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戴河之行

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到武汉畅游长江之前，我因病到北戴河去疗养，暂时离开了武汉军区。

我所以离开繁忙的工作岗位，是因为肺部潜藏的老毛病，这时感觉到比以前更明显了。每天忙完了工作，我就感到四肢无力，胸部发闷，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来。

我们的第二政治委员钟汉华，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看见我勉强支持着工作，就劝我暂时把工作放下，先把病看好了再说。他估计，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等到休养、治疗回来，也误不了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健医生们的意见，也和钟汉华不谋而合，他们提出让我找个环境幽静、空气新鲜的地方休养治疗一段时间，以便尽快恢复健康。

听了他们的意见，我有点儿犹豫不定。我有我的想法和考虑。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军区机关和各单位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我暂时放下工作之后，还有钟汉华等领导同志，领导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正在按照上级的指示，放手发动广大指战员，特别是机关干部给领导同志提意见之时，如果我在这时去疗养，未免有点“躲避运动”、临阵脱逃“之嫌……

最后，我在他们的一再督促下，抛开了自己的想法和考虑，经过中央军委批准，才决定到北戴河去疗养。

不久，我就乘火车离开了武汉，在北京稍事停留之后，便来到了北戴河，住在河北省的疗养院。

在北戴河住下之后，按照医生的建议，开始了有规律的疗养生活。每天早晨，我或到林间、海边散步，或在院子里打一打羽毛球。上午，主要读一读政治书籍，看一看报上的重要新闻，以便跟上发展的形势。午休起来，到海边浴场游泳，海水浮力大，省体力，海浪打在身上，象是按摩，十分惬意;游累了，爬上滚热的沙滩，任太阳晒，海风吹，又别有一番情趣。有时候，我还去爬一爬山，除了有益于恢复健康，也领略一下望长天、观沧海的味道。

这样的生活，似在世外桃园，实际上北戴河并非世外桃园。

这一年的盛夏，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人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愿在这场运动中落后，都想站在这场运动的前头。旅游、休息的闲情逸致，被爆发出的革命热情一扫而光。所以，同每年的盛夏季节相比，避暑胜地北戴河受到了冷落，来人比往年减少了许多。

尽管当时北戴河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达到北京飘来一片云，北戴河就要下一阵雨，河北省会刮起一股风，北戴河就要掀一层浪的程度，可是，从北京、天津传来的消息，也使整个北戴河出现了紧张不安的气氛。

报纸、广播把北京以及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通过一篇篇报道传来，造成了一种强大的舆论声势，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指示和活动的报道，更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心理:一定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列，经受考验，接受锻炼，如果谁站在或被排斥在运动之外，那将是天大的遗憾，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在北戴河休养治疗期间，仍然关心着武汉军区的运动进展情况，关心着全国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形势。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月五日，毛泽东为表明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十六条》。

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这次会议的首都群众。毛泽东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林彪在大会讲话中，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林彪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立即得到首都红卫兵的响应。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便从首都向全国波及开来。

从北京传来的一个又一个“喜讯”，使北戴河的街头巷尾沸腾起来，接二连三地敲响了庆祝的锣鼓，那些激动不已的滚滚人流，手中挥舞着各色的小彩旗，不断高呼着口号，象海边涌来的浪涛一样奔腾呼啸。接着，那些敢于造反的红卫兵们，纷纷从学校杀向社会，也开始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

这时候，武汉军区副政委张广才来到北戴河看望我。他除了问候我的身体情况外，还谈了武汉军区的运动进展情况。言外之意，大家都希望我早日回到武汉。此时我的病已有了一些好转，在“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催促下，我准备返回军区参加运动。

准确时间记不清了，大约是在八月中旬，我离开北戴河，登上了西去的火车。

这时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已深入到各个角落，火车上一片乱哄哄的。由于没买到软席票，我和随行工作人员一起进入了硬席车厢，接触了乘车的群众。好在我们上车早一些，几个人坐到了一起。只见有一群红卫兵，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一双双眼睛象抓小偷一样，到处搜寻着该破的“四旧”。

没等他们发现该破的目标，车站上的开车铃声响了，那群红卫兵才跳下车去。还有一些乘车的红卫兵没下去。

火车向前疾驰。我们坐在车厢里，开始大家有说有笑，一会儿就找不到话题了。这时有人提议打扑克，我们调整好座位后，在车厢里打起了扑克。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带政治性的插曲。

大概是我们的说笑声，刺激了红卫兵的“革命”神经，有几个戴袖标的年轻人，从车厢的那一头走了过来。他们个个气势汹汹，横眉怒目，张口就是一阵疾风暴雨，随行的工作人员有点儿不服气，双方争论起来。

“谁让你们玩这个”

“我们自己。”

“为什么玩它”

“为高兴、消遣。”

“为高兴、消遣也不行!”

“没听说过。”

“我现在就在说!”

