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左）与骨刻文（右）对比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夏朝有没有文字还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不可能是一下就出现的，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大量的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龙山文化时期，早于甲骨文

比如河南舞阳出土距今8000多年前龟甲上有一个“目”字；山西陶寺遗址出土陶器上有一个朱书“文”字；山东丁公遗址出土陶片上有几行刻画符号；浙江良渚遗址出土了600多个刻画符号，已经具备文字性质……这其中，山东昌乐县发现的骨刻文很引人注目。

2004年，文物爱好者肖广德在昌乐县袁家庄龙山文化遗址采集陶片标本，发现当地农民在建造塑料大棚时，挖掘出了很多动物骨头。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骨头已经成为半化石状态。

当地人告诉肖广德，这一类骨头在施工时曾大量出现，可惜的是那时候没人懂这个，很多骨头都和碎砖石、陶片、瓦块等一起垫路毁掉了。后来虽也出土过不少，但一直没有引起重视。

得知这个情况后，肖广德收集了不少类似骨头。经过清洗后发现，在一些甲骨上有刻画明显的符号。肖广德联想到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又联系到当地出土甲骨的层面是新石器时代，有没有可能这是一种比殷商甲骨文还要早的文字呢？

骨刻文刻画符号

由于肖广德对这类甲骨兴趣浓厚，几年下来，他先后收集到刻画有文字符号的甲骨共有近百片。这些甲骨多为野兽的肩胛骨，也有肋骨、股骨、胫骨等部位，还有象牙、鹿角等。甲骨上的刻画符号均未阴刻，比划婉转曲折，刻画纤细，多弧笔和曲笔，刻画出一个个文字图案。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字的创造。肖广德熟悉“仓颉造字”的传说。据相关史料记载，仓颉曾长期生活在东夷地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寿光有一座仓颉墓。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造访过这座仓颉墓，对这位文字的创造者顶礼膜拜，从此有了“孔子问经石室”的典故。

仓颉墓

发现骨刻文的地方距离仓颉墓不远。这让肖广德意识到，这也许并非历史的巧合，文字的起源需要复杂的生产环境和文明环境，在上古时代，东夷地区具有较为丰厚的文化发展，不仅发现了骨刻文，还出土了丁公陶文，在莱阳、南荡等地也发现了很多陶文。纵观众多遗址可以发现，昌乐周边地区古代文字刻画符号出现地比较多，这证明，在远古时代，这里文化比较发达。

骨刻文刻画符号

有了这样一个猜想后，肖广德拿着他搜集到的骨刻文，广泛向有关专家请教。但很快他就遭到了质疑：

这些图案可能是虫蛀的，或者是草根腐蚀的。

昌乐骨刻文发现后就伴随着争议。其最大的争议是：这些符号是属于人工刻画的呢？还是自然形成的？所谓的自然形成，就是它可能是虫蛀的，也可能是长期埋藏地下被草根腐蚀的。

通过众多骨刻文看出，与甲骨文以及更早的良渚文字、大汶口刻画符号、山西陶寺陶文相比，昌乐骨刻文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可寻。比如良渚文字和陶寺陶文，笔画都显得很规整，可以用横平竖直来形容，能明显看出是人工刻画的，虽然简单，但已经具有文字性质。

良渚遗址出土陶片上的刻画符号，非常规整

大汶口刻画符号虽然更像一种图画，但它作为文字的功用性也非常明显，具有很强的逻辑感、审美感。

大汶口遗址的刻画符号，非常形象美观，很有逻辑性

可是，昌乐骨刻文很难给人这种规律感、逻辑感、审美感。

骨刻文呈现的是另一种形象，规律性不强

因此有专家认为，这更像是虫蛀的，或者是草根腐蚀的！

并不是人工刻画的。

对于这种观点，肖广德并不认同，他认为，昌乐骨刻文具有3个特点。

第一，通过高倍放大镜或数码照片放大观察，昌乐骨刻文的刻画线条具有明显的崩缺现象，其人工刻画的痕迹很明显，不是自然形成的。

第二，笔画具有明显的汉字特征，有的笔画反复刻画，有的笔画则在多片骨头上反复出现过，假如是自然形成的话，很难具有这样重复的笔画。

第三，这些刻画符号具有明显的表意倾向。

骨刻文

至于骨刻文刻画的工具，肖广德认为这更不成问题，无论是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还是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出土过很多精美的玉器。当时制作玉器的工具是采用硬度很高的“石头”做成的，玉器尚且雕刻地这么精美，就更不用说野兽的骨头了。出土昌乐骨刻文的昌乐境内盛产火山石、石英和蓝刚玉，可以制作成锋利的刻画工具，因此完全能够胜任刻画玉石和野兽骨头。

骨刻文

那么，对这批骨刻文的结论到底怎样呢？

2007年，肖广德收集的骨刻文引起山东大学美术系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的重视，他多次到昌乐县进行考察，经研究后指出：

