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9月，我把队伍带到八字门、水漾泉与夏忠武、杨学诚同志会合，随即宣布改编特工总队为新四军。我的党员身份也就公开了。

后来，队伍经过丁家冲时，杨学诚同志提出要留下一个排给鄂中特委作警卫。我便把皮铁军中队拨给他们了。其余的部队就到养马畈参加了整编。当时，先念同志要我把队伍带到京山南山去独立活动。我没有同意，因为我考虑到队伍是地方党发展起来的，应当由地方党去指挥。同时，我对鄂中的情况也不熟，难于独立活动。于是，他就叫我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接替廖义同志的工作。队伍也编为支队司令部警卫连。这时，陶铸同志也从襄樊回来，担任了支队政治委员，杜石公担任了支队参谋长。不久就发生了新街战斗。这次战斗我没有参加，当时我正在生病，住在大山头兴阳寺里。只看到从前线下来的李冠群嘴部受了伤。

新街战斗结束后，队伍开到马家冲休整了半个月。这时，我们政治部除了进行一般的政治工作外，还处理了军队和地方交来的一些案件。有些案件由于没有经验，处理得很草率。例如，应城抗日游击队交来的一些流氓地痞，我们没有经过认真的审理就枪毙了。有一次，部队捉了两个有良民证的群众也误当汉奸杀了。后来知道有这种良民证的人很多，才纠正了这类过激行动。

记得在马家冲休整时，政治部还处理了两桩比较大的案件。

第一桩是杨昌炽的问题。杨原是武汉大学学生，武汉沦陷前夕到汤池训练班受过训。"应抗"成立后，分配他担任了一个中队的指导员。可是，在大山头战斗打得正激烈时，他临阵脱逃了。刚走下山来，就碰见了陶铸和先念同志。

陶铸同志质问他："战斗这么紧张，你下来干什么？"杨昌炽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是下来烧开水的。"

陶铸厉声斥责道："胡说！烧开水叫个战士干就行了，你为什么下来？"说着，陶铸就伸手去掏手枪，准备就地枪决这个逃兵。这时，先念同志连忙上前一步拦住陶铸，一面对杨昌炽呵斥道："打仗当逃兵！这还得了！"一面招呼警卫员："把他捆起来！送到政治部去。"当天晚上，我问杨昌炽为什么临阵脱逃。他低着头说："我没有打过仗，心里有点怕。"后来，我和夏忠武商量这件事怎么处理。夏忠武说："枪毙未免过火了。这个人还可以写点文章，不如罚他三个月的苦工。"以后夏忠武见他的表现还不错，就把他调到"七七报社"去了。

第二桩是张牧云的问题。他原是三团的一个连长，老家是河南。他暗中串通副连长李鹏飞和一个姓张的排长，准备把队伍拖到河南去。这事被张泽普同志揭发后，司令部派人把他们个押起来交政治部处理。当时很多同志认为这是组织叛变，按军法应当枪决。我考虑到自己对三团的情况不熟，决定等先念同志回来研究后再作处理。后来，先念同志说："他妈的，这些人只能在家屋跟前革命，离开了就不干。他们不过是家乡观念严重罢了，哪里是什么叛变。"

于是，他亲自把他们三个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后来决定派他们到河南去，组织队伍打游击战。

从先念同志对上述案件的处理来看，他那种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和善于挽救同志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二）

1939年12月间，朱理治同志南下到了马家冲。边区党委正在商议把挺进支队改编为纵队。这时，应城日寇出动了一千多人，分成八、九路向我军驻地进行"扫荡"，企图把我们消灭在马家冲一带。这个情况最先是许子威同志来马家冲报告的。那天早上，他在路上就碰着了日寇，腿部还受了伤。先念同志问明情况后，就决定布置战斗。

当时驻马家冲的队伍，除后方机关外，总共只两百多人枪。他指定二中队朱达三带一个排扼守黑石岩，不得命令不准撤退。又叫我带一个排去守半天望。其余队伍也都分配了任务，这时队伍还没有吃早饭。任务分配后，先念同志决定吃了饭再打。可是，未等我们吃完，敌人的迫击炮就打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立刻带着队伍和政治部、卫生部向半天望山上爬。上山后，我们与敌人打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时，司令部才通知我们和守黑石岩的一个排撤退下来，要我们从宋河和贾店之间突围出去。

半路上，我们又碰着张泽普一个中队。我叫他们掩护政治部和卫生部。为了抢时间通过宋河附近的公路，保证部队安全突围，我拿着一根棍子连连催促部队快走，不准休息，不准掉队，谁走慢了我就敲他几棍子。这样，我们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养马畈。后来有些同志还埋怨我说："那天晚上郑主任好厉害呀！走得慢的人都挨了他的棍子。"

第二天，我们从养马畈开到丁家冲与先念同志会合了。接着我们就把队伍带到八字门进行整编。

（三）

1940年1月，豫鄂边区挺进纵队正式成立。先念同志任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任政委，任质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王翰任副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此前我在组建过程中，曾短期任参谋长，杜石公调随营军政干部学校任教育长。同时，豫鄂边区党委也正式成立。陈少敏同志任书记，陶铸任政权部长，杨学诚任组织部长，夏忠武任宣传部长。

挺进纵队成立后，我军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发展，而且经过歼灭李又唐和新街战斗的锻炼，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提高。这时，地方上许多中间势力纷纷来投靠我们。应城的郭仁泰也把队伍带到京山石板河与我们接洽，要参加新四军。

