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了西晋的五位名将，做人不能厚此薄彼，今天来讲讲东晋的名将们。
其实名将这玩意，没有国际通行标准，每个人都有不同判断，本文描写的也只是笔者心目中的人选，未经官方认证，大家姑妄看之吧。
公元316年，长安被刘曜攻破，317年西晋灭亡。
同年，晋朝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即皇帝位，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
东晋享国一百零三年，先后经历十一位帝王，而本文描写的四位名将正好完美覆盖了前九位帝王的时间线，所以本文也算是一篇东晋历史的快速掠影吧。
一、闻鸡起舞、击楫中流——祖逖
祖逖，历来与刘琨齐名，不过刘琨因为成名更早，往往被归入西晋人物，所以本文没有把刘琨纳入其中。
祖逖，出身范阳（今河北保定涞水）祖氏，后世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祖暅（gèng），还有北齐的传奇宰相祖珽都是他的同族宗亲。
说起祖逖，人们第一反应当然是成语“闻鸡起舞”，说的就是祖逖、刘琨这对好友夜闻鸡鸣，起而舞剑的往事。
两位胸怀大志的有为青年互相勉励匡扶社稷，壮志凌云，令人神往。
不过祖逖少年时也曾放荡不羁过，史书称其“不修仪检，十四五犹未知书”，亲戚长辈都很担心他变成“问题少年”。
好在他为人轻财好义，慷慨大方，经常施舍族中的贫困户，在宗族里很有威望。
其实古代有大作为的人物，如刘邦、刘裕、陈霸先、朱温等，年轻时往往不务正业、东游西逛，这也许是一种不甘人下的躁动表现吧。
不过很快祖逖就开了窍，开始博览群书，广涉古今，德行和才学一日千里，大家都对他交口称赞，对他的前途很是看好。
可惜，祖逖二十五岁那年，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作死的司马诸王拼了老命地互相攻伐，齐心协力把大晋朝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祖逖这一时期先后辗转在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yì）、范阳王司马虓（xiāo）等人手下打工，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东奔西跑，过着昏头昏脑、不知所谓的生活。
而这一时期，他的好兄弟刘琨孤身入并州，白手起家，通过笼络拓跋鲜卑为己所用，在山西北部打开了局面，成了一方霸主。
这一时期的祖逖相对刘琨，可以说一事无成。
八王之乱后期，眼瞅着大家都有些打不动了，匈奴人刘渊又崛起于山西，开始如豺狗般疯狂撕咬元气大伤的晋朝，中原地区陷入了更加残酷的战乱，史称“永嘉之乱”。
公元311年，前赵刘曜、石勒、王弥合力攻破晋朝都城洛阳，祖逖看出中原大势已去，下定决心带领全族数百户人家向南迁徙，成为无数“永嘉南渡”流民中的一员。
由于他为人坚毅、果决豪迈，又素有威信，族中之人都推举他为族长。就这样，祖逖带着族人历经险阻，渡过淮河，投奔了坐镇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
此时的祖逖也算小有名气，司马睿就大笔一挥，封他为徐州刺史，是不是很大方？
您先别高兴太早，这个时候的徐州其实已经属于石勒的势力范围，祖逖这个徐州刺史，就好比现如今任命台湾省省长意思差不多。
祖逖带着族人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丹徒），又收留了很多同样来自北方的宾客，名为“义徒”。
这些“义徒”可不是善茬，个个胆大包天，经常去剽掠富户。每当被拿住，祖逖就去官府捞人。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可以算是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团伙。
但祖逖并不是目无法纪之人，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始终抱有北伐中原、恢复河山的壮志，这些亡命之徒将来都有大用。
公元313年，也就是石勒采纳张宾建议，在河北襄国（今河北邢台）建立大本营，并准备图谋幽州王浚的那一年，祖逖向司马睿上表，请求北伐。
