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商鞅的变法非常成功，他让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逐步走向一家独大而统一天下。不过这场大手术，脸上能够露出笑容的只有秦孝公和商鞅，其他人都是苦瓜脸。

除了国君，商鞅把所有人都得罪了。贵族失去了世代承袭的资格，平民更惨，毫无自由的他们只能玩命地耕种，成年男子随时听候征召入伍作战。

严格意义上，商鞅变法是一种历史倒退，看起来似乎平等且具有晋升通道，但是缺乏人性和温情，等于变相地恢复了奴隶制度，把所有人捆绑在国家战车上。

所以，贵族不悦，百姓也不悦，商鞅得罪了太多人，处境很糟糕，出行时不得不“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否则随时有人拿着西瓜刀冲过来。

历史对于商鞅的评价，除了正面肯定其成绩之外，也指出了他的严重问题——独断专横，刻薄少恩。

变法初，秦人投诉新法不便。中高层很有情绪，极力反对，同时煽动底层群众来阻碍政策推行。

对于群众，商鞅毫不手软，谁反对就砍谁，以至于渭水都变成血红色。

对于贵胄和士人，商鞅以太子嬴驷作为执法对象，杀鸡儆猴。由于太子不可受刑，太子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代受责罚，公子虔被割掉了鼻子。

再也没有任何人，对新法表示不满。

十年后秦大治，山无盗贼，仓禀充盈，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私斗。

有些人开始称赞新法的好处，商鞅认为这些人是“乱法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

商鞅要的效果是——你们都给我闭嘴。国策的好与坏，轮不到你们评价，只有认真执行的资格。

如此一来，国策通过商鞅的构思强令推行，却得不到任何反馈信息，难以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改良。虽然国家整体富强了，但是必然有一部分群体成为新法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他们完全没有申诉和被补偿的可能性，积怨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

一切的一切，都是商鞅决绝的性格造成的，我们不禁疑惑，他真的那么偏执吗，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也没有一个朋友？

我们不要忘了，变法是秦孝公的愿望，是他在主导这场革命，商鞅不过是实际操作的官员。

有以下几种可能：

1、其实没有商鞅，秦孝公也能基本完成本次变法，只不过他需要一个操盘手，实现自己的规划。这个操盘手必须是国外客卿，与国内贵族没有瓜葛，不必权衡各方利益，也不需要和谁讲情谊，只要顶住所有压力将国君的构想切实落地。

2、商鞅的刻薄与严苛，是秦孝公默许下的表现，否则变法不能彻底。在那个君权时代，商鞅再刻薄，也不敢犯浑直接弄太子，必须经过秦孝公同意。

3、法由商鞅来变，锅也要由他来背，积怨太大压不住的时候，杀掉商鞅来缓解矛盾。当然了，怎么杀是一门艺术，不能让后人诟病。

商鞅开始变法，秦孝公突然成了隐形，史册里没有任何关于他干了什么的记载，很显然是把冲锋陷阵的重担全部交给商鞅，自己只做幕后指挥。

秦孝公很清楚商鞅面临什么，承受什么，将来是什么结局。他尽可能地兑现当初的承诺，赋予商鞅权力和富贵，保障他的安全。算是对死士的赏赐与感激。

秦孝公是一流国君，商鞅也是一流政客。所以秦孝公能想到的，商鞅未必想不到，他知道自己只要上了船，就下不来了。

自立或者逃跑两条路，都不可能。

公元前338年，在位24年的秦孝公突然病重，他把商鞅叫来，提出要禅位。

这不过是个面子工作，商鞅坚决辞谢。秦孝公是想昭告世人，你们看，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给商君高官厚禄，与他共分国土，最后还要禅位，仁至义尽，绝对没有害死他的念头。

秦孝公当然明白，商鞅一个卫国人，在秦国没根没底，全是仇敌，自立是绝对不现实的妄想。真给他位子，他也接不住，只能辞让。

这时候有个叫做赵良的人，感到秦孝公命不久矣，劝商鞅早做打算。

商鞅不是不想做打算，而是无路可逃。逃往义渠国，那是秦国的附属国，人家肯定给遣送回来。从武关去楚国，楚国与秦国联姻，岂能放行？从函谷关去魏国，要经历重重关卡，就算侥幸过关，前不久刚刚诱骗公子卬导致魏军大败，河西割地，魏惠王多半不能接纳。

至于其他国家，都需要经过魏国，魏国不同意就没辙。

秦孝公薨，商鞅失去了唯一的靠山，蛰伏了十几年的公子虔戴着面具，展开报复行动，诬告商鞅谋反。

秦惠文王起兵抓捕商鞅，以申私怨，以平众怒。商鞅不想死，做了最后尝试，正如事先预料，并没有什么卵用。

最终，商鞅带着少量私兵，企图通过关中平原逃亡，不敌守军被杀。

尸体送回咸阳，被五马分尸，灭族。

商鞅虽死，新法不废，后来的历代秦王，却没有人为商鞅平反，悲情之锅，一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