郭仁泰原是汉流会红帮大哥，在应城矿区任技术员。抗战初期，国民党曾发出布告，要取缔汉流会。国民党应城县长鲍佛田就把他扣押起来了。后来，蔡松云、徐觉非等同志向陶铸同志汇报，认为郭仁泰是一个可以争取利用的对象，因为他手下有一帮兄弟，如张卓然、李春山、肖庭楚、董汉清等。于是，陶铸同志就通过李范一先生去见鲍佛田，把郭仁泰保释出来了。因此，郭仁泰出狱后，对陶铸同志十分感激，时常说陶先生是他的救命恩人。由于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六队的曹多次拉他入伙，都没有成功。

武汉沦陷后，郭仁泰的队伍已有一千多人枪，其中包括二十多挺轻机枪、两挺重机枪、一门迫击炮。从数量来看，确是一支不小的队伍。问题是内部比较复杂，组织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

为了争取这支队伍，边区党委派了谢威、杨子仿等同志到郭仁泰那里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摸清了内部情况之后，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促使郭仁泰把队伍带到京山来接受改编了。

当时，纵队司令部确定把这支队伍编为第六团。并且决定派我到这个团担任政委，负责改造这支队伍。我接受任务后，先念同志打算派一个班给我作警卫，以保证我的安全。

我笑道："一个班有什么用？要是他们造起反来，一人一口也把我吃完了。"

先念同志又说："那就给你一个排吧。"

我说："不要排也不要班，只带一个警卫员、一个勤务员和一个饲养员，我的基本队伍就够了。这样可以表明我们的诚意，只是要作好政治工作。"先念同志很赞成我的意见，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不久，我就从丁家冲到石板河郭仁泰的驻地去参加了部队的正式整编。纵队司令部任命郭仁泰为第六团团长，张卓然为副团长，谢威同志任政治处主任。全团编为三个大队，九个连。谭子政、陈国良、王珊分别为一、二、三大队教导员。此外还有一个特务连和一个机枪连。

六团开始整训时，先念同志到六团去召集了一个干部会。会上他对这支队伍的改造强调了三点：第一，要确立党的领导，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第二，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第三，要提高战斗力，做到打不散，拖不垮。

我和先念同志个别交谈时，他说："要在湖区成立第六团留守处。任命李春山为留守处长。如果有干部请假回家或要求离职可以批准。"

我问他："如果队伍发生叛变行为怎么办？"他说："要尽量防止发生叛变，但少数人叛逃总是会有的，只要能保存八百人就不错了。"

后来，日寇来"扫荡"丁家冲、八字门了。当时，杨焕民、蔡松云的第五团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考虑到六团刚刚整编，部队情绪还不稳定，就和杨焕民商量搞联合作战。由杨焕民任指挥长，我任政委。

为了掩护司令部和后方机关撤退，我派二大队董汉清把队伍带到芦子坡阻击敌人。结果，董汉清到芦子坡后，听到日寇打了两炮就慌忙撤退下来。敌人向丁家冲进犯时，董汉清一枪也没打，只顾往后跑。

原来董汉清在国民党新七旅当过兵，他经常吹嘘在江西跟红军打仗，怎么把红军打退了。这样一个热心于反共的家伙，自然是不可能积极抗日的。他带着两个排从芦子坡撤下来后，打算一直拖到湖区李家集去。结果在路过五团防守的王家松林时，五团政委杨焕民便下令把他们的枪缴了。

第二天，我到六团团部去，董汉清正哭丧着脸向郭仁泰诉说被缴枪的经过。郭仁泰就大发脾气："这成什么话？五团缴六团的枪！杨焕民太欺负人了。"

我忙问董汉清："五团在什么地方缴的？"

董说："在王家松林。"

我问："叫你防守芦子坡，你怎么到王家松林去了？团部有命令没有？军队打仗能够这样擅自行动吗？"董汉清哑口无言了。

恰好这时，杨焕民派人把枪全部送来了，还附了一封信给郭仁泰，说明了缴枪的原因。这时，郭仁泰也无话可说了。后来为了整饰军纪，教育部队，我们和郭仁泰研究确定：撤销二营教导员陈国良的职务，派李冠群接替。给董汉清记大过一次，并向全团公布此事。过了几天，董汉清就请假回家了。

不久，六团又开到八字门、水漾泉进行整训。那时候，部队中汉流的风气很普遍。干部战士之间，都喊某哥某哥，称团长为郭哥，彼此既没有职称，也不喊同志，这对于改造这支队伍有很大影响。为此，我们首先说服郭仁泰，要确立党的领导，军队中要解散汉流会，不准称呼哥兄老弟。后来，郭仁泰在全团大会上当众宣布了这些规定，汉流的风气才逐渐清除了。在整训期间，董汉清回来过一次。过了半月，他又请假，并要带几支枪回去。我说，不能带长枪回去，带短枪回去作自卫之用是可以的。我们就让他带一支驳壳枪走了。

为了尽快把这支队伍改造好，我在整训期间曾逐一审查各连排的干部情况，发现问题较多的是二营第五连。这个连的连长李吉安与董汉清是一伙的。五连又是三排长的问题最大。于是，我就特别注意对二营五连的改造。

有一次，边区党委要我们到五台去执行一项任务。我派二营教导员李冠群带领四、五两个连去。临行时，我叮嘱李冠群同志，沿途要监视五连的行动。如果发现有谁叛离部队就立即缴械，特别要注意三排长。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次行动中，五连虽未发生叛离现象，却发现三排长调戏妇女。经调查确有此事。我们就此撤换了三排长。后来，这个排长请假回家一去不来了。不久，李吉安也请假回家，不再回来了。