此时的司马睿已经萌生出割据江东，自立为帝的想法，对中原毫无兴趣，但这种小心思又不能拿到台面上，就改封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同意了他的北伐请求。
不过司马睿很不地道，只拨给祖逖一千人吃一年的粮食，布匹三千匹，至于军队和武器铠甲就抱歉得很了，老兄你自己想办法吧。
所以，古往今来北伐无数，要说场面之寒酸、本钱之单薄，祖逖可以算头一份。
但祖逖是个狠人，丝毫不感到沮丧，兴冲冲地带着自己的族人和“义徒”渡江北上。
船至江心，祖逖以楫击水，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辞色壮烈，众皆慨叹。
当然，慨叹归慨叹，祖逖也不是愣头青，不会真的就带着这点人去北伐。
他到了江北，开始打造兵器，制作铠甲，招募流民，训练军队，直到手下有了一支三千人左右，看上去勉强像那么回事的军队，这才继续北上。
此时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流域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这片区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只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坞堡。
这些坞堡都是当地人或者北方流民建立，每个坞堡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甚至上万人。
他们据险而守，各自为战，在抵抗北方胡人侵扰的同时，也袭击晋朝的军队。说白了，就是天不管、地不收的山大王。
祖逖要北伐，首先就要解决这些坞堡。
当时淮河流域最大的两股流民势力，一个是盘踞在谯郡（今安徽亳州）的张平、樊雅，一个是盘踞在蓬陂（今河南开封以南）的陈川，其他坞堡大都依附于这两大势力。
祖逖手下才三千人，硬拼显然是不明智的。
祖逖便先收买了张平手下的一个小头目谢浮，让谢浮请张平到坞堡做客，然后暴起发难，将张平杀死，头颅献给祖逖。
张平遇害，他的结义兄弟樊雅大怒，率部来攻祖逖。
这个樊雅是一员猛将，持戟大呼，所向披靡，直杀到祖逖身前。幸好祖逖的“义徒”董昭及时赶到，将樊雅击退。
祖逖又向蓬陂的陈川求援，陈川和张平、樊雅虽然都是坞堡派，但所谓同行是冤家，平时就没少火拼，当然乐得落井下石，就派出猛将李头率精锐部队从后猛攻樊雅。
樊雅腹背受敌，只得向祖逖归降，祖逖成功收复谯郡。
祖逖在谯郡得到一匹日行千里的好马，陈川派来的猛将李头很是喜欢，又不好意思明说，整天对着这匹马流口水。祖逖看出了李头心意，二话不说就将马送给了李头。
李头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若是能让祖逖当我的主人，我死而无怨。”
结果这话传到了陈川耳中，陈川心胸狭窄，一怒之下竟杀了李头。李头麾下的军队异常气愤，转而投奔了祖逖。陈川更怒，竟率军来攻祖逖。
此时祖逖手下的新兵蛋子已经有了战斗经验，再加上李头投奔过来的精锐部队，实力与刚渡江时不可同日而语，轻松将来犯的陈川打得大败。
陈川狼狈逃走，投奔了河北的石勒。
于是，祖逖成功挺进到了黄河南岸，正式与石勒接壤。
此时司马睿已经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而石勒也在张宾的筹划下，成功实现了对幽州王浚的兼并，实力如日中天。
听说祖逖来到了家门口，石勒命侄子石虎率五万大军南渡黄河，来攻祖逖。
石虎这个人，军事能力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属于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类型。
但他作战悍勇，嗜杀成性，而且他这五万大军不管是来自石勒转战天下的燕赵旧部，还是来自王浚的幽州铁骑，战斗力都属上乘，祖逖顶了天也就是万把步卒，强弱之势不言而喻。
但史书记载，祖逖“设奇击之”，以弱胜强，将石虎打得大败。
石虎败兵退守蓬陂西台，祖逖毫不犹豫挥军进占东台，两军同处一城，展开残酷巷战，相持长达四十多日。
战事一旦胶着，后勤就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此时双方粮食都所剩无几，祖逖便想出了一条计策，他命人用布袋装土，伪装成粮食，运入东城。
