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的传统中，一直秉持着“党指挥枪，政治挂帅”的原则，因此在四大野战军中，政治部主任的地位和军衔通常高于参谋长。

例如，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

然而，二野（最初名为中原野战军）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参谋长李达是上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二野的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是刘邓的得力助手，并且地位仅次于刘邓。

遗憾的是，张际春并没有被授予军衔，这是为什么呢？

张际春的名字，或许不像那些著名将领那样家喻户晓，但他在我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可忽视。

他出生于1900年，张际春从小便展示出过人的才智和强烈的责任感。

1920年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不过期间常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最后到1925年才毕业。

在读书期间，身为青年学子，张际春自然也受到了当时新思想的影响，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革命生涯。

在战争年代，张际春的身影出现在许多关键的战役中。

在战士们眼中，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官，还是一位关怀士兵、体贴入微的“老妈妈”。

这个绰号并不是因为他外表柔弱，而是因为他平易近人，并且总是像母亲般无微不至地照顾战士们的生活起居，关心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比如在1943年初，抗大接到中央命令，即将从浆水撤回陕北。

当时，在校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沙旅正准备与在太行鲁迅艺术学校工作的爱人段方结婚。

然而，由于两人相隔百里，加上战争年代交通不便，部队撤离时间又紧迫，短时间内举行婚礼显得非常困难。

沙旅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局面，一旦分别，未来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再相见。

就在沙旅不知所措时，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得知了他的情况，立刻表现出对沙旅的关怀。

他不仅给沙旅的爱人所在的单位写了一封请调信，还亲自把信交给前往该单位的罗瑞卿主任。

罗瑞卿骑马赶路，将信迅速送达目的地，单位领导当即批准段方动身，赶往西进的抗大队伍。

经过几天的奔波，段方终于追上了部队，沙旅和爱人得以一同回到陕北，在绥德举行了婚礼。

也正是因为张际春如此细腻的为人处世，导致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遇到什么困扰和烦恼，总是愿意找到他倾诉，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和平衡。

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妈妈”，因为他关怀体贴的形象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位干部的心中。

为了让士兵们在艰难的战斗中保持士气，张际春常常组织各种活动，调节他们的心理状态，增强他们的集体荣誉感。

解放战争期间，张际春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49年2月至9月期间，张际春担任了第二野战军的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也是中共二野前线委员会的成员。

在这段时间里，他积极参与了二野的各项工作，并于9月随部队一起向西南进军。

张际春在协助刘伯承和邓小平制定作战方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组织和指挥部队，是刘邓的得力助手，地位仅次于刘邓，为西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军事生涯虽然充满了荣誉，但张际春并不认为军衔和功勋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

除了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张际春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文艺和教育方面。

与其他将领不同，张际春不仅关心战士们的战斗能力，还非常重视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世界。

他深知，士兵们不仅仅是战斗的工具，他们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思想觉悟，是打赢战争的关键之一。

在战争间隙，张际春经常组织文艺活动，给疲惫的士兵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他亲自编写和表演一些讽刺剧，比如《庐山之雪》，内容幽默风趣，讽刺敌人的愚蠢和无知。

比如其中有一个片段:

在红军攻下南昌、杀上庐山的时候，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蒋介石色厉内荏吹牛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亲爱的，给你钢盔！”蒋夫人忙中出错，递上一个痰盂。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发觉不对，摘下痰盂，气得破口大骂：“NXP!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据说，当时这个话剧在表演的时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都笑得直不起腰。

这些剧目不仅能够让士兵们在短暂的休息中放松心情，还能激发他们的斗志，让他们更加坚定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不仅如此，张际春还创办了战火墙报，一种用简单的工具在战地条件下制作的宣传报纸。

这些墙报的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战斗故事，也有革命诗歌，甚至还包含了一些简单的教育内容。

每当士兵们在战斗间隙看到这些墙报时，都会被其内容所吸引，激发起更强烈的革命热情。

张际春的文艺推广活动不仅仅停留在战地。

他认为，文艺和教育的力量是战后建设国家的重要工具。

战争的胜利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化的进步，国家的未来依然堪忧。

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依然积极推动文艺和教育工作，试图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改变社会。

他通过文艺和教育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士兵们的战斗力和士气，也为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种深远的眼光，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这年的九月份，国家对很多军队中贡献卓著的将领进行授衔。

当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

按理说，曾经担任过二野政治部主任的张际春，应该被授予上将以上的军衔，但是最终，在所有的授衔名单上却没有张际春的名字。

这一决定也在当时引发了许多猜测和议论。

当时，张际春在二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共同指挥作战，是整个解放战争的重要策划者之一。

然而，实际上，这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猫腻”，而是由于早在1954年，张际春就被调离军队。

因为他在宣传、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能力，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正因为如此，我国决定让张际春脱下军装，担任更为重要的宣传工作。

张际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负责国家的文化与宣传工作。

虽然这一决定让张际春感到意外，但他深知，革命事业不仅仅需要军事力量，还需要思想和文化的支持。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新角色，开始了他在文化和宣传领域的全新探索。

这一转折点不仅改变了张际春的职业生涯，也对我国的文化和宣传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将自己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宣传工作的思路，推动了国家在文艺和思想宣传领域的进步。

因为他已经不在军队了，所以也就没有被授予军衔。

其实像张际春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包括邓小平，1952年，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担任财政部部长等职位，后来也就没有被授予军衔。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很多地方都需要人才，比如外交部、地方建设等都缺人，所以当时情况就是，很多军队中的干部，都被调到了其他地方，为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而对于没有错过被授予军衔这件事情，张际春并不纠结，有报道说，他对此曾表示：“肩上多几颗星少几颗星又能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当张际春成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张际春迅速投入到文化和宣传工作中。

他深知，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战争中的指挥任务。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力量上，还体现在文化和思想的凝聚力上。

在他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化政策和宣传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张际春注重宣传工作的方式和内容，他强调，宣传不仅仅是向大众传递信息，更是要通过文化的方式，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他通过多种渠道，推动革命文化的普及，将战时的文艺推广活动延续到了和平时期。

张际春特别重视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

他认为，革命的接班人不仅需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还需要具备广泛的文化素养。

因此，他在各类教育机构中大力推行革命文化和思想的宣传工作，鼓励年轻人参与文艺活动，通过文化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在他的推动下，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文艺不再只是娱乐和消遣，而成为了激发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张际春的努力，使得我国的文化事业在革命胜利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动力。

总结

张际春的一生，既是军事斗争中的英雄，也是在文化宣传领域中的先驱。

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一个革命者的多面性和无限潜力。

虽然他在1955年没有被授予军衔，但他在宣传和文化工作中的贡献，同样值得历史铭记。

通过张际春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战争中的英勇，也感受到了革命胜利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他的谦逊、智慧和远见，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继续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