另外，特务中队长韩劲武也是郭仁泰的亲信。他虽与我们没有什么仇恨，但江湖气十足，很讲究汉流会那一套。有几次我去找郭仁泰谈话，他腰里插着大张口的驳壳枪，在郭的身旁守护，那样子就和鸿门宴中的樊哙一样。于是，我半真半假地说："韩队长！你把枪收起来吧！小心走火打着你的脚了。"

韩劲武显得很尴尬，只好把枪械藏起来了。自从董汉清走后，这些不稳定的分子也陆续走了。

1940年5月，六团奉命开进大山头驻扎。这时，日寇开始进攻宜昌，后方兵力比较空虚。我们就配合第五团到应城隔蒲潭打了一仗。谁知我们去打日寇时，顽军六纵队曹助部却趁机向我军的后方八字门进犯。于是，纵队司令部命令我们转回来，穿过宋阳公路，经杨集迂回到顽军后面；同时命令五团从正面进攻顽军。可是，顽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连夜退入了大洪山。7月间，我们六团就进驻向家冲了。

这时，部队经过几次战斗和整训，不仅战斗力有所提高，而且都能严守群众纪律。部队所到之处，尽管田里的苞谷都已成熟，但没有一个人随便摘取的。这在六团改编以前，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六团工作期间只枪毙了一个人，那还是住大山头的时候。当时，团部关押了连里送来的几个逃兵，干部在教育他们时说，临阵脱逃按军法是要枪决的。不料有一个家伙听说后，当场叫嚷："要枪毙我们都去！看他能不能都枪毙！"

我知道这事后，马上通知全团集合。当众宣布把逃兵留下来进行教育，而把那个煽动逃跑的家伙枪毙了。从此，队伍就逐渐巩固下来了。虽然后来郭仁泰本人也走了，但部队中的逃亡现象却很少。郭走后，纵队司令部调罗孟刚接任第六团团长。

有一次，司令部政委任质斌同志在评价六团的工作时曾说："纵队第六团是与郑绍文的名字分不开的。"我说："这首先是与边区党委和先念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四）

这里叙述一件通过爱国人士杨经曲先生瓦解伪军后，我们进行改造的重要事件。

原来杨经曲是董必武同志的好友，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由于为人正直，洁身自好，不善于钻营，一向倾向于我党，所以在国民党里一直是不得志的。大革命时期，他和湖北我党的地下组织有过一些接触。还参加过襄河一带的汉流会和茶会（秘密组织）。他在家乡娘子湖地区有一定的号召力。武汉沦陷后，他隐居在敌占区。他有一个外甥叫黄人杰，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向国民党自首。还有一个干儿子叫杨瀛，他们在伪军汪步青部下，分别掌握有一个旅和一个团的兵力。其中也有少数党员，如许大鹏等。

我军在汉阳打了伪军汪步青以后，张执一和顾大椿等同志用董老的名义做杨经曲的工作，要他劝黄、杨两人弃暗投明，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于是，1940年8月13日，黄、杨两人带领所属人马起义归来了。这时，纵队司令部就决定成立第四支队，任命杨经曲为支队长，调我到四支队任政治委员，张执一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王海山同志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黄人杰所属编为第十团，杨团编为第十一团，并且把李人林同志原第四团也编入了第四支队，作为这支部队的主力。

第四支队成立后，我们开始研究如何整顿这支队伍。当时，我想运用改造第六团的经验，逐一摸清连排干部的情况，撤换一些不稳定的分子，把枪杆子拿到可靠人的手里。但任质斌同志说："中央有指示，建立外围武装，改造不宜过急。"

那年中秋节，四支队开到天汉的同塚、石家河一带，遇到日寇"扫荡"，便折回京山的南山。但是南山的地盘太小，三个团的兵力展不开，给养也成问题。于是，又拖到北山向家冲一带。其实向家冲也住不了，只好分开驻扎。把十一团安排在杜家塌，十团住罗家大湾，支队部驻桥头湾和朝阳塌。

队伍经过这次行动，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不能长期在部队里生活，例如一些老弱和家属等，我们就主动遣散了一些人。当时，我们对杨团的内部情况不大了解，很不放心。几次派人去工作，也没有了解到什么情况。我和张执一同志都很想把第十一团改组一下，调换一些干部。但该团政委娄光琦反映杨瀛的表现还不错。因此下不了决心，只好看一看再说。

不久，杨瀛果然带领第十一团叛逃了。消息传来，王海山立刻带一个营去追赶。结果在仙人岭打了一下，救出了娄光琦和政治部主任邱金山。有几个指导员在他叛逃时被杀害了。

这时，黄人杰的十团正驻在八字门、包家冲一带。十一团叛逃了，对这个团怎么办呢？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把该团排以上干部全部换掉。但又考虑到这样做会促使十团的干部离心离德，矛盾更加激化。于是，我们就开诚布公地同黄人杰商量这一问题，有选择地调换了少数干部。

为了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和先念同志还去查看了包家冲的地形。通知第十团撤去所有制高点的哨所，由第四团接防，以防止调整干部期间发生意外事情。

不久，宋河和京山的日寇又来"扫荡"我根据地。为了掩护部队转移，先念同志亲自带一个排到包家冲扼守一条要道。当敌人在包家冲烧民房时，十团的参谋长谭子政带领战士与日寇打了一阵。日寇逃走后，还协助群众去救了火。所以后来队伍到这里住宿时，群众一听说是谭参谋长的人就连忙开门让房，热情接待。