西城的石军见祖逖军粮源源不绝，又吃惊、又眼红，就准备来抢粮。
祖逖又装了几袋真的粮米，丢弃在城外。石军急忙来抢，打开一看，见果然是货真价实的大米，便以为祖逖真的粮食充足，士气一落千丈。
逖以布囊盛土，使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息于道，贼逐之，既获米，谓逖丰饱，而胡饥久，益惧，无复胆气。——《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
此时，祖逖又派军劫走了石勒从河北运来的军粮，石军终于意志动摇，连夜渡河逃去了东燕城（今河南新乡延津）。
后来刘裕手下大将檀道济活学活用祖逖这一招，重演了一出“唱筹量沙”的好戏，那又是一百年后的事了。
此后石勒多次派出骑兵进攻祖逖，祖逖沉着应对，连续将来犯之敌击败，又乘胜进占雍丘（今河南开封杞县），并以此为立足点，不断蚕食石勒在河南的势力范围。
在紧张繁忙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祖逖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很有建树。
他积极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对周边的坞堡堡主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河南一带的流民武装如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尽皆向祖逖投诚。
祖逖很体谅这些人的难处，并不强求他们旗帜鲜明归顺自己，有时还故意攻打他们，营造敌对假象。
这些人则暗中支持祖逖，为祖逖提供物资和情报支持，每当石勒军有什么行动，祖逖总能提前获知，所以每战必胜。
堡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
祖逖在河南兢兢业业，整军抚民，展现出卓越的才干。他礼贤下士，赏罚分明，手下但凡有一点点功劳，他的赏赐从不会拖延到第二天。
又带头参与劳动，下地种田，甚至砍柴担担，真正做到了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河南百姓无不衷心敬仰，都流着泪说：“我们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能遇上这么好的父母官，就算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祖逖在河南大得人心，根基就扎得牢不可破，石勒也不敢再来挑衅，反而让人在祖逖的老家为祖逖的亡母修葺坟墓，释放善意。
又写信给祖逖，希望开通互市，进行商品交易。
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开通商贸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古代与敌方交易可是严重的叛国行为，后世陈朝的开国元勋侯安都被杀，明面上的罪名就是与北齐开通互市。
但祖逖这个人，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得很好，他虽然没有回信石勒，私下里却同意了。
互市开通后，祖逖大发横财，获利巨万，更加厉兵秣马，扩充军队。河南百姓也收获颇丰，史书称“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祖逖再接再厉，向西扩张至成皋，并开始在虎牢关修建军事基地，准备进攻洛阳，河南完全光复可以说指日可待。
就在形势日渐有利，局面不断向好之际，建康朝廷却来捣乱了。
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虽然是晋高祖司马懿的曾孙，但到他这辈其实已经是旁支宗室，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主要靠的是琅琊王氏等世家大族的支持。
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是很客气的说法，当时政令皆出于丞相王导之门，军权尽握于大将军王敦之手，司马睿其实是个空桶皇帝。
但司马睿并不甘心大权旁落，开始玩阴招排挤王氏兄弟，具体做法就是安插自己的亲信去各地掌军。其中，派来河南的，就是司马睿的亲信戴渊。
