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秀兰，63岁，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农村。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常年在田里劳作，供不起我读书，我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后来跟着乡亲们去县城工厂打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18岁那年，家里做主，把我嫁给了村里一个比我大十岁的男人，他是个老实人，对我不错，但命不好，干了几年苦力就得了肺病，拖了两年后撒手人寰，留下我和一个四岁的小女儿。

后来为了养活女儿，我去了广东打工，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年轻又能吃苦，厂里不少人追求我，但我一心想着赚钱，没再成家。

女儿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并在深圳成了家。可她成家后，和我联络得越来越少，生活里没了我这个妈的位置。

她说她工作忙，婆家那边事情多，我知道，其实她是嫌我没文化、没见识，怕我给她丢脸。

我这一生，本以为就这样了，孤孤单单守着一把老骨头过日子。可天意弄人，五年前，我在老家的一个表亲婚宴上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刘建国。

他今年69岁，比我大六岁，退休前是个工厂里的车间主任，老伴去世得早，他一个人带大了儿子和女儿，儿子刘强现在在杭州工作，女儿嫁到了隔壁县城。

刘建国很会体贴人，也舍得为我花钱，日子久了，我动了心。去年，我们领了结婚证，算是给彼此晚年找了个依靠。

可再婚容易，融入对方的家庭却难。刘建国的儿子刘强对我态度冷淡，儿媳妇更是从没给过我好脸色。

他们嫌我带着“拖油瓶”（虽然我女儿早已独立），觉得我高攀了刘建国。不过，刘建国对我好，这就够了。

今年腊月初，刘建国跟我商量，说过年想去杭州儿子家一趟，顺便看看孙子。

我心里有点不情愿，毕竟去年他们一家人回老家过年时，对我爱答不理，儿媳妇甚至连声“阿姨”都没喊。

但刘建国说，过年嘛，图个团圆，再说孙子还小，应该多见见。我拗不过他，只能同意。

临走前，我和刘建国特意商量着给孙子准备了999元的红包，寓意长长久久。

虽然这笔钱对我们来说不算小数目，但刘建国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孙子，不能亏待了。我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

腊月二十二这天，我们坐火车到了杭州，刘强一家住在城北的一套三居室里，房子是刘建国退休时出了一半的钱买的。

到了家，儿媳张丽开门，看到我们时脸色就有些不太自然，勉强笑了笑，说：“爸，阿姨。”

我听着这个称呼，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也没计较，笑着应了声。孙子小宝倒是很热情，扑过来抱着刘建国喊“爷爷”，惹得刘建国乐呵呵地直拍他的头。

进了屋，我发现饭桌上已经摆好了菜，但大部分是儿媳随便从超市买的半成品，简单加热了一下。刘建国倒是没在意，拉着孙子坐下，我也跟着坐下。

吃饭时，刘强问刘建国：“爸，今年你们打算在杭州呆几天？”语气里听不出多少热情。

刘建国笑呵呵地说：“就呆到初四，陪陪你们就行。”

儿媳张丽低头夹菜，没接话。我心里有些尴尬，但还是笑着说：“小宝今年多高了？看着长个儿了不少。”

张丽抬头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一米三了，长得快，衣服鞋子都得换新的。”

刘建国听了，忙说：“孩子长得好，得多花钱也正常。过年了，这红包给小宝，让他买点喜欢的东西。”

说着，他把我们准备的999元红包递了过去。张丽接过红包，看了我一眼，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变了。我心里一紧，忍不住低头喝了口汤。

吃完饭后，刘建国陪着孙子玩积木，我则跟着张丽在厨房里收拾。她一边洗碗一边开口道：“爸的退休金每月也就四千多吧？阿姨，你们平时生活开销大吗？”

这话让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觉得刘建国把钱花在了我身上。我勉强笑了笑，说：“不大，我们俩平时都很省。”

张丽没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敌意。

晚上，小宝拿着红包，拉着刘建国撒娇：“爷爷，我想要那个遥控赛车，妈妈说太贵了不给我买。”刘建国笑着说：“想要就买，爷爷给你买！”

这时，张丽从房间走出来，冷冷地说：“爸，小孩子不能惯着，买了赛车他玩几天就腻了。”

刘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还是没说什么。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也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刘建国陪着孙子去小区里玩，我和张丽在家准备早饭。

小宝跑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糖，兴冲冲地对张丽说：“妈妈，我爷爷说我以后长大了也要像他一样有钱，这样就能给我买好多玩具了！”

张丽听了，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把糖塞回小宝手里，冷冷地说：“去玩吧。”

然后转头对我说：“阿姨，爸年纪大了，您也多劝劝他，别总想着惯孩子，老人的钱是养老的，不能全花在没用的地方。”

我听了这话，心里五味杂陈，强忍着尴尬点了点头。

晚上，刘建国把孙子哄睡后，叹了口气对我说：“儿媳妇嫌我花钱大手大脚，说得也对，咱们以后省着点吧。”我看着他满脸疲惫的样子，心里又难过又无奈。

第三天晚上，吃饭时，小宝忽然冒出一句：“爷爷，妈妈说你把钱都给了那个阿姨，以后我们家没钱了。”

听到这话，饭桌上瞬间一片寂静。刘建国愣住了，我也僵在了那里。张丽顿时脸色铁青，忙训斥小宝：“小孩子乱说什么！”

刘建国低头夹了一筷子菜，半天没说话。饭后回到房间，他长叹了一口气，对我说：“秀兰，咱们还是早点回去吧，家里这情况，看来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点了点头，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大年三十那天，我们坐上了回乡的火车。一路上，刘建国几乎没怎么说话，我也无话可说。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我突然觉得，二婚的生活虽然有了伴，但那种被亲人接纳的温暖，或许这一辈子都体会不到了。

人生啊，谁不是在夹缝里求得一份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