（五）

1941年春节后，边区党委决定成立抗日保安司令部。任命我为司令员，张卓然为参谋长。这时，第四支队就改编为十五旅了。

原来在我们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有一些国民党川军的散兵游勇，经常在京钟、宋应、安平等公路附近打家劫舍，有时也到我根据地进行骚扰，对我地方工作的开展有很大影响，但又不宜用武力去解决。我们决定先把他们收编起来，成立一个洪山支队，再逐步改造他们。最初，我派温家福利用四川老乡的身份去找他们联系。接着，又派张光泽以汉流大哥的关系去找他们接洽。这样，他们才派林光耀为代表来和我们见面。那天我和他谈判收编问题时，他神情很紧张，身上的驳壳枪都上了红膛。后来听到我提出的约法三章并没有很高的要求，他才放心了。

收编他们的第一步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然后摸清情况进行调整和训练。但是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就必须先取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消除顾虑。要做到这点，就不能有任何急躁冒进的表现。记得洪山支队成立后不久，有好多人到大姐和师长那里告状，说洪山支队的人都是些土匪。先念同志也给我来信说："要注意影响，不要弄个土匪头的帽子戴上了。"温家福看到师长的信时，害怕起来，不想在洪山支队干了。我说："你害怕什么？要戴土匪头的帽子该我戴嘛！你只管好好干。"

经过一个多月的联络和商谈，他们终于到向家冲来集合了。那时，他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便服，有的戴博土帽，有的还捆着红头巾，号称什么"神兵队"，其中还有一些奇装异服的妇女。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把一些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的人员遣散一批，把一些可以培养的对象送到随营军校去学习。然后，我就以四川老乡的身份来团结部队，分别和他们建立个人感情。

我这种做法曾引起夏忠武同志的误会。他对我说："你这不是搞私人军队吗？"

我拍着他的肩头笑道："同志！你不了解呀！要知道他们不是来参加共产党，而是来投奔郑司令的。我就应当利用这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再逐步进行教育和改造。我们不能用主力部队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只要我们把队伍中好一点的成员发展为党员，建立起支部以后，我们就可以退居第二线，用党的名义进行工作了。"后来，我的这种观点终于得到边区党委的支持。

洪山支队成立后不久，京山日寇又来我根据地"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洪山支队能够在向家冲坚守阵地，没有溃散，可见这支队伍大体上可以稳定下来了。

后来，国民党广西军一个连，有六七十人枪，在连长黎照垣的带领下来投靠我们。我们就把这支队伍与洪山支队合编为特务团，我兼任团长。

有一次，特务团在罗家大湾驻扎时，我们发觉部队中有少数人有离队思想。这些人不反共，也没有什么恶迹，但对当时的艰苦生活感到害怕，时常流露出一些要走的话。甚至副团长周茂林也有这种表现。于是，我把以周茂林为首的十几个想走的人找来谈话，公开表示欢送他们。允许他们带六、七条枪走，还发给他们一百多元钱作路费。同时，我也公开告诫他们：不准搞阴谋诡计，暗中勾结人拖枪，否则就以军法论处。出去活动不准打我军的旗号，不准骚扰穷苦人民。

那天晚上，我还请周茂林吃了饭，并且把警卫员的一支驳壳枪也送给他了。当时，周茂林等人非常感动。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共产党竟是如此豁达大度。后来周茂林还说我是个"道德军人"。

这些人走了以后，部队更加团结巩固了。不但从未发生逃亡现象，而且指战员之间都能肝胆相见，有什么思想问题都能坦率地向领导反映。例如有一个侦察员曾直接向我要求调动工作。我问他为什么要调动。他说："我有个毛病，一出去看见人家的好东西，不拿就过不得；可是拿了，你老人家又要枪毙。不如让我在司令部当个炊事员吧。"当时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他。

周茂林走后不到一个月，又把人和枪带回来了。他们还向我表示，再也不愿离开部队了。有一次，师长在视察部队时，到我们司令部住了一夜。我向他汇报了特务团的部队时，到我们司令部住了一夜。我向他汇报了特务团的改造情况。师长很满意，他说："你对付流氓地痞真有办法！"

（六）

1942年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时，边区党委为了加强一元化领导，以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撤销保安司令部，调我到二军分区任司令员。我考虑到如果把特务团带到二军分区去，那就真有点像私人的军队了。于是我决定把特务团交给四十三团，并且亲自到罗家桥找四十三团罗孟刚团长商谈了这件事。罗孟刚一听喜出望外，经过报请师部批准后，就把这支队伍改编为四十三团第二营。赵文彬为营长，林光耀为团参谋长。在整编中有些不宜在主力部队活动的人员如杜炎理、周茂林等就随我到二军分区去了。

有一次，我们在京山南乡的方家岭被日寇包围了。敌人的机枪打到了我们屋门口。我立刻命令周茂林、杜炎理各带一挺机枪进行反击。结果打退了敌人，掩护部队转移了。

我在二军分区工作时，有人告诉我，苏庆阳要来见我。他原是从京钟大队拖枪出去的，但并未投靠敌人，现想来我又怕我杀他。我对来人说："苏庆阳要来就让他来，他要几支枪就跟我明讲嘛！何必偷偷摸摸地拖枪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回来好好干就行了。"

不久，苏庆阳就来见面了，我请他吃了饭，还给了他一些钱。从此，他就一直在我军工作，表现也还不错。

就二军分区来看，第三次反共高潮主要表现在顽固派的军队侵占了我们京北根据地。曹助的六纵队盘踞在向家冲一带，还扬言要把我军赶出鄂中。在六纵队的后面还有一部分川军，驻在板凳岗和三步岭一带。

