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指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的政变。

在这场政变中，李世民杀死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建成和元吉的儿子均伏诛，两个月后，李渊退位，将皇位让与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不仅是大唐帝国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父子生隙，这场皇室伦理悲剧被后世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场惨剧都是唐高祖李渊亲手种下的恶果，为了权力，他挑弄几个儿子之间的关系，最终玩大脱手反噬了自己。

说起李渊的家世背景，在隋朝绝对是金字塔最顶尖的存在，李渊的祖父李虎，在南北朝时期的西魏官至太尉、八柱国之一，被赐姓大野氏（李渊又名大野渊）。

北周建立后，李虎被加封唐国公。此后李渊的父亲李昞承袭爵位。

李渊成年后迎娶代北豪族窦氏，即太穆皇后（太穆皇后谥号为唐高祖即位后追封）。

与李渊家族相比，窦氏背景同样不简单，她是西魏权臣、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外孙女，按照职务，李虎还是宇文泰的下级，窦氏的父亲窦毅在北周时期为上柱国、大司马。

太穆皇后与李渊结婚后先后生下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平阳昭公主等，613年太穆皇后病逝。

从某种程度上说，太穆皇后早逝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十几年后她看到自己的几个亲生骨肉互相残杀，作为母亲不知作何感想。

所谓成王败寇，在后世人们的印象里，除了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其他的几个兄弟皆是酒囊饭袋之徒。

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李建成，在李渊晋阳起兵以及大唐统一战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建成作为李家的嫡长子，深受父亲李渊和母亲太穆皇后器重，长大后娶中原名门士族荥阳郑氏之女郑观音为妻。

时值隋朝末年，各地起义多如牛毛，地方州郡豪族割据自立，隋炀帝杨广自知中原沦陷，遂于616年巡行江都（扬州），以避义军锋芒。

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

其实李渊看到大隋杨氏大势已去，早已心生异志。太原（晋阳）作为“天下精兵紧要处”，拥有丰厚的武器和物资储备，李渊不胜欢喜，携次子李世民前往就职。

同时派遣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赴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则在晋阳暗中结交豪杰，甚至招纳亡命徒以供日后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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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李建成年仅27岁，而且联姻荥阳郑氏也恰恰是在李渊担任太原留守前后。

可见，李渊对他的几个儿子从一开始就各有分工，没有太大对待差别，只是李建成有嫡长子身份加持，稍显重用，结交河东豪杰更是独当一面。

与亲哥哥李建成相比，李世民的人格魅力要盖过一头，李世民出生于598年，小李建成九岁。

史载幼时聪明机智，见解高明深远，面临大事刚毅果断，不拘小节，在十七岁时就以少数骑兵前往雁门关逼退突厥大军，解救杨广囹圄之中。

所以李渊对自己的“二郎”非常器重，若非长幼秩序，李世民估计坐稳太子大位没得争议。

从入主太原到617年七月正式起兵，大约半年时间里，李渊父子一直在暗中准备。

李世民陪伴李渊左右，发挥串联组织作用，起兵前后旬日之间即募兵上万，太原周边豪杰侠士无不效忠跟随，若非李世民，李渊很难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羽翼。

不过即便李世民一再催促举事，李渊坚持等待李建成从河东返回。

617年六月，李建成和李元吉到达太原参与起兵，短短十天时间就消灭西河隋军，打通南下长安的战略通道，从而帮助李渊确立“入据关中，号令天下”的战略计划。

到了具体执行阶段，李渊作出如下安排：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

在此后五个月时间里，两路大军轰轰烈烈攻入长安。

可以说，李渊从起兵反隋到入主长安，对建成和世民齐头并用，两边下注，两兄弟均为人杰，不甘落后，暗自较量竞争。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立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元吉为齐王、并州总管，留守太原。

李渊如此安排颇耐人寻味，李建成虽为太子，却令李世民总理朝政，还把李元吉安在太原以示牵制。

李渊这么做明里暗里在撩动李世民那颗躁动的心，意思是“你还有机会，要努力！”