要知道，祖逖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地盘和人马都是自己凭本事赚来的，如今朝廷要派人来摘桃子，换了谁也不会开心。
好比几十年前的乡镇集体企业，原本只是得了公家的一个印章，等做成了世界五百强企业，乡镇和街道办一纸文书，董事长就要换人。
尤其令祖逖不满的是，这个戴渊是江南人士，根本不可能有坚定的北伐意愿。
想到自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朝廷收复偌大失地，却不能得到朝廷的信任，一番心血将要付之东流，祖逖悲愤交加，以致病倒。
随之又有噩耗传来，自己的至交好友刘琨死在了段部鲜卑首领段匹磾手中，祖逖痛断肝肠，愈发一病不起。
公元321年，祖逖在雍丘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六岁。河南百姓如丧父母，泪飞如雨。
祖逖没有很多轰轰烈烈攻城野战的战绩，但他善于统筹方方面面为我所用，能够以极其微弱的力量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茁壮成长，迅速壮大，具有极强的谋划和经营能力，是类似明朝末年孙承宗一类的军事战略家。
同时又具备坚毅的品格、高尚的人品、务实的作风、灵活的手段，足可算是东晋初年的一位良将。
可惜，东晋建立之初，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他生不逢时，终究无法实现胸中抱负。
但千载之下，他和刘琨中夜起舞，剑气冲霄的豪情，也足以激励后人了。
二、谋猷弘远、机神明鉴——陶侃
陶侃，江西鄱阳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年轻时在家待业，日子很拮据。有一天一位名士范逵到他家中做客，陶侃无钱买酒，一时颇为尴尬。
陶侃的母亲就剪下自己的长发让陶侃卖掉，换来酒食，美美地宴请了范逵一顿，连范逵的仆人都得到很好的招待。
范逵告辞，陶侃又相送百里，范逵看陶侃磨磨唧唧、欲言又止，就说：“老弟，是不是想去州中当官？”
陶侃立即说：“想呀，可惜没人举荐。”
范逵心领神会，来到庐江（今安徽合肥庐江）郡，就向郡守张夔大力推荐陶侃，陶侃于是当上了庐江督邮。
所以，前有周舫断发赚曹休，后有陶母剪发换督邮，古人的头发还真是无所不能。
陶侃工作非常认真，又升为了庐江郡主簿，相当于庐江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有一次，上面派了个巡视组来庐江检查工作，带队的组长为人刻薄，喜欢对下级吹毛求疵，挑剔工作失误，从而勒索好处。
陶侃作为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工作有错误，请按制度处理。如果想借机勒索，老子自然有办法对付你。”
（侃）谓从事曰：“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若不以礼，吾能御之。”——《晋书·列传·第三十六章》
可见陶侃这个人还是很有个性的。
后来，郡守张夔的妻子生病，要到几百里之外去请医生，当时大雪封路，属下都感到为难，陶侃挺身而出，说：“郡守大人的母亲就是我们的母亲，哪有父母生病，子女畏惧天寒不去请大夫的道理！”就顶风冒雪而去。
以上事迹说明，陶侃这个人对官场仕途还是很热衷的，但他有主见、有进取心、有业务能力，又能急领导之所急，不管放在哪个时代都必能有所作为。
而他的曾孙却“不为五斗米折腰”，只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祖孙各有各的人生理想吧。
陶侃如此够意思，张夔当然不能不投桃报李，就再次将他举荐给西晋重臣张华。
张华原本瞧不起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但与他一番交谈后立即改观，赞不绝口，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又推荐他当了荆州刺史刘弘的长史，也即是荆州省政府秘书长。
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察举制，当官只能靠推荐，这套制度虽然饱受诟病，但在科举制发明之前，还是为社会贡献了不少人才。
