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提出的“从边缘看华夏”认识体系，对我们理解檀箕认识很有启发。
他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指出，历史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要从边缘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从边缘看华夏，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与全貌，而站在中心做研究，容易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瓶颈。
在中国历史上华夏边缘的扩张过程中，与华夏不兼容的部分，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遗忘，而与华夏相关或同出一源的传说故事，会成为边缘进入华夏的跳板。后者的典型就是“英雄徙边”故事，而箕子东来说当为其中代表。
这类故事以“开化”为主旋律，故事范式为具有中原血统的文明人流亡到边缘未开化地区，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和开化者。通过文化的传播，当地的“边缘人群”被赋予中原人的性质，该地区也被纳入中华体系的中心范围之内。
自西汉以来的历史记载中，通过封殷商贵族箕子于朝鲜，朝鲜与中原产生血脉联系，就这样把朝鲜从华夏边缘纳入了中心。除了东北的箕子，东南的太伯、西南的庄蹻、西北的无弋爰剑，都是这种英雄祖先徙边故事的主人公。
这种边缘人群华夏化的方式，普遍以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来获取认同。对于华夏而言，寻回失落的先人后裔，是认可边缘人群为华夏的途径。如，汉代中国人发现朝鲜半岛有些人群颇具君子遗风，因此认为他们是商朝遗民箕子的后代。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一认识可以说是汉代“天下一家”政治理想的产物，难免体现出华夏中心意识。即通过认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的祖先，化蛮夷之地为华夏之邦，使天下都归属华夏之域。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同是双向的，并非是中国单方面加诸于周边国家，周边也渴望获得华夏认可，愿意加入中华文化体系。他们通过主动叙述以华夏人物为中心的祖源记忆，建立对华夏祖先的认同，确立与华夏文明同出一源的正统性，以提升自身在华夷秩序下的文化优越性。
然而，在华夏化过程中，有些人群并不会忘记本民族的祖先，檀君就是一个例子。古代朝鲜通过箕子欲求“以夷变夏”，但也并未抛弃原来的祖先檀君，只不过檀君掩于箕子的光辉之下，不如箕子的影响之大而已。
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朝鲜的精英试图独立于华夏认同之外。因此，需要寻找一个本土意识的产物来取代箕子，而与箕子功能重合、又拥有悠久历史渊源的檀君是最优选择。
正如王明珂在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所指出的那样：“‘檀君’不见于中国文献，且其存在时间被认为相当久远，因此朝鲜知识精英选择‘檀君’为共同始祖。在此选择与排拒间，更凸显了本地知识精英欲摆脱‘华夏边缘’的意图，以及建构自外于华夏的朝鲜认同之情感”。
如果把檀箕认识的演变放在一个动态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箕子崇拜到檀君信仰，一个对应的是华夏化，另一个对应的是脱华夏化，一个代表的是华夏认同，另一个代表的是民族认同，这就是檀箕认识变化之实质所在。
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中，要数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物，当属箕子。在古代朝鲜半岛，文人学者对箕子的评价一直很高，而近代以来，箕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箕子崇拜也随之被抛弃。如今，朝韩学界基本对箕子朝鲜持否认态度，但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可箕子朝鲜为史实。
中国学界认为，箕子否定说更多地带有政治目的性，而朝韩学界认为箕子东来说是“中华中心主义”的延伸。
可以说，在古朝鲜始祖之争中，焦点问题便是箕子朝鲜的实存与否。如何解决这一耗时已久的历史争论，关键在于剔除民族、政治等历史之外的因素来考察箕子东来说的实际内容。
为此，首先很有必要认真分析史书记载及特定历史条件，以便去伪存真，努力展现历史真面目。据《尚书大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公元前11世纪，中国商周交替之际，殷商重臣箕子胥余逃亡到朝鲜。周武王征服商朝后，承认既成事实，“封箕子于朝鲜”，成为箕子朝鲜开国之始。
箕子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华文明，“教其民以礼仪、田蚕织作”，并制定了古老的法律——“犯禁八条”，使朝鲜进入具有成文法的时代。据此认为，古朝鲜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级社会。如果说进入了阶级社会，那么在考古上应当有相应佐证，即发掘同一时代的青铜器。
但根据现有考古学资料，朝鲜半岛最早出现青铜器是在公元前10世纪，这说明在箕子适朝鲜的公元前11世纪，还不具备形成奴隶制国家的现实条件。同时，箕子作为殷商重臣，官至太师，还能作出令周武王折服的传世之篇——《洪范·九畴》，可见其学问之深、造诣之高。
如果说箕子在朝鲜半岛传播先进中华文明，又为破除野蛮习俗制定了法律，那么传播文字也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商周时期已出现甲骨文，但迄今为止在朝鲜半岛并未发现甲骨文的使用痕迹。
难道箕子其人的教化功德仅限于礼义文化，不涉及以文字开蒙启智之举？作为有名的仁贤，箕子带领部从流亡到朝鲜之后，未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痕迹，这纯属偶然吗？再有，如果箕子在朝鲜建立国家，后人应对箕氏朝鲜世系传承有详细记载，但史料对箕子后人的记载十分有限。
箕子朝鲜延续四十余世，后被卫满朝鲜取代。最后一任朝鲜王准，在其政权被燕人卫满所夺之后，借海路来到马韩地区，自号为韩王。然而，除箕准以外，箕氏朝鲜延续近千年期间，其他继任者的身份姓名、在位时间等情况十分模糊。
因此，箕子东来说，尚缺乏确切依据。我们在考察古朝鲜起源时，应避免对古代文献中的箕子与箕子朝鲜无条件接受，更应当考虑历史发展水平等当时的客观条件。自古天下动乱时，从中原大地前往朝鲜半岛避难的中原遗民不计其数，箕子可以说是其中翘楚。
箕子将先进的青铜文明和礼乐文明带去朝鲜半岛，但当时的朝鲜半岛仍是蛮荒未开化之地，两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大陆文明很难引起土著居民的共鸣，更不可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无论箕子及其后人传播多么先进的文化，都不能以一己之力拔高当时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水平。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如果说箕子能弥合理想与现实的鸿沟，让朝鲜半岛土著居民全面接受中华文化，进而形成相应的社会机制来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未免有些脱离现实。
我们在解读箕子朝鲜历史时，应克服夸大大陆文明传播之实际效应的倾向。对于箕子东来说，把它当做大陆文明涌入朝鲜半岛之前奏，是半岛居民在保留着土著意识的条件下开始接纳中华文明的开端，似乎更为贴近历史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