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读余华的《活着》，曾有一种深深的感动。然而，当时写我的文学评论书《灵魂之旅一一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时，我却最终没有把这篇小说纳入进来。有人问我为什么，答曰“不好评说”。说真的，对于这篇小说，我只是感动，但很难抓出什么来说一说、评一评。因为它不涉理路，没有概念，也许这就是一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吧。可是最近偶尔翻到余华为自己的《活着》所写的“前言”，却道出了作者本人对这部小说所构思的“理路”和“概念”。他讲了很多道理，作家和现实的关系等等，最后落实到他听美国民歌《老黑奴》的感受：“家人都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所以他写了《活着》，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读到这里，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历来是把这篇小说看作对人生残酷现实的深沉的反思，以及对福贵式的人生态度的悲悯和无奈，由此对作者生了崇高的敬意的。现在余华告诉我，他是想写出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他本人和福贵一样，高兴着呐!可见由作者的意图来解释作品的思想是多么的不可靠!我实在想不出这是为什么，也许余华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毕竟看过一点文艺理论的书?但也许只是由于他主观上想要最终摆脱这种直面残酷现实的内心痛苦，他表面上的冷静和不动声色只不过是他内心脆弱的一副面具?无论如何，作者的这番自白与我读他的作品时的感受完全相反，因为在我的直观感受中，作品在描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之外，还写出了这种“承受能力和乐观态度”是多么的可悲，写出了“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这种活法是多么的可怜!

记得当年在农村当知青时，《老黑奴》曾是各个知青组的“保留节目”。当我们齐声唱起：“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叹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见?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听见他们轻轻把我呼唤。”我们的心在流泪。我们也“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但那决不是由于我们的“乐观态度”，而是因为对世界的抱怨在这种生命之大悲悯面前太微不足道、太渺小了!我们从歌词和旋律里面听出，悲哀是一种境界，它能够提升人，它使人向往彼岸，但决不是什么“乐观态度”。老黑奴难道不正是为彼岸世界而活着，才承受起一切苦难而不抱怨的吗?而福贵的不抱怨，却是由于失去了精神上的抱怨的能力，只剩下了肉体上的“承受能力”，他努力把自己变得麻木，但又忍不住要回忆和自我安慰，于是找了一条老牛作寄托，以自欺的方式活在精神和肉体之间。这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存方式。

自从读了余华的《活着》，我在课堂上经常提到福贵的例子。例如讲黑格尔的“存在”概念，存在不是“在那里”的意思，而是要“存在起来”，黑格尔说这是一种“决心”。存在是一种决心，活着是一种决心，哈姆莱特说：“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决心的问题。没有决心就没有存在，甚至也没有非存在、不活(自杀)，而只有无限的“承受力”。最有承受力的不是别的，只是虚无。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朔说，只要我不把自己当人，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他们都很“乐观”，就像福贵一样。但这种“乐观”不正是一种最可悲的生存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