为了击退这次反共高潮，我们成立了路西反顽指挥部。周志坚同志任指挥长，张执一同志任政委。在先念同志亲自指挥下，我们组织了一次向家冲战斗。调集了十三旅的三七团、三九团，十五旅的四三团、四四团和警卫团共五个团的兵力。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有些同志想把主力摆在厂河、绿木岭一线，正面用部队一攻，六纵队一定向川军靠拢，这样就会钻进我们的包围圈。但又考虑到这样一打，可能引起川军参加战斗，事情就麻烦了。最后决定还是采取"丢一碗，吃一砣"的办法作战。

右翼由周志坚同志带十三旅两个团经高视到桐子岭，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经杨林垭向大小花岭进攻；一路攻占双光寨、天门观等制高点，然后分兵一部插向桥头湾一线。

左翼由王海山同志带十五旅两个团，经杨集到白沙坡，仍分兵两路：一路经万家恼向大小花岭进攻；一路攻占仙人寨、太平寨等制高点后，再分兵一部插向桥头湾，与十三旅会师。警卫团从大小花岭正面进攻。包围圈形成后，首先歼灭大小花岭至桥头湾一线的敌人，最后，歼灭驻杜家塌一带的敌人。

部队出发的那天晚上正下大雨，天黑路滑，一小时走了一里路，有的地方硬是要爬行。直到第二天拂晓，三七团才占领桐子岭，打响了战斗。曹勖的六纵队本来就是鸭子队伍，加上我军出其不意的袭击，所以很快就被击溃。不到半天，战斗就结束了。向家冲又回到了我们手里。

过了两天，川军一个军分三路向我军反扑过来。我们便撤退到石板河、丁家冲，使川军扑了空。不久，川军也撤回去了。这时候，二军分区发生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原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张卓然，被独立团团长张和志盘枪走火打死了。

（七）

1942年冬，我向先念同志反映，我要辞去二军分区司令员的职务，因为我不会打仗。

他问："你在红军中担任师政委是怎么打仗的？"

我说："那时候，军事上有别人负责，我没有指挥打仗。"

不久，师部来令调我到"抗大"十分校担任政治委员。二军分区司令员由肖远玖接替。我到师部去时，要温家福派一个班送我。肖远玖不同意，只叫区中队派几个人把我送过了铁路。

我到师部会见先念同志时，他很惊奇，问我为什么不带警卫部队。我说："调令上没有叫带警卫队，我怎么能随便带呢？"当天，我又向先念同志反映，要求把我的职务改为副政委。我说："你是'抗大'的校长，我当政委怎么行呢？"可是先念同志不同意。后来，他从十三旅视察回来又找我谈这件事。他说："调你到'抗大'当政委已经是边区党委的决定了。以后咱们分个工吧，关于'抗大'的事我服从你，关于整个五师的事你就服从我。"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我为什么要在职务问题上提出这些意见呢？因为我们不能光看到一个职务的荣誉和权力，还要估量一下这个职务的责任和要求，自己能否胜任。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有哪些短处。如果没有自知之明，一味贪求荣誉和权力，就会贻误党的事业，给革命造成损失。

事情决定之后，先念同志就派一个班把我送到小悟山蔡家冲，会着了"抗大"副校长杨焕民同志。那时，"抗大"有两千多学员，分为三个支队。

"抗大"十分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五师的军政干部。在军事教育方面，为了培养学员的实际指挥能力，我们采取了降级教学的方针。即排长着重学习班的动作，连长着重学习排的动作。在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讲解当时的革命形势，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

从干部情况来看，"抗大"当时的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之间闹不团结。几个支队长都不安心本职工作。有的嫌职务小；有的想去干地方，认为地方工作自由些；有的经常与学校领导闹矛盾，特别是有位支队长表现更为突出。就本质来说，他是个好同志。他在旧社会受过反动势力的欺压，认识到在那种黑暗社会里是没有他的出路的，因而对党的事业比较忠诚。但是，他也从旧社会带来了很多坏习气，骄傲自大，认为在"抗大"工作是屈了才，除了大姐和师长之外，什么人也看不起。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经常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所以很多同志都不敢接近他。

记得1943年4月间，我们"抗大"从路东转到京山南山时，这位支队长和副校长杨焕民大吵了一次。那天早上，杨焕民的警卫员正在院子里架着一个脸盆烧洗脸水。柴火的熏烟飘进了支队长住的堂屋里。这时，他一跃而起，大骂是谁这样欺负人。警卫员说是杨校长叫烧的。他一听，立刻冲出门来把那个脸盆摔坏了，口里还他娘的骂个不休。当时，杨焕民就坐在隔壁房里，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杨焕民把摔坏的脸盆拿给我看。我笑道："这有什么？摔坏了再去买个新的嘛。"接着，我又问这位支队长："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呀？"他也一声不吭。第二天，杨焕民对我说："我在这里干不下去了，让我带另一支队到云梦。"

杨焕民走后，这位支队长又给我写了一信。他在信中大放厥词，表示不愿在部队里搞了。还公然写道："我对你们这种二号首长就是不满！不满！不满！"我一看这信，立刻怒发冲冠。感到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表现再也不能容忍了。我当即回信批评了他，指出他这种行为是党的纪律所不容的。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个支队长的问题，我决定把"抗大"带回大悟山，靠近师部去，请师长来亲自处理。

于是，我就去罗桥附近这个支队的驻地，安排回大悟山的事。找他谈话，要他把支队带到大悟山去。并且告诉他，我这次来是下了决心的。

他大概是意识到我这句话的分量，沉吟了一会儿就答应服从命令到路东去。我又叮嘱他："如果部队在中途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事情就这样确定了。