当然李渊这么做并非毫无依据，毕竟隋炀帝杨广就是靠扳倒亲哥哥、废太子杨勇上位，甚至连隋文帝杨坚的死都是不明不白，只是李渊自以为通过权力制衡可保皇位永固。

封建皇权的专制和排他性为李渊父子关系蒙上一丝微妙的阴霾。

按照李渊的部署，李世民是其牵制李建成的棋子，应发挥皇帝与太子之间的稳定器作用，可偏偏李世民能力过于卓越，让李渊时常感到不安。

前文说过，李世民在太原广交豪杰，帮助李渊扩展足够的社会资源，才使其得以在起兵时一呼百应。

此后李世民率兵南下，击败隋朝守军，帮助李渊入主长安，618年消灭薛仁杲，吞并陇右地区，其军中威望日甚一日。

不过最让李渊忌惮的是李世民年仅二十岁，未来前途不可估量，所以李渊找机会遏制其势力发展。

619年发生的刘文静事件成为李渊李世民父子首次嫌隙。

刘文静，隋炀帝时期为晋阳（太原）县令，与时任晋阳宫监的裴寂为好友。

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刘文静看出李渊胸怀大志，便与其结交，对李世民非常赞赏，常对裴寂说道：

“李世民绝非庸碌之辈。他豁达大度，神武雄豪，是汉高帝、魏太祖一类的人物，年纪虽轻，却是天纵之才。”

在此后的晋阳起兵过程中，刘文静与裴寂参与很多，而且两人凭借职务特殊身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刘文静与李世民相识更早，成为后者的左膀右臂，而裴寂作为宫监，搭上的是李渊这条线，在刘文静的牵线下才结识李世民。

定都长安后，刘文静被任命为纳言，到李世民亲征陇右时为元帅府长史，成为李世民坐下首席参谋长和幕僚。

而裴寂则被拜为尚书右仆射，成为宰相，每日还获赐御膳。李渊每有临朝，必请其同坐，且对他言听计从，只称“裴监”，从不直呼其名，裴寂所享有的待遇已经超越君臣界限。

同样是从龙之臣，刘文静与裴寂的地位相差甚远，而刘文静自认为才能在裴寂之上，且屡建军功。

至于裴寂不过是仗着和皇帝关系近，才执掌大权，故心中不平，常在议论朝政时与裴寂对立，最后发展到凡是裴寂赞同的都要加以反对。

其实，裴刘的地位差别是李渊有意制造，这么做无非是向朝廷传达一种信号，只有跟随皇帝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找别人没有用，能力多大没有用，站好队才重要。

在李渊看来，刘文静给裴寂难堪，就是仗着秦王李世民的宠信挑战皇帝威权。

而随着李世民吞并陇右，李渊决定敲打一下秦王府的气焰。好巧不巧，刘文静在此时撞上枪口。

一次，刘文静与兄弟刘文起饮宴，醉后口出怨言，称要斩杀裴寂。恰巧家中发生妖祟之事，刘文起召巫师作法驱除妖孽。

恰在此时，刘文静有个失宠的小妾托人告发诬称刘文静谋反。李渊正愁找不到把柄，到手的鸭子岂能飞了，二话没说就将刘文静下狱，还命心腹裴寂与萧瑀审讯。

刘文静倒也很实在，直言不讳说道就是因为功劳大，但官衔与赏赐远不如裴寂才有不满之心。

萧瑀认为刘文静并非谋反，李世民眼见自己的亲信被欺辱，也极力保全，但裴寂却落井下石，坚持处斩，以绝后患。

李渊为了打击秦王府势力，不顾李世民等人劝谏，执意将刘文静处斩，抄没其家产。

刘文静临刑前抚膺长叹“高鸟尽，良弓藏。”只可惜，他未懂得自己只是李渊父子政治博弈的牺牲品罢了。

刘文静之死让李世民心中恐慌，逐渐产生夺取皇位的构想。但此时最重要的是完成大唐统一战争重任，李世民选择隐忍，以军功积累政治资本。

而李渊也需要李世民夺取江山，父子成见暂搁置一边，一致对外，不过一颗权力之争的种子就此埋下。

李渊本想在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间寻求平衡，但是前者实在太不争气。

619年刘文静死后不久，代北军阀刘武周在突厥支持下大举南下，几乎扫平整个河东，驻守太原的李元吉弃城逃跑，包括裴寂在内的唐军守将接连溃败。

唐朝势力被压缩至晋西南一隅，关中震骇，李世民率军抵御，经过数月激战，击溃刘武周部，收复河东。

620年七月至621年五月，李世民统率十万大军东出中原，在虎牢关之战中一举歼灭中原两大势力——河南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集团，完成统一北方的重任。