“八王之乱”爆发后，天下大乱，虽然主要战事都发生在黄河流域，但也引发了长江流域的剧烈动荡，其中，荆州辖区内的襄阳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蛮族叛乱。
陶侃由文职改为武职，作为朝廷平叛军前锋，率先前往征剿。他用兵果决，小试牛刀，迅速平定了叛乱。
刺史刘弘的大军还没出发，陶侃已经凯旋而归，刘弘赞叹道：“我当年曾经在羊祜老大人手下当参军，他说我今后会接替他镇守荆襄。我看你老弟的表现，想必今后也能接替我的位置。”
就表奏陶侃为江夏（今湖北鄂州）郡守，这一年，陶侃四十四岁。
公元305年，西晋的扬州刺史陈敏在历阳(今安徽马鞍山和县）造反，派兵沿长江西上，来攻武昌。
当时有人在刘弘面前说：“陶侃这家伙和陈敏是老乡，又手握精兵扼守武昌东面门户，万一他投降陈敏，我们就糟了。”
刘弘怒斥：“陶侃既忠且能，我对他非常了解，你收声吧！”
果然，陶侃挥师东进，干净利索地大破陈敏叛军，将叛乱平息，陶侃因功调任武昌太守。
此时“八王之乱”未平，“永嘉之乱”又起，天下遍地盗贼，甚至很多朝廷大员都派手下伪装成强盗四处抢劫。
陶侃坐镇长江中游、水陆要冲的武昌，境内经常遭到来历不明的武装力量抢劫。陶侃就派军队伪装成商船作为诱饵，果然抓住了一批盗贼，严刑审讯才知道，居然是西阳王司马羕的手下。
陶侃大怒，也不管你什么西阳王、东阳王，立即集结部队，大张旗鼓，兵临西阳（今河南信阳光山）城下，逼司马羕交出所有罪犯，否则就要攻城。
司马羕哪见过这阵仗，吓得要死，急忙将手下盗贼全部交出，陶侃下令在城下一齐斩首，然后引军而还。
至此，长江中游水路肃清，秩序井然，四方流民望风归附，武昌一带百姓安居乐业，商业繁荣，成为西晋末年难得的一方太平乐土。
但天下时局终究一天比一天坏，西南巴蜀流民首领杜弢又扯旗造反，攻占了长沙。
陶侃受命进剿，他抛弃辎重，率军昼夜疾行十日，白天作战击贼，晚上捕鱼为食，连战连捷，所向无前，杜弢狼狈逃窜，不敢与陶侃交锋。
但随后又有王冲作乱，占据江陵（今湖北荆州）。此时西晋已经灭亡，东晋大司马、新任荆州刺史王敦派陶侃、王贡、杜曾三路进剿王冲。
没想到王贡、杜曾突然脑子抽风，走到半路也造起反来，竟然突袭陶侃。
陶侃没想到友军会临阵倒戈，措手不及，身陷重围，遭遇大败，只得退回武昌。
此时武昌西北的江汉平原，西南的湘江盆地几乎成了造反者的海洋，局势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般人能守住武昌就已经阿弥陀佛烧高香了。
但陶侃不是一般人，他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更有着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在武昌稍加休整，陶侃立即挥军武陵（今湖南常德），再次大败杜弢，收复长沙，杜弢在逃亡路上病死。
陶侃军行急速，又转而向北，连续击败王冲、杜曾，收降王贡，一举平定江汉平原。
正如朝廷表彰上说的：“陶公以一支偏师，独对群寇，军微粮寡，深入蛮荒，义无反顾，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距战经日，杀其名帅。”何其壮哉！
陶侃立下如此大功，理应由郡守升任刺史，但陶侃的顶头上司王敦却对陶侃产生了猜忌。
东晋建立之初，叛乱此起彼伏，人人心怀异志，王敦也不例外。
而陶侃素来忠于朝廷，王敦当然不能容忍陶侃留在武昌这样关键的位置，就打算把他踢到广州（今广东韶关）去当刺史。
消息一出，四方人士尽皆反对，纷纷向王敦进言，挽留陶侃。
王敦大怒，就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去陶侃。
王敦这个人，出了名的天性凉薄、生性残忍。
当初在洛阳大富豪王恺府中参加宴会，王恺命美婢敬酒，王敦不喝，王恺便将美婢杀死，换一个继续劝酒。
王敦仍然不喝，王恺连杀三个美婢，王敦面不改色，视若无睹。王敦的哥哥王导看不下去，责备王敦，王敦却说：“他杀自己的婢女，与我何干？”
可见王恺固然灭绝人性，这个王敦一样不是个东西。
这次王敦请陶侃到自己的刺史府宴饮，席上，王敦披甲持矛，想刺死陶侃。陶侃夷然不惧，镇定自若，王敦反而犹豫起来，一连四次不敢动手。
陶侃正色端坐，对王敦道：“大司马雄断朝堂，裁决天下，何故如此畏畏缩缩？”王敦一时无言，只好尿遁。
敦被甲持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晋书·列传·第三十六章》
王敦的幕僚在茅厕里悄悄对王敦说：“陶侃与周访是儿女亲家，您杀了陶侃，只怕周访立即就要作乱，对您大事不利，冷静、冷静呀！”