不料，第二天我回校部得到几份紧急情报，日寇要"扫荡"南山了。根据情报分析，敌人这次从臼口、皂市、钟祥、京山等地出动了八、九路兵力，企图四面合击，把我们消灭在罗家桥一带。我估计驻在罗桥西的这个支队，不是合围的中心，问题不大！问题是我们驻在汪石家冲的校部，既没有多少武装，又是在敌人合围的中心。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怎么办呢？作战科长温家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我把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打开，对照情报，仔细琢磨，终于找到避开敌合击的办法。原来，京山和钟祥的两路敌人之间，有一个叫"岩口"的小村子。这地方地势低洼，四面都是山林，如果不走近村口，就不会发现这里有村子。因此，我决定把校部一百多人带到"岩口"隐蔽下来。为了迷惑敌人，我首先派一个副排长带一个班、一挺机枪到罗桥附近。在看见敌人后就用全部火力打他一阵，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迅速撤回。

果然，敌人听到罗桥方向的枪声后，纷纷向合围中心赶去。有的敌人还自相火拼起来。这时，我们校部就按计划开到岩口附近的树林里隐蔽下来了。那天，这个支队也完全转移到天京潜。不幸的是那位副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二天敌人走了。我们回到汪石家冲时，逃难的群众还没有回来。村子里到处都是敌人破坏的痕迹，禾场上还有敌人杀了没吃完的猪肉、牛皮。

后来，我们到天京潜与这个支队会合，又遇着日寇"扫荡"。我们又采取迷惑敌人的办法，由支队长带一个班、一挺机枪向皂市方向出击。我就带两个班掩护校部转移到天皂公路以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我们到达汪家河附近时，又碰着了敌人的船队，约一二十条木船。

当时，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火力，但敌人在水中，我们在陆上，正是攻击敌人的有利时机。于是，我立刻命令部队在河堤上散开，准备拦击这支船队。可是，当地群众知道后，纷纷跑来跪在地下，要求不打。他们说，打了以后敌人要来烧房子的。

根据这一情况，我就找来当地一个税务员，叫他去警告敌人船队。就说岸上有我军司令部过境，问他们是要安全通过，还是要比一下高低？税务员跑到河边大声喊话之后，敌人都乖乖地藏在舱里不敢露头。我们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汪家河。接着就经郭凤岗到了路东。

经过这两次转危为安的战斗，这位支队长对我的态度有了一些转变，但他的地位观念和牢骚情绪仍然存在。我们到路东后不久，他向我提出一个条件，要一个班给他作警卫。我说："不行！一个人也不能给你！"第二天，我又在全校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了他，并且叫大家评论一下，这是什么现象。另一支队政委向我说："为了团结同志还是答应他吧。"

我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团结同志不能牺牲原则。"

不久，我去师部开会回来。这位支队长又向我说："我想退党，请你转告师长批准我退党。"我一听，立刻果断地说："你要退党可以，不必报告师长，只要你在支部大会上说一声就行了，我可以负责！入党没有自由，退党还是有自由的嘛！"

他见我的态度很严肃，马上又说："我这是发牢骚的话，开个玩笑嘛。"

我厉声喝道："什么？开玩笑？党籍也能开玩笑？你对谁发牢骚？"接着，我又告诉支队政委，如果支队长要求退党就批准他，不要留难。这时，他老是低着头不言不语，活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第二天，我又去师部反映这一情况。先念同志听了也很气愤，决定把这位支队长叫到师部来批评一顿。当天晚上，先念同志严厉而又诚恳地对他说："叫你当支队长屈了你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郑绍文在红军里当过师政委，现在他在'抗大'还要求只做个副政委，你用什么和他比？要是在旧社会还有你当支队长的？党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那天，我们谈了半夜，他一直低着头没有吭声。

次日早上，杨焕民告诉我，那位支队长哭了一整夜，现在两只眼睛还是肿的。从此，他才渐渐克服了过去那种坏脾气。

后来，杨焕民对我说："师长开始派你来'抗大'工作，我还有些不服气。认为'抗大'的领导工作只要有我就行了。现在看来，师长是英明的。"

记得在1944年春天，我又会见这位支队长时，他说："离开你太久了就不行呀，我现在又有点毛病了。"可见，他认识到我们的批评是真诚的帮助。

"抗大"迁到小悟山以后，我们就根据延安抢救运动的精神开始进行整训。首先，我们请李先念校长来"抗大"作了一次报告。主要内容是：提高政治觉悟，防止敌人打入内部。随后，我又作了一次报告。这两次报告给"外来队"很大的震动。因为这个队的学员有很多是国民党的军官，经历比较复杂，他们听了报告以后纷纷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有些人还说自己是特务，是间谍。但是经过调查，却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你讲你的，我按我的政策办事，一般不予追究，大约一个星期后整训就结束了。

（八）

1943年冬，郑位三同志到边区来了。边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高级干部中进行一次风，并且要我到五师整风班任总支书记。

先念同志对我说："这次要你担任总支书记，是因为你有红三军的肃反经验。可要记住过去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啊！"正是由于我们汲取了红三军的经验教训，抛弃了搞逼供信的极左做法，所以整风班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许多干部的历史问题都得到妥善处理。

例如：有一位同志过去曾在国民党军官学校庐山训练班受训。他在洋洋十万言的自传中，详细交代了这个问题。当时，任质斌同志根据延安电报，认为他有特嫌。我看了他的自传后，认为他没有问题。我说："如果凡是住了国民党军官学校的都是特务的话，那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住过国民党军官学校，如何理解呢？"

