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刚刚“卸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的刘顺元,经过几个月的辗转奔波,来到了山东青州闵家庄的华东局驻地。
当见到陈毅、饶漱石等人,刘顺元有些垂头丧气,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卸任的,而是被驻守旅大的苏军逼着离职的,说的更难听点,就是驱逐!
见到两位领导,刘顺元没有先倒苦水,而是满脸惭愧的对二人说,自己在旅大没有跟苏军搞好关系,犯了错误!
听到这话,陈毅、饶漱石很吃惊,刘顺元是山东博兴人,比陈毅小2岁,跟饶漱石同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虽然他是1931年才参加革命,但他入党,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批准,足见组织对他有多看重。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刘顺元也没让同志们失望,他先后3次被捕入狱,但始终坚贞不屈,还被国民党以“坚不自首,恶性甚深”为由,判了10年。
革命后的刘顺元,一直在地方上工作,从最初的济宁特别支部做起,短短十余年,便做到了安徽工委组织部长、苏皖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结束后,刘顺元又被派到了东北,先是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又被任命为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公署副主席。
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是中共经营的重中之重,在这时候能在东北当地委书记,足见刘顺元的不凡。
事出必有因,刘顺元虽然没办好事情,但无论是陈毅还是饶漱石,都没有责怪他,而是听他讲为何会被“驱逐”。
然而,当听完来龙去脉后,陈毅和饶漱石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饶漱石责怪刘顺元不注意刮胡子,不讲究衣着,而陈毅却说,刘顺元不算犯错误,反而夸赞他有民族气节!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刘顺元会被苏军驱逐呢?仅仅就因为不刮胡子,不讲究衣着?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刘顺元“反苏”!
事情还要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说起。
日寇投降后,为夺取有利战略要地,以防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从华北、华东、西北抽调十万大军和数万干部,奔赴东北地区。
当时,刘顺元是淮南区党委副书记,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他,很清楚东北的战略意义,再加之对苏联仰慕已久,也想跟苏方多些接触,以便学习苏芳的先进经验,便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
可是,当他带着妻子,风尘仆仆赶到沈阳,就从东北局的同志们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东北局被苏军赶出了沈阳城,苏军司令部还威胁东北局,如果不撤,就用坦克赶他们走。
苏军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刘顺元的意料,他有些不可置信,这是“老大哥”能干出来的事情?
半信半疑的刘顺元,并没有在沈阳过多停留,而是乘坐苏军管理的火车,奔赴自己的目的地——旅顺。
等到了旅顺,眼前的场景,让刘顺元不得不相信东北局同志们的话了,只见一辆辆满载着中国的铁轨、机器以及其他物资的列车,正呼啸着驶往苏联。
不仅如此,刘顺元还亲眼目睹了苏军士兵的一些不堪之举,一瞬间,苏联的神圣光环,在刘顺元心中黯然失色。
到了旅大,刘顺元感觉更加直观,当地老百姓称呼他们是“大鼻子”,对他们的反感,甚至不亚于日军。
刘顺元曾亲眼看到苏军将子弹和冲锋枪偷出来换酒喝,也亲眼看到他们,将民宅的珍贵地板撬走,烧火取暖。
因为看不惯,刘顺元特意跑了一趟苏军司令部,善意的提醒苏军长官,要注意约束士兵。
然而,苏军司令部的答复,却让刘顺元瞠目结舌:“攻占柏林,他们是有功的,难道还能因为这点小事情,就枪毙他们?”。
到旅顺没多久,为了能与苏军紧密合作,刘顺元等人开始筹备关东行政公署,很快,双方就出现了第一个矛盾点,那就是官员的配备问题。
苏军认为,这个公署,应该他们控制,因此,他们准备任命大商人迟子祥当主席,而且,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商业厅长,也由迟子祥推荐。
此事一出,刘顺元等人气愤不已,因为这个迟子祥是个大汉奸,在日本占领旅顺期间,曾担任商会会长,劣迹斑斑,用这样一个人当公署主席,如何服众?