王敦这才作罢，但还是将陶侃调去了广州。
广州同样不太平，遍地割据，星火燎原。
陶侃率军一路过关斩将，先后攻灭王机、杜弘、刘沈、温邵等大大小小的反叛势力。一时间广州四境安定，盗贼绝迹，一跃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省。
陶侃在广州无所事事，就每天搬砖，这个“搬砖”不是形容词，是真的搬砖。
他每天早上将数百块砖头从庭外搬到庭内，晚上又从庭内搬到庭外，手下人一看，“坏了，刺史大人是不是闲得蛋疼了？”就来问陶侃。
陶侃慨然道：“如今北方沦陷，我有志恢复中原，所以必须加强锻炼，否则习惯了安逸，将来可怎么办？”
侃在州，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斋内。人问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晋书·列传·第三十六章》
公元322年，王敦果然起兵作乱，率军攻入建康。陶侃虽有心匡扶社稷，讨伐王敦，无奈晋元帝司马睿是个怂货，很快向王敦屈服，陶侃师出无名，也只能向北兴叹，无能为力。
这年，司马睿在不甘与无奈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这就是东晋第二位皇帝，晋明帝。
司马绍是东晋所有皇帝里品德最好、能力最强的一位，他虽然无权，却凭借政治手段不断笼络人心，将朝中重臣和世家大族陆续收服，连王敦的堂兄王导都向司马绍表示忠心。
王敦见苗头不对，再次起兵作乱，但羽翼已丰的司马绍从容应对，调兵遣将，将王敦叛军击败，王敦死于军中，大乱得以平息。
司马绍掌权后，立即任命陶侃为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
陶侃回武昌的消息一出，荆楚大地的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无不喜极而泣。
陶侃一到荆州，立即全力整军备武，打算向北方用兵，恢复中原。
可惜天妒英才，只干了三年多皇帝的司马绍突然驾崩，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四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这就是东晋第三位皇帝，晋成帝。
这么一个学龄前儿童当皇帝，陶侃的北伐大计就搁浅下来，毕竟幼主临朝，不确定因素太多。同时，陶侃因为没有成为辅政大臣，又遭到辅政大臣庾亮的猜忌打压，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紧接着，又爆发了苏峻、祖约之乱，给了原本呈现中兴态势的东晋沉重一击。
苏峻是江北流民首领，被东晋封为冠军将军、历阳（今安徽马鞍山和县）内史，是当时江北一支强大的半独立军事组织。
祖约则是祖逖的弟弟，祖逖死后，祖约接管了祖逖的军队，继续在河南与后赵作战。
当时的顾命大臣、丞相庾亮想将各地的半独立军事力量削除，推行中央集权，就强行征召苏峻入朝，担任文官。
但他态度极端强硬，手段简单粗暴，激起了苏峻的不满，就联合同为流民武装出身的祖约一起造反。
祖约没有哥哥祖逖的才能，在河南顶不住后赵的强大压力，朝廷又坐视不管，很有借后赵的手将他除去的味道，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做起乱来。
苏峻、祖约的叛军长期在外征战，战斗力远不是建康守军能比的，竟势如破竹攻陷建康，京师文武四散奔逃，只有宣城郡守桓彝坚持与苏峻、祖约作战。
叛军在建康大肆杀戮，焚烧房屋，几乎将建康夷为平地。庾亮无奈，只好向陶侃求援，希望以陶侃为盟主，共讨苏峻、祖约。
陶侃毅然放下个人恩怨，率荆州军团顺江东下，直抵建康，与叛军连番激战，终于成功平定叛乱，收复建康。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当年被祖逖收服的流民首领郭默杀死江州刺史刘胤，占据了江州。宰相王导原本打算息事宁人，想封郭默为江州刺史，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陶侃怒道：“郭默杀刺史，就让他当刺史；假如他杀了宰相，就让他当宰相吗？郭默看准了我们刚刚平定大乱，元气未复，就铤而走险挑头作乱。如果朝廷退让，只会让更多人效尤！”
于是又挥师江州，大破叛军，干脆利索地将郭默擒斩。