后来，这位同志突围到延安，终于找中央组织部查清了他的历史问题。

还有一个叫杨庚的同志，原来是十三旅的参谋。当时中央来电说他是"托派"，任质斌同志找我研究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我说："把问题公开告诉杨庚。叫他自己找证明说清楚。"

任质斌说："要是他逃走了怎么办呢？"

我笑道："要是逃走了，那就证明他是个真托派。我们队伍里少了一个托派分子有什么可惜呢？"结果经过查证杨庚的交代，把问题弄清楚了。

当时，先念同志常说："在干部问题上，一定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从来没有随便开除或惩处一个干部，因而大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团结共事，这也可说是五师的一个特点。

（九）

1944年8月，整风班结束后，边区党委调我到五军分区作政治委员，兼襄北地委书记。当时，襄北地区非常混乱，除了日寇的骚扰之外，还有许多伪军、特务、土匪活动，严重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同时，襄北地区又是襄南与路东之间的重要通道。我方从襄南征收的税款，经常要通过这里转到路东大悟山去。那些伪军、土匪的活动也直接威胁我军的给养供应。所以先念同志对我说："你这次到襄北去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剿匪，第二还是剿匪，你们的司令部就叫个剿匪司令部，你们的地委就叫个剿匪地委。"

我接受任务后，与先念同志一起从大悟山出发到襄北去。走到云梦时，先念同志告诉我："最近出了一件怪事，还与你有关哩。"

我忙问："什么怪事？还与我有关？"

他说："前不久延安来了个电报，查问五师的郑绍文同志为什么要到重庆去，到了重庆又为什么不找我方代表团。"

我笑道："果然是怪事，你怎么答复的呢？"

先念同志说："我回答了两句话：绍文同志现在军中，从未离开过部队。"停了一下，他又说："幸喜你在军队中工作，如果是在白区搞地下活动，那就不容易说清楚了。"（此事在1946年我到重庆后才弄清楚，原来是杜石公假冒了我的名字。)

我到襄北后，先后会见了那里的负责同志：五军分区司令员吴世安、副司令员罗厚福、参谋长李人林、政治部主任侯政、四四团团长曹玉清、政委黄德奎和专员张谦光。接着，就在郭凤岗召开了襄北地委会议，研究了襄北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当时，襄北五分区的东北是二分区，以宋应公路为界；西南面是三分区，以襄河为界。在襄北境内几乎遍地都是土匪。

宋应路杨家河一带有土匪许友祥部，天皂路东有伪军张明道部，渔薪河有伪军潘尚武父子，岳口有伪军曾繁涛部，京山北有戴焕章部，永兴镇附近有邓明理部，应城有伪二九师熊光部等等。这些土匪、伪军在地方上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深受其害。

例如，天京潜石家河一带，很多群众都用砖把大门封了，不敢在家里住。在张明道活动的地方，我军开拔时，群众扶老携幼跟着部队走。他们还叫这是"贴烧饼"。伪二九师还在应城隔蒲潭一带搞政治攻势，招降纳叛，要我军人员去自首。

问题很清楚，要使这种混乱局面平定下来，只有大力开展剿匪。因此，我们在天京潜的夏家场扎下脚之后，就开始研究剿匪办法。首先我们把四四团的两个营分散开来，配合地方武装在泗港和多宝湾之间进行剿匪。不多天，就捉了几十个土匪。经过审讯和调查，决定枪决其中十个罪大恶极的分子。

为了扩大影响，还在夏家场街上召开大会，宣布他们的罪状，然后就地枪决。接着我们又动员地方组织开展搜查土匪的活动。大约一个多月后，天京潜一带的社会秩序就稳定下来了，组建了天北工委。从而也为襄南解款队扫除了沿途的障碍。

不久，我们又派四四团一个营在皂市和永兴镇之间打了一仗。消灭了六纵队邓明理部，救出了被他绑去的两个士绅（其中一个叫张伯尼），又组建团山工委。从而又开辟了一条通往路东的交通线。

10月间，伪二九师的一个营开到曹武街修筑工事。企图长期占领该地，威胁我军的根据地。我和李人林同志商量后，决定派四四团两个营去袭击。结果王登选同志带一个营半夜打进去，拂晓就全歼了该敌，无一漏网。后来应城的敌人赶来增援，看到战斗已经结束就折回去了。

11月间，我们又在汉川 xx 堤歼灭二九师一个营，还俘虏了一个伪副团长。

1944年冬，王震同志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1945年1月到达边区。我们在大悟山开了欢迎会，随三五九旅南下的一批干部也分配在各单位了。我们五分区也分配了几个南下干部，如白宪文、周凤山、范保顺等同志。后来三五九旅要求补充一些人，我们将伪二九师俘虏的两三百人全部交给他们了。所有缴获的武器都留下来分给了县大队。从此，襄北地区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起来，每个县大队都有了几挺机枪。

经过一系列的剿匪活动，襄北地区的形势比较稳定了。但是盘踞在京山杨集一带的戴焕章部仍然在骚扰群众。戴焕章原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和我方有过联系，其内部还有一些党员，如朱明哲大队长就是地下党员。但这支部队成分复杂，纪律很坏。群众称之为"刮皮队"，称戴焕章为"戴刮皮"。

我们在研究如何处理戴部的问题时，吴世安、侯政两同志主张用武力解决。我考虑到戴部有三个大队，驻扎又比较分散，我们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不可能一口吞下他们。如果只歼灭一部，其余部分就会成为我们的死敌，后果就可能更加严重。因此，我主张利用原来的统战关系找戴部去谈判。但吴、侯两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背着我向师部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批准他们的作战计划。