然而,苏军却不管这个,他们之所以选迟子祥,是因为苏军进旅大后,他是第一个打出维持会的旗帜表示欢迎的,不仅如此,只要每逢集会,此人都会高呼“慈父万岁”,苏军对他很有好感。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迟子祥听话,完全听命于苏军,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旅大搜刮。
害怕出乱子,刘顺元立马将此事上报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很快,他便得到了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方针还是以苏军为主!”。
上头都这样说了,刘顺元还能怎么办?最终,这个迟子祥当了主席,而刘顺元,则兼任了副主席一职。
开始共事后,刘顺元更难受了,在苏军眼里,关东公署就是他们的附属,有事情了,他们从来不来,而是“召”公署的人去苏军司令部。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公署的人回答问题或者报告时,必须站起来,先喊报告,说出职位名称,然后再谈正事。
这一要求,让刘顺元极其不舒服,他感觉在苏军面前不平等,就好似小学生在回答老师的问话一样,这让他不禁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种种屈辱。
除此之外,苏军还要求公署的人留长发、刮胡子,穿西装、打领带,美名其曰,害怕有人认出他们是八路。
某次,刘顺元遇到了急事,没来得及刮胡子就去了苏军司令部,他被苏军嘲讽是不是没钱去理发店,要是没有,可以给他几个钱。
苏军的傲慢无力,让刘顺元恼火至极,可为了大局,他还是选择隐忍。
真正让刘顺元忍无可忍的,是苏军对旅大肆无忌惮的掠夺。
苏军占领旅大后,发行了“军用劵”,并且要求当地必须使用,违者军法惩治,靠着大量发行这种货币,他们在旅顺、大连等地弄走了大量物资。
1947年5月,国民党东北行辕来人了,要求接管大连,当时的苏军,最害怕的,就是国军用他们发行的“军用劵”抢购物资,于是,苏军开始“货币改革”了。
他们要求居民拿着“军用劵”,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还在劵上贴了一张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了面值较大的。
如此一来,“军用劵”就大幅度贬值,本来,能买一只鸡的“军用劵”,一下子就只能买一个鸡蛋了。
除此之外,苏军还要求当地成年人,至少持有3000元加盖过印记的“军用劵”,16岁以下的,则至少持有1000元。
苏军这么一搞,老百姓苦不堪言,当地的经济活动和工厂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刘顺元跑去苏军司令部反应情况,可苏军司令却蛮横的说:“我们不管这些!”。
不仅如此,苏军司令还要求刘顺元去大连电台,宣传货币改革的“好处”,刘顺元想都不想,就一口拒绝。
“货币改革”之后没多久,中苏双方要签一份合作协议,签协议的当天,刘顺元接到通知,让他拿着印章去大连的苏军司令部。
等刘顺元火急火燎赶到,却没人搭理他,让他等了足足2个小时,2个小时后,才有一个苏军校尉告诉他,签协议的地点改了,在旅顺的苏军司令部,刘顺元那个恼火呀。
压着火气,他又跑到了旅顺,到了之后,协议还没起草好,他又等了2个小时,然后才有人拿着协议出来,让他签字。
跟中国人签协议,却不允许中国人参与讨论?这可是事关中国权益的大事情啊,越想,刘顺元就越愤怒,于是他没在协议上签字,拂袖而去。
因为这个事情,刘顺元惹恼了苏军司令部,他们向莫斯科打了报告,要求将刘顺元逐出旅大。
对此,旅大地委还专门做了讨论,有同志对刘顺元的作为,表示支持和钦佩,当然,也有些人指责他是带头“反苏”。
1947年10月30日,苏军司令部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刘顺元离开旅大,为了大局,刘顺元不得不离开,紧接着,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刘顺元事件”,在当时闹得挺大,但不得不说,陈毅对对刘顺元的评价却很客观,他真的很有民族气节!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回到华东局后,刘顺元被分配到刚刚解放的济南,担任特别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跟苏联紧密合作,这时候,刘顺元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苏联的一支代表团就来到了中国,明里是来庆祝新中国成立,暗里却是考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他们点名要去刘顺元所在的济南“看看”,看刘顺元有没有受到处置。
如此状况下,跟刘顺元相交10余年,对刘顺元知之甚深的刘主席,不得不忍痛让刘顺元动一动了。
1949年12月,“二刘”见面,在刘主席的劝说下,刘顺元写了一封检讨书,与此同时,他也被连降三级,去了华东局下属的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规划局局长,做一些不需要出面的工作。
刘顺元这一“不出面”,就是3年时间,直到1953年“慈父”离世,在刘主席的指示下,他才重新出来工作,被江苏省委副书记一职,2年之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
复出后的刘顺元,仕途也是充满坎坷,因为他性格刚硬,直言敢谏,浩劫中曾受7年牢狱之灾,再次复出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4年,81岁的刘顺元离休,开始享受晚年时光,1996年,刘顺元因脑溢血离开人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