这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东夷文字，比安阳的甲骨文早1000年左右。

刘凤君教授（右）与同事

这是通过专家的角度，首次认定骨刻文是一种古文字。可以说，假如没有刘凤君教授的考察研究，肖广德收集到的这些骨刻文还会处于一种“民间文物爱好”的状态。正是刘凤君 教授让骨刻文广为人知，不但引起媒体的注意，也让更多专家参与到昌乐骨刻文的考察研究中来。

在骨刻文的研究中，刘凤君教授投入了很大精力，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干脆住在昌乐专门研究骨刻文。

刘凤君研究骨刻文

在他看来骨刻文是一种古代文字是没有疑问的，理由主要有4点。

第一，骨刻文刻画的字符比较多，应该属于一种文字记事现象。

第二，这些刻画符号类似于人物、动物，或植物的象形符号，“书画同源”在骨刻文上表现地很典型。

第三，这些刻画符号布局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寻，有些符号多次出现。

第四，类似刻画符号出土的地方除了昌乐外，在周边的邹平、桓台、寿光等地都有出土。这说明，骨刻文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骨刻文

因此刘凤君教授言之凿凿地认为：

这些骨片是四千多年前古代人刻的。

关于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经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该在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更在其后。刘凤君认为，昌乐骨刻文继承了这一文字发展规律，把指事发展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这让刘凤君更加认为：

昌乐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

刘凤君教授特意指出骨刻文中的“龙凤”二字，并言之凿凿地称之为“中华第一”。

刘凤君解读的骨刻文“龙”字与甲骨文“龙”字对比

他认为：东夷是崇拜鸟图腾的，作为东夷文字，昌乐骨刻文中多次出现“龙凤”二字是毫不奇怪的。其中“龙”字出现地较少，“凤”字出现地较多，在70多件骨片上，大约有10几个“凤”字，这印证了东夷作为鸟图腾崇拜者，“凤”字在骨刻文中占有较大比率。

刘凤君解读的骨刻文“凤”字与甲骨文“凤”字对比

在古人对文字的创作中，“书画同源”这一规律表现地很明确，古人对客观外界的事物有认识，于是通过描摹它的外形而创作出与之相对应的刻画符号，用以指称这个外界事物，于是就有了原始文字。世界很多古老文明的文字出创造，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规律，也即先有图像，然后由图像简化、转化成另一种比较抽象的符号。换言之，古人造字时，也是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进行归纳、概括、推理，并进行一系列的简化，或者局部的放大、缩小，或者进行移植、组合，从而创作出一个象形的文字符号。中国的早期文字尤其符合这个特点。

骨刻文部分字符

刘凤君教授认为：

物象的审美再创造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是昌乐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

古代的中国人对“龙凤”非常崇拜，因此我们又称之为“龙的传人”，“龙凤文化”构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文化。史前龙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蚌塑人物驭龙像，它所传达的，是墓主人生前对龙的崇拜。如果说，濮阳仰韶文化遗址中的这个龙塑像，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话，那么，昌乐骨刻文中多次出现的“凤”字，应是“中华第一凤”。

骨刻文“凤”字

刘凤君教授认为：

经过新石器晚期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

这是昌乐骨刻文中，刘凤君教授解读出来的主要信息。

对于骨刻文的研究，刘凤君教授可谓很痴迷。不仅投入了大量精力，也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等，掌握了关于骨刻文的第一手资料。刘凤君教授先后出版了《骨刻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等研究专著。可以说，在骨刻文研究领域，刘凤君教授是当之无愧的权威专家。

应该说，刘凤君教授的研究也引起了很多专家的认可。其中不乏外国专家。

2010年和2011年，刘凤君教授连续两次被韩国国学院邀请，参加东北亚国际文明研讨会，并做了发言，向与会的相关专家做了“骨刻文是中国早期文字之一”，以及“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其中，韩国国学院院长蒋永柱教授高度评价道：

刘凤君教授发现和研究的骨刻文意义重大，是东北亚的重要文化事件，是东亚早期文明的标志。

可以说，这个评价很高了。

刘凤君（右）与韩国国学院院长蒋永柱（左）

对于刘凤君教授研究的骨刻文，国内相关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普遍对他的研究表示认可，其中不乏对刘凤君教授很高的评价。有媒体称：他发现的骨刻文是“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对中国文字发展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把刘凤君教授称之为“当代王懿荣”，这个评价可以说非常高了。

刘凤君教授研究的骨刻文究竟算多么大的成就，这毕竟属于非常专业的领域，普通读者很难做出判断。

但是，假如骨刻文真的是甲骨文主要源头之一，是“中国文字史上的里程碑”，刘凤君教授是“当代王懿荣”的话，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为何骨刻文没有取得与甲骨文一样权威的地位呢？

