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谈及历史上最为窝囊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恐怕无人敢称第一。
公元322年，司马睿即位的第五年，权臣王敦突然出兵攻打国都建康（今南京），发动叛乱。
王敦作为东晋的开国元勋之一，与堂弟王导在建立东晋王朝时贡献颇丰。因此，司马睿稳坐江山后，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得知王敦造反，司马睿表现得颇为镇定。他连发三道圣旨，命令王导、周顗、王邃、周筵等统帅军队，迅速讨伐叛贼。为了鼓舞士气，他自己也披上铠甲，骑上战马，亲自前往军前，立誓不杀此贼誓不罢休。
然而，战局瞬息万变。当司马睿仍沉浸在政治表演中时，王敦的大军已悄然攻入城中。
听闻消息后，司马睿判若两人，急忙脱下铠甲，派遣使者到两军阵前求和。
面对皇帝派出的使者，王敦却不依不饶。
这让司马睿惊慌失措，他连忙让百官跪迎王敦，并再次派使者议和，提出自己愿意退位让贤，推王敦为天下共主。
开国之君，竟然沦落至此，实在是窝囊至极。
同年，47岁的司马睿因忧愤而死，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晋元帝司马睿。图源：纪录片截图
司马睿的悲剧结局，源于十年前的永嘉七年（公元313年）。
那一年，晋怀帝司马炽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去世。西晋的国都设在洛阳，司马炽为何会死在平阳呢？
原因很简单，他被敌国君主刘聪俘获，死于非命。而他被俘的背后，牵扯出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两大变局。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去世后，继位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傻子，晋惠帝司马衷。司马衷在成为太子时，娶了太宰贾充的“丑女儿”贾南风。彼时司马衷年幼，父亲司马炎派谢玖去侍寝。经过一番性启蒙，谢玖怀孕，生下了儿子司马遹。
司马炎立司马衷为太子时，曾担心他治国无能。临终前，他将岳父杨骏升为辅政大臣，希望他日后能帮助司马衷，辅佐晋室。
杨骏是司马衷母亲的叔父，虽不是亲外公，但也是母家的亲戚。司马炎一去世，杨骏便与“丑皇后”贾南风对立。司马衷似乎有些“娶了媳妇忘了娘”，愤怒之下下令杀了杨骏。
贾南风也不是善茬。为了更好地掌控皇帝，她命楚王司马玮入京宿卫，同时设法杀掉太子司马遹，自己独揽朝政。经过一系列操作，原本太平的晋室江山瞬间被推入“八王之乱”的泥潭。
直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八王之乱经过十五年的混战才逐渐平息。此时，司马昭、司马炎的后代已经死得七七八八。结束八王之乱的是一位名叫司马越的宗室王爷。
作为司马氏的远房宗室，司马睿在此时登场。
由于司马越的封地在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与司马睿的琅邪国接壤。他起兵后，特意“照顾”司马睿，让其驻守下邳（今江苏邳州），间接参与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结束后，司马越立司马衷的异母弟司马炽为帝，即晋怀帝。司马越自任太傅辅佐朝政。然而，西晋王朝的运作始终未能恢复正常。
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当年对边塞部族较为宽容，趁着中原内乱，胡人首领刘渊、石勒等迅速崛起，举兵南下。
永嘉之乱随之而来。
公元311年，汉赵皇帝刘聪派遣大将刘曜、石勒、呼延晏等人进攻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沉醉于“八王之乱”的胜利，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逼近。
不久，汉赵大军兵临城下，司马越被吓得活活死去。晋怀帝司马炽及其麾下大部分王公被杀，西晋王朝毁于一旦。