“说也要玩儿。”

“你知道这是什么”

“扑克。”

“这是‘四旧’。”

“什么‘四旧’”

“玩它，是资产阶级闲情逸致!”

“不对。这是无产阶级的正当娱乐!”

“娱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跟‘文化大革命’是两回事，你们不要乱上纲。”

“你们这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打扑克是修正主义?”一直在静默“观战”的我，听到这里也火了，抬起头来质问他“对，打扑克就是修正主义!”他们还是毫不退让。

“打扑克算什么修正主义?我走到天边也要跟你们说个清楚!”我把手中扑克一摔，冲他们吼起来。

这些年轻娃娃们一看势头不对，他们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表现出有点发休的样子，最后在列车员和其他乘客劝说下走开了。

这场舌战结束时间不长，火车就到达了天津车站。

那时候，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我们应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邹国厚之邀，准备在天津逗留两三天，然后再转车去北京。

我们走出车厢的时候，邹国厚已在站台上等候了。

出站后，我们驱车通过解放桥，天津“破四旧”的情景就接连不断从车窗显现。矗立在解放路两旁的各式楼房，有的被拆、有的被凿，面目全非。许多商店的旧匾额、旧牌子，几乎都换上了“革命”的新名字。什么“工农商店”、“工农兵饭馆”、“红卫兵影院”，各种各样的新招牌展现在街头。邹国厚介绍说，全市有名的劝业场的职工，也对工作的商场采取了“革命”行动，他们白已抡起锤子、凿子，凿掉了嵌在门额上的历经三十八年的“劝业场”三个大字，正式改名为“人民商场”。

行进间，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由于道路被人群堵塞了，我们的车子只得慢下来，使我目睹了车窗外发生的一切。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的“革命”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当我们的车子到达大理道小招待所附近时，又被挤满马路的自行车拦住了。我们只好从车子里下来，走进这座带有洋味的旧式院落。就在我们走向院里的工夫，眼前又出现了荒唐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原来，是一群尚没资格戴红卫兵袖标的小学生，大概是从大哥哥、大姐姐那里学来了如何采取“革命”行动，也在设卡检查通过的自行车。只听他们公开声称，所有自行车反光尾灯的设计，都隐藏着设计人员的反动与阴谋。这些人都想要“变天”，时刻盼着“国民党回来”，把“国民党党旗的青天白日”图案，巧妙地塞进了棱角多变的反光尾灯里，只要擦亮眼睛看一看，就会看见“青天白日”图案。

为了给这些“反动的家伙”当头一棒，立即清除“反动流毒”，所有通过这里的.自行车，都要把反光尾灯扣下来，交给他们统一销毁。

邹国厚还向我介绍，天津的“破四旧”已深入到屋内。各家各户的各种物件，都要经过严格检查，什么古玩字画、古旧书刊、古式家俱，还有金银首饰、贵重衣物、稀有器皿等等，总之，凡是沾“四旧”边儿的东西，都被列为“横扫”之列，要来个彻里彻外的“革命”。

我默默地看着、听着、想着这一切，信步走进了小招待所的院子，心里头翻腾着不可名状的滋味。我自问，是什么使这些年轻人甚至小学生非要干这种“革命”的事情不可?我认为，尽管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但不能过多的责怪他们，他们是受“革命思想”的驱使才干出这种事情的。

大约在天津住了一两天，我们来到了北京，住进了翠微路总参第二招待所。

在这里，我写了回去的报告。当时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我把报告送给了林彪。说明我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要求回武汉军区参加运动。

林彪很快同意了。

北京的“破四旧”运动，当然比北戴河、天津更甚，因为这场运动是从北京开始的。情况可想而知，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北京停留期间，我去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徐帅在住地接待了我。

首先，我向徐帅表示问候。接着，谈起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由于当时的情况复杂，徐帅的谈话，我觉得既深刻中肯，又不失分寸。当我谈到这次是路过北京，很快就要返回武汉，问徐帅有什么指示时，徐帅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我当时比较有信心，认为武汉军区没什么问题，对搞“四大”也不怕，要搞就搞吧，没什么了不起。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是查祖宗三代我也不在乎。徐帅听完我的话，一阵沉思，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

“是，徐帅。”

最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我就告别了徐帅。

这次见到徐向前元帅，虽然他的话说的不多，却指出了当时问题的要害。但是，我在那时想得太简单，没有体味出徐帅话中所包含的意思，也未能完全理解其深刻复杂的内涵，以致在后来的工作中，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在北京停留期间，听说徐海东大将病重，我去看望了他。当时他仰卧在病榻上，拽着一根氧气管子，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再道呀，我们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听了他的话，急忙安慰他说: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徐海东抚摸着我的手，好象有许多话要说。我又安慰他几句，便离开了病房。谁料到，两年之后，他竟含冤去世，我再也未能见到他。

几天以后，我就回到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