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经历过两个阶段，一个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革命。这涉及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就清楚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事实上，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在一切尚且模糊之时，有一个人最早预见了毛泽东的成功，这个人就是柳亚子。

他预见毛泽东会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

柳亚子其人

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这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

中国的无产阶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界也同步发生了震荡。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陈独秀在这一年以《新青年》主编的身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这场新文学运动的开端是提倡白话文，新旧文人进行着持续的争论和思考，最终产生的效果广泛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乃至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人的代表的话，那么提起旧文人的代表，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南社的创始人柳亚子。

柳亚子的本名是慰高，亚子其实只是他的号。

柳亚子1887年出生在江苏吴江一个书香门第，因受母教，他自幼喜读古诗，又因受父教，他也有革命意识，十分关心社会变革。

再加上他的家乡在明末就是抗清基地，非常讲究民族正气，他受到影响，还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意识。

这表现在他少年时期就十分喜欢阅读南明志士所著的道德文章，并且偏好开“诗界之风”的龚自珍和梁启超的诗文。

后来他长到17岁，就离开了江苏，到了上海参加革命。

他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和光复会，还设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并主持社务多年，在上海很有影响力。

这也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会被聘为临时总统府的秘书的一个缘故。

只是，柳亚子并不习惯军政机关的生活，赴任仅有三日，他就辞去了公职，重新回到上海办报。

1919年，柳亚子在上海与陈独秀展开了一场交锋。

彼时，陈独秀在上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柳亚子作为旧派文人和南社的核心人物，与其在背景和立场上存在诸多差异，也就产生了诸多观点的交锋。

只是，与大多数固守旧思想的南社成员不同，柳亚子虽形式上还是喜欢用旧体诗唱和流连，思想上却慢慢地靠近了“文学革命”。

他逐渐赞成白话文，并与陈独秀有了密切的交往。

这也是柳亚子与共产党人的早期接触。

不过，“五四”之后，因为有不同的际遇和观念，柳亚子和陈独秀还是走向了不同的文学归途和革新之路。

但因为种种原因，20世纪20年代，国共开启第一次合作，柳亚子在其中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委，也就有了和中共接触的更多机会。

柳亚子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

柳亚子以诗歌为旗号招引革命青年，海内响应者无数，可以说是影响巨大。

他是一位颇具政治家气质的诗人，同时还是国民党的元老，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委之后，他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新尝试，高度重视中共之间的合作。

也因此，当1925年国民党右派开始了倒行逆施之后，柳亚子就对他们给予了严辞痛斥，甚至当面对蒋介石进行了责问。

后来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再采取举措压制、抵制共产党人，甚至想要撤销他们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的时候，柳亚子也出面表示了抗议，气愤地骂国民党右派是“反动派”。

这时，柳亚子还未与毛泽东结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

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会后甚至还邀约到了茶楼“品茗叙谈”。

毛泽东参与过中共创建，是共产党员，又在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中央任有职务，是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对象之一。

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政见上同身为监察委员的柳亚子相似，都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也因此，他们一定程度上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蒋介石强迫通过“整理党务案”的时候，他们一个会场痛哭、拂袖而去，一个愤而辞去身上的职务，“颇有共进退之感”。

柳亚子和毛泽东一见如故，除了他们政见相似，还与他们都喜好诗词和写作文章有关。

只是，与柳亚子不同，毛泽东是文人也是武将。

也因此，当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将柳亚子和毛泽东同时列入通缉名单之时，柳亚子和毛泽东的应对方式截然不同。

柳亚子选择逃亡日本，毛泽东却选择继续留在国内，不久后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很快赴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

也是在这之后，他领导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是柳亚子所没有想到、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此当他听闻这样的消息之后，他在心里就对毛泽东生出了敬佩之情。

1926年这一别，柳亚子与毛泽东往后十余年再未相见，但柳亚子一直留心着毛泽东的动态。

1929年，他居住在上海，听闻毛泽东不仅成立了红军第四军，还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就更加笃定毛泽东未来会有大发展。

于是，这一年，一首由柳亚子所著的诗作——《存殁口号》，从上海扩散，逐渐在国内引发轰动。

在这里边，柳亚子直抒胸臆，写下了“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的诗句，并且特别标注，他所说的“两列宁”指的是“孙中山”和“毛润之”。