幸而历史为晋室埋下了一颗棋子。
司马越在洛阳耀武扬威时，未忘曾经帮助过的侄子司马睿。在他掌权后，司马睿被任命治理建邺（今南京）。
洛阳沦陷，帝室衰微，作为旁系的司马睿依旧手足无措。不过，司马睿身边人才辈出。就在他不知如何自处时，王导开始出谋划策。
王导与司马睿自幼相识。他出身北方大族琅邪王氏，而琅邪正是司马睿的封地。
自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那一代起，司马氏与琅邪王氏的关系密切，长达数十年。因此，与其说王导与司马睿是上下级关系，不如说他们是“恩同兄弟，义如交友”。
王导建议司马睿，趁此乱世，韬光养晦，善加经营建邺，以待东山再起。
王导博学多才，素有韬略。他的建议，司马睿自然言听计从。
建康（建邺）地处长江之南，相对安宁。由于王导的倾力相助，司马睿南移，北方士族纷纷效仿。“衣冠南渡”远离战火，建康一时成为北方各大家族的避难首选。
众多门阀世家南下，无疑是司马睿在南方东山再起的最佳时机。但平日名声不显的他，完全未能激起其他世家大族投靠和效劳的欲望。
对此，他感到相当苦恼。
王导更加头疼，只能以琅邪王氏的身份，去游说自己的族兄王敦。
王敦是当时的名士，擅长清谈，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凭借贵戚身份，他在扬州做刺史，对南方事务了解颇深。堂弟王导誓死追随司马睿的事情，在琅邪王氏内部早已不是秘密。王敦本就有趁势崛起的心思，因此与王导一拍即合。
当时，江南的风俗是在每年三月初三祭祀神灵。这一天，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按照习俗都要到长江边集体跪拜，祈求风调雨顺。
借此机会，王导与王敦为司马睿策划了一次节日出游。
当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司马睿的仪仗从大街经过，后面跟着的是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北方士族代表。如此华丽的出行规格，瞬间吸引了众多前来过节的行人。
在人群中，一些世家大族开始暗自思量：在晋室子孙持续凋零的情况下，难道只有琅邪王司马睿才是复兴司马氏、还都中原的最佳人选？
于是，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北方世家纷纷派代表到司马睿处赔礼道歉。司马睿也不敢怠慢，恭敬地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心中产生了为琅邪王效忠的想法。
初步筹谋奏效后，王导又向司马睿献上下一步计策，要求他多加礼遇江南本土名士。
西晋灭东吴已有三十余年，但在江左地区，本地世家大族仍以贺循、顾荣、纪瞻、闵鸿、薛兼等五人为首。此五人高风亮节，世所称道。看到北方士族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江左“五俊”并未为所动。
关键时刻还得靠王导。利用自己北方头等世家子弟的身份和名声，他相继替司马睿请来了贺循、顾荣两人。由此，一向持观望态度的江左世家，才逐渐甘愿归附于司马睿，俯首称臣。
当司马睿在江南春风得意之际，北方却依旧一片混乱。
继晋怀帝之后，在晋室忠臣的辅佐下，晋武帝的孙子、秦王司马邺在长安登基，即晋愍帝。然而，由于晋室内耗严重，司马邺手中已无一兵一卒可调。他只能遥尊两位尚有实力的宗王——琅邪王司马睿和南阳王司马保为左、右丞相，期望他们带兵北上，复兴晋室，归还旧都。
对此，司马睿并非不想。然而，作为一个称职的“流民”，他除了身份高贵外，并无实权。
自驻扎建康以来，他俨然成为司马氏在江南的精神领袖，“祭则司马，政在士族”。
对于还都北方，各大门阀虽然在精神上相当支持，但谁都不愿意当“出头鸟”，拿自家的资源去给司马睿及败落的司马家族陪葬。
因此，当匈奴大军攻破长安，俘获司马邺时，琅邪王司马睿仍在江南烟雨中徘徊。
公元318年，晋愍帝司马邺的死讯传到了江南。
晋愍帝的去世，意味着北方侨族基本失去了回归故土的可能。由于晋朝是中原政权的象征，这些侨族想要抵抗北方势力的继续南下，唯有打出晋朝的旗号，才具说服力。
因此，琅邪王司马睿莫名其妙地捡到了一个当皇帝的机会。
