事变”，红军的命运会怎样？对于这个问题，徐向前分析的很中肯。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历经两万五千里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陕北。

此时的红军虽然成功摆脱了蒋介石十万重兵的追杀，结束了长征，但面对当时非常严峻的革命形势，他们的压力仍然非常大。

党中央领导人们经过商议，已明确决定将陕北地区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党中央及红军的立足之地，接下来，怎么生存和发展，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可就在这时，日寇加快了侵华的脚步，他们在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又开始往长城各口大量增兵，平津处于了危险之中，整个华北也即将落入侵略者之手，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此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是更加紧迫的救国救民的重大战略任务。

然而，就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还顽固的坚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当他得知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之后，立即派东北军和西北军去陕北围剿红军。

毛主席认为，要想在陕北立稳脚跟，必须与蒋介石狠狠的打一仗，只有歼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才能使他们不敢轻易进犯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排兵布阵，最终粉碎了蒋介石重兵围剿的阴谋，随后又迅速纠正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等“左”倾错误，总算让局势稳定了下来，在陕北立住了脚。

可这时，又有一些新问题展现了出来，中央红军在经历了一年的艰苦长征后，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损失相当严重，各个方面都急需休整补充，但是陕北地区地广人稀、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红军兵源补充和军需供给成为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试想，红军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那还怎么发展和壮大呢？此外，虽然当时红军成功打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但却并未从战略上把国民党的围剿部署打乱，不消灭共产党红军不罢休的蒋介石，还在继续策划着对陕北发出新一轮大进攻，因此，陕北仍然处在被围攻的危险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时让红军抗日力量也尽快得到发展与壮大，党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讨论。

在会议中，大家针对红军向何方发展才能扩大根据地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表示红军刚在陕北站住脚，应该克服困难，先在这里巩固一段时期，再考虑如何向前发展；而有人则觉得，陕北不利于红军发展，应该马上想办法向外发展，去开辟新的立足点；还有部分人提出往西向宁夏或往北向内蒙古去寻求发展的不同主张。

毛主席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山西紧邻陕北，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可攻可守，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山西恰好处于西北和华北的中枢地带，如果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就可以开辟出一条通往华北抗日战场的道路。

与陕北相比较，山西就显得地广人密，再加上阎锡山在这里精心经营了多年，物力、财力都很充裕，经济要比陕北发达很多，选择向东到山西去发展，兵源补充、筹集钱粮、部队给养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还有，山西的地形比较复杂，很适合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红军能够很好的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从而狠狠的打击敌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毛主席认为东出向山西发展最为合适，随后，他于1935年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面系统的论述了向东边的山西发展的理由。

毛主席通过把握全局、有理有据的详细分析，让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们都充分的认识到了，东征发展战略是我党当前最正确的抉择，在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后，党中央果断的做出了红军东征的新决策。

党中央确定了向东发展之后，便开始积极的做相应的准备工作，但是，面对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现实情况，毛主席也不能孤注一掷，所以他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指出，山西是一定要去的，但也要做好返回陕西的思想准备。

此时，蒋介石也猜到了毛主席的意图，于是便派了重兵封锁了黄河两岸，以防止红军东渡黄河。

为了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有国民党的两个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到黄河西岸进行阻击，在河东及山西腹地，阎锡山也布了下了重兵阻止红军进入山西境内。

1936年2月20日，党中央经过一番周密部署之后，毛主席和彭德怀共同率领红军抗日先锋军约1.3万人强渡黄河，正式发起了东征战役，阎锡山精心布置的黄河防线很快被突破，红军顺利进入了山西省。

红军进入山西后，经过一路征战，先后攻占了关上、蓬门、兑九峪等地，阎锡山的军队被打得节节后退，有些招架不住，于是便向蒋介石求援。

蒋介石立即派陈诚率15万大军进入了山西，本来已被红军控制的晋 西黄河沿线各渡口，又被敌军夺了过去，河西张学良、杨虎城按照老蒋的命令封锁了黄河西面。

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保存实力，选择了回师陕北，东征受挫后，毛主席等领导人经过商议，为了扩大抗日红军，也为了离外蒙和苏联更近些，于是便决定去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6年5月中旬，红军又开始了西征战役，在西征战役发起的同时，党中央在之前对东北军和西北军所作的统战工作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因此，红军西征得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暗中相助。

但蒋介石在红军东征结束后，并没有放松对红军的追剿，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后，蒋介石完成了对根据地的围剿部署，共调集了268个团，约45万兵力准备来对付红军。

此时的根据地，因为内部条件脆弱，外部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几乎被逼入了绝境，为了绝处逢生，不被困死在陕北，需要立刻寻求外援，与苏联取得联系。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连休整都来不及，便按照党中央的紧急命令，与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开赴甘肃新疆，去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然而，因为各方面准备的都不充足，最终西征失败，西征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

此时，党中央毛主席意识到，我党的军事力量当时确实是太虚弱了，光凭着不怕牺牲的精神与敌人硬拼是难以扭转根据地的危险局面的，于是，党中央毛主席改变了策略，决定通过政治手段去寻求一条摆脱危机的途径。

随后，我党加紧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两军的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非常爱国的将军，对我党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很是认同，不久后两军与我党在暗中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并对红军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然而，对根据地构成根本威胁的并不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而根源还是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所以还得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

可此时的蒋介石其实也正在为多年来无法剿灭共产党而伤神，当共产党通过苏联政府、宋庆龄等渠道与他取得联系，他同意了我党提议的用“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党的问题。

但在谈判中，蒋介石态度强硬的要求共产党向他投降，他来收编红军，这样的条件共产党怎会接受？最终我党果断的放弃了政治解困这条途径。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看收编红军已无望，于是便下令对红军发起总攻，但此时蒋介石已经觉察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非同一般，于是便亲自来到西安督战，并威逼张学良和杨虎城向红军发动进攻。

张、杨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公开声明不愿意继续“剿共”，并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蒋介石听了二人的话勃然大怒，要将二人调离陕西，在此情况下，张、杨为了逼蒋抗日，只好破釜沉舟实行兵谏。

兵谏之后，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开始合作抗日。

西安事变的发生，确实对共产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共产党在争取到了合法的政治地位之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后，我党的有了一个稳固的后勤保障基地，不再为军队的给养和兵源犯愁，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战中，这时，有人说了，西安事变是历史对共产党的恩赐，它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那么，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命运是否会改变呢？对于这个问题，徐向前的分析很中肯。

西安事变的发生本来就在我党的意料之外，我党从没参与过，所以也从没指望过此类的事变能为我党带来什么意外转机。

当时，我党的处境虽然特别艰难，但在这之前经历过多年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万里长征，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已经相当强。

另外，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开始友好往来，张、杨很赞成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这无疑会阻碍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从侧面协助共产党走出艰难困境。

红军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因此，在西安事变前其实早就已经具备了在艰难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主客观条件，这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来讲是一种机遇，但绝算不上什么“绝处逢生”，只是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这场西安事变，确确实实给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所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转变的关键，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转变的应该没这么快，不过，随着国家局势的发展，一定会出现一种力量来逼他转变，通过其他方式迫使他放弃“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