根据相关检测确定，昌乐骨刻文的刻画骨头，大致属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到4500年左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刻符，究竟属于人工刻画的还是自然形成的，也即是虫蛀的还是草根腐蚀的，这是判定骨刻文的一个很大难点！

骨刻文

据相关专家研究：骨刻文的痕迹在微观上与草根腐蚀、虫蛀的痕迹相对比，看不出本质差别。在100倍放大镜的观察下，底部均为深的沟壑，非常不平整，甚至密布大大小小的孔洞。仅凭放大镜的观察，无法确定究竟是人为刻画还是自然腐蚀的。这是学术界对骨刻文认定的难点！

换言之，刘凤君教授虽然言之凿凿地声称骨刻文是古人刻画，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不能令人信服。

骨刻文部分字符

另外对骨刻文的质疑还有。

第一，相比于良渚文字、大汶口刻画符号等其他文化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昌乐骨刻文的规律性不足。刘凤君教授研究认为，在骨刻文中，多次出现“太阳”、“龙”、“凤”等字符，并且有些笔画重复出现过。但是，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符数量很少，没有形成规律，逻辑性不强。

一块骨头上的骨刻文，笔画显得非常潦草

对于昌乐骨刻文规律性、逻辑性不强的质疑，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比如同样出土于山东丁公遗址的“丁公陶文”，与良渚刻画符号和山西陶寺遗址“陶文”相比，它呈现的又是另一幅模样，也即：良渚刻画符号虽然有时候刻画地很潦草，但它的规律性和逻辑性很强，笔画横是横，竖是竖，呈现出明显的表意性。

良渚遗址陶片上的刻画符号，非常规整，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但我们看丁公陶文，每一个字符看起来像乱画的。

丁工遗址出土陶片上的刻画符号，与良渚刻画符号相比，又是另一个面貌

昌乐骨刻文与丁公陶文有相似之处，就是它的刻画比较乱，看起来好像挺随意。

骨刻文与丁公陶文有相似之处，笔画比较凌乱

关于古人对事件的记述，有结绳记事的说法，昌乐骨刻文和丁公陶文是否是“结绳记事”手段的一种“平面化”呢？也即，用绳结来记录一件事，改为用刻画符号，但这类刻符还保存了“结绳记事”的某些形象构造，因此呈现出来的刻符表现地像“绳结”一样。

骨刻文

当然，以上只是猜测，是为昌乐骨刻文找到一种合理解释。至于事实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第二，骨刻文字符出现的位置，也没有规律性。比如甲骨文，它的字符大多出现的龟甲或兽骨的正面平滑处，这样有利于刻画字符。但是，骨刻文的刻画符号出现在兽骨很随意的部位，有些甚至处于骨头的圆面或内侧，如果是古人刻画的话，为何在这样难以刻画的部位刻画？而不是选择比较平整之处？这似乎不合逻辑。从字符的刻画位置上，很难找出一定的规律。

刻在圆面骨头上的骨刻文

第三，刘凤君教授搜集到的骨头，大多不是从现场挖掘出来的，这就丧失了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科学性、严谨性，因为在考古中，出土文物的一系列信息，比如墓葬的形制、状态、等级等，与出土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收藏家”手里的甲骨因丧失了文物出土的考古背景信息，其价值大打折扣。

骨刻文

第四，在多年研究骨刻文的过程中，刘凤君教授掌握了多达3000多个刻画字符，数量可以说很可观。但这些字符大多属于单字出现，没有像甲骨文那样，一张甲骨上出现几十甚至上百字的篇幅。换言之，单个字符的规律性、逻辑性不足，因此认定它是文字的权威感不足。

骨刻文

换言之，刘凤君教授对骨刻文的研究虽然很“权威”，被媒体称之为“当代王懿荣”、“骨刻文的发现是中国古文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如果他的研究真这么重要的话，毫无疑问，骨刻文应该与甲骨文并肩，取得同样地位，之所以没有获得与甲骨文一样的地位，还在于以上4个原因。

刘凤君与同事在野外考察

从另一方面说，假如用更权威的手段检测出骨刻文的痕迹是古人刻画，而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么骨刻文的认定就前进了一大步。另外很重要的，假如能发现像甲骨文那样一片甲骨上具有几十个字甚至上百字的篇幅，那么骨刻文的认定也会前进一大步。骨刻文自然就会像甲骨文一样受到重视。

应该说，从2004年文物爱好者肖广德发现骨刻文后，引起刘凤君教授的很大重视，他多次到昌乐考察，对骨刻文进行深入研究，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相关专家也对骨刻文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尤其是韩国国学院院长蒋永柱教授对骨刻文的高度评价，令刘凤君名噪一时。

但是，认定“骨刻文”是否古人刻画还是自然形成，还需要更深入的鉴定与研究。尤其对于骨刻文的质疑，有必要给出合理解释。在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前，认定骨刻文是文字还需要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