在江南名士纪瞻的恳求下，司马睿三辞三让，最终坐上了皇帝宝座，成为晋元帝。
为了感谢好兄弟王导的付出，在登基大典上，司马睿故意摆出姿态，强拉着王导与自己一同接受百官朝贺。
▲司马睿邀请王导共治天下。
司马睿的“骚操作”，让王导感到惊慌。为了避免场面尴尬，他特意跪下劝谏晋元帝：“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听到王导如此吹捧自己，司马睿心中欢喜，立刻收起虚伪的表情，接受百官的朝拜。
然而，他很快就不再开心了。
与历朝开国皇帝一样，司马睿对自己创立的江山充满着发展的希望。
即位后，他决定“以法治国”。为此，专门颁布了一道诏书，要求各地官员“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如遇官员在当地为非作歹，“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
然而，他的政令还未到地方，就被截了下来。
司马睿登基后，国家大权基本握于琅邪王氏手中。除了丞相王导，同一时间，琅邪王氏还有王舒、王含、王虞、王彬、王邃等族人在各地担任刺史、都督等要职。而功劳仅次于王导的王敦，在司马睿登基后，出任荆州刺史，总领长江中游各部军事，成为东晋王朝时下炙手可热的军政要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部分归结于司马睿本人，但“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志”却也并非空穴来风。
出任荆州期间，王敦没少提拔安插亲信。对于辖区内不服管教的官员，他也没多废话，直接送他们去跟阎王报到。为了安抚司马睿，王敦在荆州坐大的同时，也不忘写几封感人至深的信，诉说自己被猜疑的事情，请求皇帝多加谅解。
当然，琅邪王氏家族也无法一家独大。
在司马睿称帝过程中，拥立他的还有各类“次等士族”。多数情况下，为了实现阶层晋升，次等士族都会选择依附于皇室。刘隗、刁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史料记载，“（刘）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而出身次等士族的刁协，则是司马睿“并抑豪强”的支持者。
在司马睿的支持下，刘隗很快获得与王导平起平坐的地位。之后，刁协又以同样无限忠于皇室的态度，获任尚书令。两人逐步遵照司马睿的指示，分割着宰相王导手中的权力。
眼见王导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后，司马睿开始了他的第二项改革：大力任用宗室。
在八王之乱中，宗室对皇室的威胁尤为明显，司马睿当然心知肚明。然而，晋武帝司马炎当初委派宗室镇守各地，原意是抵御外敌，拱卫皇室。而如今，琅邪王氏的王敦正是皇室的心腹大患。
帝室羸弱，抵御外敌，自然需要宗室、亲信等同心戮力。
公元320年，司马睿派遣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今湖南长沙），制约王敦。随后，又命江东豪族领袖甘卓为安南将军、梁州刺史，假节督沔北（今湖北北部）诸军，镇守襄阳；尚书仆射刘渊为征西将军，统领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驻守合肥；刘隗则代表皇帝出镇淮阴，节制北方军事。
朝廷这一系列调动，触动了王敦敏感的神经。
为了安抚宿将，司马睿亲自出面解释，这一调动完全是出于北伐需要，希望王敦不要多想。
然而，接下来司马睿的第三项改革，却让王敦不得不相信朝廷要“卸磨杀驴”了。
当年“衣冠南渡”，不仅有北方的世家大族，还有一大批为逃避战祸、跟风南下的中原普通百姓。
然而，随着局势的动荡，这些平民到了南方后，不仅没有恢复在中原时的安定生活，甚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被迫沦为世家大族的奴婢。
考虑到国家发展的需要，司马睿特地下诏，所有因遭难而沦为世家大族“僮客”的人，悉数复籍，鼓励他们参军，保家卫国。