第二天，机要员交给我一份师部的来电。电文说："绍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不宜武力解决。"我看到这份电报，心里很不痛快。他们为什么要背着我写报告呢？报告中写了些什么呢？当时，我问机要员："司令员什么时候向师部发电的？"

机要员说："昨天发的。"

我又问："电稿还在吗？拿来我看看。"

机要员正要去拿电稿，我立刻又想到：师部已经肯定了我的意见，我还要追查那个电稿，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电稿上有责难我的话，看了之后岂不是只有增添烦恼，影响团结共事吗？于是我把刚走出门的机要员又唤住。说道："算了！你把师部的来电交给司令员看看。"这样，我们才统一了意见，决定采取谈判的办法解决戴部的问题。当时，戴焕章部驻扎在太平寨脚下邱家湾一带。我们首先把四四团全部开到龚家岭山下，逼近戴部的驻地。接着就通知戴部，我要来与戴焕章会谈，并叫他们撤除龚家岭、太平寨两个制高点的哨所。然后我就带了作战科长温家福、联络员朱明达和一个班的警卫人员直接到戴部去谈判。

会见戴焕章的那天，我们受到了他的盛情接待。晚上，我和他谈了半夜，主要是警告他要约束部下，不能骚扰群众，不能到八字门、丁家冲、杨集等地来活动。当时，戴焕章满口答应照办。还说："李宗仁派我到这里来当剿匪司令，我哪里剿得了什么匪，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剿匪司令呀！"这次谈判以后，北山的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

同戴部谈判后，我们又派出一个连到天京潜去开辟渔南地区。那个连去了以后，土匪慑于我军声威，都不敢公开活动了。但是，由于工作进展顺利，又造成某些同志的麻痹情绪，放松了对土匪的戒备。有一次，天京潜大队长周凤山出差到某地去，一个人骑着马在路上大摇大摆。结果被躲在高粱地里的土匪用冷枪打死了。

为了确保渔南地区和京山南山的联系，我们派四四团两个营去袭击石家河张明道部，决定拔除这个伪军据点。当时靠近石家河有一个碉堡，由一个连的敌人驻守。事前我们就做好了内线工作。队伍夜里摸进去以后，里应外合，很快就解决了这个连。后来在进攻石家河街上时，由于遭到了敌人的顽抗，我们还使用了火攻的方法，烧掉了一部分草房。

正当我们准备组织围攻，彻底解决战斗的时候，师部发来急电，要把四四团调到白兆山去。我们只好把附近四个县的县大队各抽一个连来包围石家河。四四团走后，几个县大队都感到兵不足，包围不严。我便把司令部的警卫人员一个不留地调上了火线。当时温家福对我说："这怎么行？司令部连个门卫都没有，要是发生意外怎么办？"

于是，我又向襄南三分区的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发去电报，请他们派一个连来做警卫工作。第二天，他们派的一个加强连就赶来了。我给他们分派了警卫的任务。这次打石家河，围了十多天没有打下来。最后因鬼子来增援，我们便撤走了。

后来，贺炳炎还对我说："那次你来电要警卫人员，我们以为是去参加战斗的，所以特地派了一个加强连。谁知你真的叫他们做了警卫工作。"

我说："对自己同志就是要实事求是嘛！"

打了石家河之后，我们又决定拔除吴堰岭的伪军据点。当时那里有京山伪保安团的一个连驻守。李人林同志建议，采取攻石家河碉堡的办法，先做好内线工作，搞里应外合。结果由于走漏消息，敌人发觉了我们派进去的人，一个侦察员牺牲了。接着敌人就全部撤走了。

由石家河撤往天皂路九真庙的伪军张明道，对我军南北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威胁，但要用武力解决又有很大困难。我就派人去和他谈判，警告他不要骚扰群众，不要阻碍我军的行动。张明道对派去的人说："请放心，我们怎么敢惹他呀！"后来，他还派人给我们送酒和一些天门绢，向我们表示敬意。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前两天，我在夏家场接到师长电报，要我到北山去会他。走到吴岭住宿时，又接到师长来电说，日寇已经投降，要我们立即召开地委会，准备接受日伪军的投降，研究一些有关政策问题。

在地委会上，我提出要对国民党保持警惕，作好内战准备，不能有和平幻想和麻痹情绪。会后我们向师部写了报告。后来边区党委还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各分区了。

地委会结束后，我们一面向各县作了传达，一面派出部队积极开展受降活动。当时，天皂公路西边的吴家新场驻有伪军一个连。我去信叫他们缴械投降，但遭到拒绝。于是，我们就以数倍于敌的兵力全歼了这股伪军。战斗快结束时，天门日寇派来一个中队增援，也被我们全部消灭。记得在这次缴获的武器中还有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和几发炮弹。这是五师在抗日期间第一次缴获的大炮。可惜的是我们不会用它。大家围着那门大炮团团转，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郑绍文（1905一1993），又名郑永铭、郑岩平，四川省潼南县人。早年求学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因参加北京游行并担任西城区总指挥被捕入狱。1929年5月因在上海参加指挥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游行示威活动，第二次被捕入狱。1931年4月后历任中共湘鄂西分局军委秘书长、湘鄂西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湘鄂西军委警卫师政治部主任及代理师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为洪湖苏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9年后担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纵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豫鄂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豫鄂边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政治委员、豫鄂边区中共襄北地委书记兼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兼中共党组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