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收复永吉（今吉林市）和四平后，长春成为了一座孤城。

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新编第7军、第60军及地方保安部队共约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

为解除长春之敌对后方安全的威胁，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于5月下旬以野战军第1前线指挥所（8月中旬改称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2个纵队和7个独立师，准备夺取长春。

5月24日，解放军以第1、第6纵队和独立第6、第11师试打长春，攻占了西郊大房身机场。大房身机场的失守，使长春守军失去了与外界的空中联系，粮弹补给陷入困境。

毛主席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考虑到长春城防坚固，国民党军驻守兵力又多为精锐部队。如果强行攻城，解放军将面临巨大伤亡。同时为了能让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攻克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为辽沈战役创造有利条件

毛主席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其核心旨在通过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迫使敌军不战而降。

在此背景下，我军释放了此前在外围作战中俘虏的敌军排长、连长、营长等各级军官约100多人返回长春。

我军对待俘虏一向遵循“宽待俘虏”的原则，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不杀、不辱、不虐待俘虏，尊重俘虏人格，保护其私人财物，对受伤俘虏给予治疗，并允许其去留自愿。

但是，当这100多名军官返回长春后，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国民党军非但没有欢迎他们，还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并审讯他们，试图从他们口中挖出对我军不利的信息。

但事与愿违，这些军官们在审讯过程中，将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一一讲述，这让国民党的长官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他们既不能杀这些军官，因为这会激起士兵的反感，进一步动摇军心；也不能放，因为这些军官已经对我军的政策有了深刻的认知，不能让他们回去跟官兵们讲。于是，继续关押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然而，国民党的监狱跟我军的战俘营有天壤之别。在我军的战俘营中，我军会按时给他们发放日用品，定时会给他们体检，生病了有专门的医生护士看病，一日三餐也都有保障；但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们别说日用品了，连睡觉的床都没有，每天吃的是稀粥，生病了也根本没人管他们。

长春围困战的主要时期是在盛夏，这群军官一起挤在狭小的空间中，热得浑身起疹子，不断地被蚊虫叮咬，但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因此，他们经常抱怨：“早知道不走了，还不如留在解放军的战俘营呢！”

而长春守军在长期的围困中，军心也逐渐动摇，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之间矛盾尤为突出。

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利用守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加紧争取工作，成功瓦解了敌军的战斗意志。至10月中旬，围城部队共瓦解守军1.8万人，歼灭试图突围的守军4300余人。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派飞机到长春空投手令，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南撤。

10月16日夜，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派人出城与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洽谈起义事宜。17日，曾泽生率军部及第182师和暂编第21、第52师共2.6万余人起义。

10月19日，守军新编第7军军长李鸿率军部及新编第38师和暂编第56、第61师投诚。

10月21日晨，郑洞国率第1兵团部放下武器，长春遂告解放。

长春围困战粉碎了蒋介石以长春守军牵制东北野战军主力，使其不能向南机动的企图。同时，围困战配合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在主要方向上的作战，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战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更在政治宣传上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围困和瓦解敌军，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展示了国民党军的腐朽和人民军队的正义。是我军以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从而解放大城市的一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