这项政令，不仅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势力，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僮客”参军后，便成为国家的部队，皇帝直属的武装力量。
对于疑心重重的王敦而言，若皇帝不受控制，掣肘皇权的琅邪王氏可还有活路？
因此，没等司马睿动手，王敦先反了。
公元322年，王敦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鸣冤为借口，骤然发兵攻打建康，史称“王敦之乱”。
王敦之所以将主要矛盾全部对准刘隗、刁协，既是为了掩护自己谋朝篡位，也是希望激起世家大族的共同愤怒。
与王导相比，刘隗、刁协二人在朝堂上多喜“刻碎之政”。利用司马睿那套“以法治国”的理论，只要官员违法，落到刘隗、刁协手中，轻则免官，重则丧命——无论你是一流的门阀世家，还是普通的官宦之家。
此外，刁协人品极差，权力在握时，没少借机羞辱豪强士族。甚至有一次，王敦的舅舅羊鉴认为自己“才非将帅”，推辞带兵讨伐叛逆，却被刁协弹劾为“疑虑畏敌”，遭到下狱论死。
王敦一起兵，刘隗、刁协二人就预感到危险，力劝司马睿诛杀琅邪王氏全族。
然而，司马睿却告诉他们，琅邪王氏有大功于国，一切要以和气为上，不要扩大事端。
面对司马睿讨好的姿态，王敦可不买账。
尚未到达建康，他就发布了刘隗、刁协两人十多条大罪，号召天下共讨之。
眼见王敦“撕破脸”，司马睿大怒，下诏定王敦为“大逆”，并称“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同时，在城中检阅刘隗、戴渊等人回防建康所带的宿卫部队。
这边朝廷准备“讨逆”，那边世家大族却不为所动。甚至诸如温峤等世家代表认为，大将军（王敦）起兵，情有可原，不算过分。
▲大将军王敦。
为了戏谑司马睿，王敦特地放话：谁要杀得了王敦，琅邪王氏必保举他在朝中“封武昌郡公，邑万户”。
直到王敦攻破建康城，他的人身安全仍然有保障。
形势危急，司马睿顾不上刚刚发布的感人誓言，急令刘隗、戴渊等整军应战，自己则躲回宫中“静候佳音”。
刘隗等人哪里是王敦的对手，不久，司马睿的“六军”悉数尽败。刘隗趁乱北逃，投奔石勒。而刁协、戴渊等人则以反抗大将军的罪名，被处死。
不过，作为胜利者的王敦，却始终没有进宫朝见司马睿。
这让司马睿更加慌乱，为了平息王敦的怒火，他不仅下诏为其平反，还多次派出使者邀其入朝，共商国是。
然而，王敦面对触手可及的皇权，却做出了一个谜一般的决定。他不去直接触碰，而是率军回到大本营，坐镇武昌，遥控朝政。
王敦之乱期间，王导并没有第一时间站到朝廷这边。虽然他并未为王敦之事多加谋划，但在他眼中，琅邪王氏的家族利益始终大于一切。因此，当王敦“逼宫”时，他表面上带领族中兄弟子侄等待议罪领罚，实则选择袖手旁观。
整个过程都是王氏两兄弟的表演，而软弱的开国皇帝司马睿，仿佛只是一个观众：看着刀光剑影，看着两面三刀，自己瑟瑟发抖。
王敦走后，司马睿很快抑郁病倒，病情愈发严重。他等同于被软禁在皇宫中，宛如一个“囚徒”。
在病中，他想起了昔日的太尉荀组。此人出身北方大族颍川荀氏，是东汉时司空荀爽的玄孙，西晋司徒荀勖之子。
荀组为人“夷雅有才识”，对司马睿颇为忠心，且曾受琅邪王氏诸名士的称赞。司马睿以为，由他来主持朝政，既可缓和君臣矛盾，又可逐步夺回皇权。
谁知，荀组受命不久，尚未到任便去世。
余晖渐落，司马睿放弃了所有的幻想。公元323年1月3日，他在忧虑中病逝。
临终前，他仍不忘将王导身上“监管江南诸军事”的重任卸下，荣封“司徒”，求其一定要尽心辅佐太子司马绍。
站在大义的角度，王导没有驳斥司马睿的请求。
司马睿去世后不久，在王导的协助下，世家大族纷纷站出来拱卫皇室，王敦之乱彻底被平定。
双向押宝的王导，凭借智谋带领琅邪王氏继续走向巅峰。
士族终究压过了皇权，在东晋王朝的国祚延绵中不断发酵、壮大。继“王与马，共天下”之后，晋明帝司马绍的内舅、太尉庾亮崛起，开启了“庾与马，共天下”的新时代。接下来，是“桓与马，共天下”。然后，又是“谢与马，共天下”。
这是属于世家大族的朝代，是史学家田余庆所说的“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时代。而司马睿从一开始就只是作为象征物存在，哪怕他是名义上的开国皇帝，也无法逃脱时代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