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28日，于会泳在去屋外散步时，发现了朝向院子的厕所窗边有一瓶来苏水，那是清洁工人用它涮洗完便池后遗留在那里的。趁看守人员不注意，他将来苏水倒进自己的刷牙杯中，带回了房间。

当晚八点左右，于会泳喝下了这致命的洗厕水，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于会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有悔恨之意，但他走到这一步也完全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1926年6月，于会泳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然家贫，但父母还是很重视对他的教育，想尽办法省吃俭用地送他上学。

二十岁时，已经在家乡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 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参加革命的决心，之后就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于会泳从小就酷爱音乐，在音乐上也有一定的天赋，后来在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工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于会泳在音乐方面也是有所成就的，他出版过《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这使得他能够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让他最终走上穷途末路的是被江青的青睐。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想要搞京剧现代戏，一时间引得整个上海文艺界都风生水起，于会泳抓住机会写了一篇颇对其胃口的文章，让江青注意到了从事文艺工作的他。

江青向张春桥打听于会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者专门认真调查了一番，得出了于会泳“出身贫苦，干过革命，根正苗红”的结论。此后，江青开始重视起于会泳，并逐步将其培养成文艺界的打手和其搞样板戏的“台柱子”。

在张春桥的安排下，江青还亲自接见了于会泳，并当着张的面称赞道：“今后在搞革命现代戏的过程中要重用于会泳同志”。

一句话就使得于会泳受宠若惊又感恩戴德，成为了江青的铁杆粉丝，坚定地站在了她那一边。这次与江青见面之后，于会泳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被调到上海京剧院工作。

于会泳还是有些本事的，他改造的几个作品都比较成功，深受江青的欣赏。

在特殊时期初期，于会泳最开始也受到了冲击，但在江青的支持下，他很快又活跃起来。有一次开会时，江青还专门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对他的支持之意，众人皆知。

在江青的护佑下，于会泳在仕途上迅速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作为上海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之后担任了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

1973年，于会泳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于会泳更是一飞冲天的成为了文化部部长，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在于会泳发迹的这些年，他也做过不少坏事，上海音乐学院的不少师生都被其冲击、迫害过。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央查获了一份名单，在四人帮拟定“组阁”的中央领导班子中，于会泳竟然被列为了副总理的人选。

于会泳被隔离审查后，一开始还是比较积极配合的，也写了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他对自己的出路还比较乐观。

1977年8月21日，于会泳获准回家取衣物时还很自信，他安慰妻子说，处分或许不会太重，实在不行就回胶东老家。但在仅隔一天的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被点了名，这让他五雷轰顶，内心残存的侥幸心理也被无情地打碎了。

绝望下的于会泳最终选择了自我了结，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