在此之前，李世民已是秦王、太尉兼尚书令，地位之尊崇已到封无可封的地步，但由于李世民功劳太大，又不得不封。

于是乎李渊发明了一个叫天策上将的官职，封给李世民，其仪仗排场和礼遇仅次于李渊和李建成。

随着李世民功名日盛，李建成逐渐感受到威胁，两兄弟的矛盾日渐加深，太子党和秦王府之间彼此斗争不断。

在平定窦建德不久后，其部下刘黑闼再度在河北起兵，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李建成：

“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

在太子党的争取下，李渊允许李建成前去平叛，一方面通过军功巩固威信，另一方面结交山东豪杰，当然，李建成也很争气，成功平定刘黑闼，为自己挽回颜面。

而李渊的放纵和优柔寡断不断加深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李建成意识到迟早与李世民“刺刀见红”。

所以在平定刘黑闼不久便私下招募骁勇，得二千余人，屯守东官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

同时极力拉拢后官，史称其“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使嫔妃们在李渊面前吹捧自己，诋毁李世民。

李世民也不甘示弱，不仅团聚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恭等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蓄养勇士八百余人。

其妻子长孙氏也在后果妃嫔之间“尽力弥缝”，以争取支持，但总体势力不如李建成。

624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激化了两兄弟之间的矛盾，这年夏天，李渊得到密报，说李建成联合庆州都督杨文干谋反。

举报李建成的是太子府校尉乔公山与郎将尔朱焕，他们送铠甲到庆州，来到豳州的时候告发太子与杨文干叛乱，同时，宁州人杜风举到也向李渊进行告发。

李渊大怒，急召李建成入宫，李建成惊恐万状，磕头如捣蒜，史载：“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不过李建成承认私运盔甲一事，但否认谋反。

李渊在愤怒之下软禁李建成，命司农卿宇文颖到庆州传召杨文干，但当宇文颖与杨文干谈过话后，杨文干不仅没有赴长安，反而起兵造反。

李渊命李世民前往平叛，还答应改封他为太子。

但事情的结果却大跌眼镜，李世民平定叛乱后，李渊却选择原谅太子，“惟责以兄弟不睦”，流放了东宫和秦王府的几名幕僚，可谓各打五十大板。

杨文干事件至今仍是谜团，首先，李建成到底有没有谋反？小编相信不会。

因为太子作为储君，无论是法理还是伦理，都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李渊对李建成还算满意，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朝中政务一直由李建成负责。

况且李渊如果不信任李建成，也不会让他去平定刘黑闼，所以李建成的政敌只有李世民。

至于运送盔甲一事，完全说得通，就是为了对付秦王府，以备不时之需，就如其私下募兵一个道理。

李建成是上位者，在明处，他需要的是防御，保住既得利益，换句话说要谋反应该是李世民，而非他这个当朝太子。

庆州都督杨文干原是李建成的宿卫，这样的事情交给心腹来做再正常不过了。

退一步讲，李建成即便谋反，也不会选择在遥远的西凉（庆州为现甘肃庆阳），以长林兵直接控制长安岂不痛快。所以说，李建成谋反案可以确定是被人诬陷。

那么诬陷者是谁呢？这就要提到两名告密者尔朱焕、乔公山了。

史上对于两人的背景没有太多介绍，仅表明其是太子府将校，不过相传乔公山与秦王府大将尉迟恭交好，玄武门事变后，乔公山不知所终，生平不见记载。

当然，史料并无直接证据指明乔公山二人是秦王府在太子身边的内奸，至于宇文颖，史上明确记载其与齐王李元吉交好。

至于为什么宇文颖去往庆州后，杨文干明知不具备谋反条件情况下执意飞蛾扑火？史上亦无记载，或者是利用远距离的信息差使杨文干产生误判也未可知。

总之，太子谋反案一环套一环，李渊从一开始的愤怒到产生废黜太子的念头再到高举轻放，不了了之，应该是了解大部分内情。

派李元吉的亲信去调查李建成的亲信，无异是左兜掏右兜，可见李渊在这个时候已经清醒是怎么回事。

随着杨文干被属下杀死，宇文颖在庆州被李世民诛杀，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成了无头悬案。

李世民剧照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公开化，直至两年后的玄武门之变才为这场斗争划上了句号。

此后，李渊为几个儿子之间的血腥斗争懊恼自责，但让他欣慰的是李世民继位后，唐朝国力提升，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迎来了史上最灿烂称道的“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