后者指的自然是毛泽东。

要知道，列宁是前苏联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柳亚子将毛泽东和孙中山二人比作中国的列宁，自然是认为国内只有这两人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重大使命。

而当时孙中山已经去世，也即是说，在柳亚子看来，毛泽东会是未来中国领袖的唯一人选。

这种预见，其实代表的是柳亚子十分看好毛泽东的政治前途，也体现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柳亚子所作的这首诗，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是最早讴歌毛泽东的歌。

也因此，后世提到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人，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柳亚子。

毛泽东确立党内的领导地位

柳亚子将毛泽东比喻为中国的列宁的时候，毛泽东尚未成为我党的领袖。

他真正确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按党史界传统的说法，是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

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不能简单地从他当时所担任的职务上去判断。

事实上，当时遵义会议评选出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周恩来而非毛泽东。

毛泽东仅仅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后中央常委的分工中，他也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不是“党内总负责”、“总书记”或“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

只是，任谁都不能够不承认，后来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没有毛泽东的功劳，甚至可以说，在其中，毛泽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中共想要贯彻遵义会议，想要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想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想要由苏维埃革命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多走许多弯路。

只是，众人也必须承认，毛泽东确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确经历了一定的过程。

他实际取得在军事工作上的极高的领导权和发言权是在遵义会议召开的2个多月后，也就是1935年的3月。

当时中共中央想要集中军事指挥权，以更快速、更灵活地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也就决定组建红军最高指挥机构——新“三人团”。

毛泽东就赫然在列，并且得到了另外两位成员——周恩来和王稼祥的明确支持。

他们肯定并赞扬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毛泽东也就成了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而党史界认为，这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是遵义会议，因此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支持

一度逃亡日本、后又归国活动于上海、香港的柳亚子一直持续关注着毛泽东的发展。

1931年，他听闻毛泽东成功指挥红军三次粉碎国民党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欣喜若狂且备受鼓舞，提笔写下了“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的豪迈诗句。

从这样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柳亚子的情绪：他对毛泽东很是欣赏和敬仰。

柳亚子重新活跃起来是在20世纪40年代。

彼时，他已经移居香港，却仍密切留意着内地的革命动态。

在蒋介石不顾团结抗日的第一需要，而指挥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新四军发起有预谋的围袭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掀起了声讨蒋介石的抗议活动。

为此，他激怒了国民党，很快被开除了党籍。

但柳亚子并没有因此丧失他的志向。他给毛泽东寄去了自己写的七律，除在其中追忆两人的革命情谊，还表达了“共同革命”之意。

也是在这之后，柳亚子与毛泽东、与共产党人开始了更为密切的往来。

比如，1944年，柳亚子就曾飞抵重庆，会晤了共产党内部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如周恩来、董必武等，就“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也体现了柳亚子对中共领导政权的高度认可。

柳亚子关心中共，关心毛泽东，毛泽东也同样盼望着与这位老朋友再会。

他特地给柳亚子写了信，在信中由衷地庆贺柳亚子没有被灾难压倒，而是依旧屹然独立。

他还提到自己看了柳亚子在重庆新拍的近照，觉得他样子老了一些，询问他“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并表示“很想有见面的机会”，“只是不知能如愿否？”

毛泽东没有失望，两人的重逢很快到来。

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柳亚子就特地赶来和他见上一面。

两人在中共机关所在地——曾家岩 50 号畅谈许久，都为分别十余年还能再重逢感到十分激动。

柳亚子很是敬佩毛泽东，认为他在明知蒋介石有阴谋的情况下还敢亲自来重庆，是十分“胆大”的行为。

他也从中看出了毛泽东的坚持，知晓其想要尽最大能力地满足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

也因此，等到后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内战之后，他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也站在了人民的一边。

他始终坚信毛泽东会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会是一个人民的领袖。

参考文献：

1、1917年文学场域上的论争与南社的裂变_郭建鹏

2、最早预见毛泽东成为领袖的人是谁？[苏州吴江发布(中共吴江区委外宣办、吴江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发布平台）]

3、大道同行——毛泽东与柳亚子的革命友谊_问增飞

4、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