郭默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骁勇猛将，当年在河南曾屡屡击败后赵，如今被陶侃轻易击杀，消息传到北方，连石勒都对陶侃起了畏惧之心。
正好苏峻有一个部将叫做冯铁，曾杀害了陶侃的儿子，后来逃去了后赵。石勒就将冯铁斩首，头颅送给陶侃，以示友好。
但陶侃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伐。
公元332年，陶侃派大将毌（guàn）丘奥经营巴东，又派儿子陶斌西征樊城，派侄子陶臻攻克新野，随后又攻取襄阳，打通了北伐的通道。
就在陶侃全力准备北伐的时候，公元334年，七十六岁的陶侃却病倒了。
病中，陶侃上书朝廷，阐述自己北伐的全盘计划，希望朝廷选派有德行、有能力的大臣来完成自己的北伐大业。
随后，陶侃病逝。
陶侃这个人，是东晋初期最重要的军事统帅，可以说，几乎东晋所有的实际控制区都是陶侃打下来的。
他的军事能力毫不逊色同时代任何将领，在他漫长的四十一年军旅生涯中，除了有一次被友军偷袭打了败仗，其他全部获胜，堪称奇迹。
所以，陶侃入选唐朝武庙六十四将，也位列宋代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但陶侃最被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治理能力。
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军中、府中千头万绪的事情，他都能了然于胸，没有遗漏。
他处理事情效率极高，能同时耳中听取汇报、口中作出指示、笔下撰写命令，毫无停滞，门前从来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
他常说：“大禹是圣人，还那么珍惜时间，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应该珍惜光阴，怎么能悠游享乐？活着不为国家做贡献，死了也不会被人记起，这就是自我毁灭呀！”
“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列传·第三十六章》
他每到一地，都高度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农业、工商业的发展。
有一次，陶侃在路上看见一个人手里拿一把没有成熟的稻穗，陶侃就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玩玩。”陶侃大怒道：“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是吃饱了撑的吗？”就命人狠狠抽了这人一顿鞭子。
在他镇守武昌时期，史书称“南陵（今安徽芜湖）迄于白帝（今四川奉节）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对当时朝中政局动荡，边境战火连天的东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陶侃又极善于提前谋划，什么事情都考虑在前面。
他为了北伐在武昌大造战船，见很多木屑和竹头都被白白丢弃，就命人登记后收藏起来，大家都莫名其妙。
后来大雪封路，陶侃命人取出木屑铺散地面，道路不再湿滑，通行无碍，人们才恍然大悟。
到后来，陶侃的继任者桓温征伐巴蜀时，陶侃保存的竹头全部用来作钉装船，人们无不衷心赞叹陶侃的细致缜密。
连毛主席都感慨地说：“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
总的来说，陶侃这个人，以寒族出身而跻身东晋朝堂重臣，既有金戈铁马、纵横沙场的本领，又有燮理阴阳、经世治国的才华，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全才、通才。
无怪乎后人说他——“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诸葛亮），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同时身兼曹操、孔明之长，可谓世所罕见矣！
好了，一万多字了，先写到这里，后面两位名将下一篇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