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国相侠累(名傀)廷争失败，便四处访求侠士，刺杀侠累报仇。到了齐国，有人向他推荐了聂政。严仲子便常常登门拜访，时常备办酒席款待他。在聂政老母寿辰时送黄金百镒为贺，还亲自为聂政的老母敬酒。聂政明白严仲子的意思，执意不收礼物。他说:“我屈身在市场上做了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母亲在世，我不敢以死报答别人。”《史记》说“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固让”，也就是说，严仲子再三请求，聂政再三辞让，坚辞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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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聂政的母亲去世了，聂政守孝三年。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说：“我只是一个市井屠夫，严仲子是诸侯卿相，不远千里，与我相交，待我非常亲厚。我于他没什么功劳，他还奉百金为我母亲做寿，虽然我没接受，但他也是真正了解看重我的人。当是因为母亲还在，我拒绝了他，如今母亲已去世，我也该为知己做点事了。”于是，聂政登门回访严仲子，谢绝了严仲子给他派的助手，孤身一人前往韩国朝都阳翟(今禹州)刺杀了侠累。怕死后连累与自己长得相像的姐姐，就毁坏面容、挖出眼睛、剖开肚皮，壮烈赴死。他的姐姐不忍心埋没他的名声，在韩市寻到聂政尸体，伏尸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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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平民非常希望被贵族看重，与对错、是非、正义与否都没有关系。作为贵族阶层享有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只需把自己享有的与平民中有一定才能的人共享，或者与他们不分贵贱平等论交就可以感动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所用。所以我们没必要在精神上拔高这些刺客，认为他们代表了某种高尚，更没必要用什么名誉气节、大道教义来道德自己。他们认可贵族等级制度，渴望用生命得到贵族认可，这是历史的局限性。聂政还是有原则的，他奉养母亲终身，自毁容貌保护他的姐姐，不以自己的道德绑架母亲和姐姐（对比一下要离，高下立判），他轻生死、轻的是自己的生命，重情义、即重视他的母亲姐姐，也重视朋友。司马迁把他列入《刺客列传》大约也有这个原因吧。

伍子胥推荐给公子光的第一个人就是专诸，《史记刺客列传》如是记载：“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把专诸全家接到王府，好好地款待着。据记载：专诸事母至孝，专诸曾与一大汉厮打，众人力劝不止，其母一唤，他便束手而回。那么问题来了，专诸明知公子光交好他的目的，而且刺杀吴王僚已如箭上弦，随时可发。专诸一旦答应公子光，根本不可能回来，那他母亲怎么办？他为什么不像聂政那样坚辞不允呢？直到已接受了人家供养，事到临头才问“母老子弱”。其实史记记载这段话条理不通：“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这个“母老子弱”非常的突兀，更像是指王僚“母老子弱”。但事实是王僚的儿子庆忌一点不弱。但结合公子光后面的话又好像是说，我会照顾好你母亲和儿子。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上有很多争论，我们只是就事论事，没必要过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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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专诸不接受公子光的好意，像聂政那样坚辞不受会是什么结果？答案是：全家死光。专诸根本就没有拒绝的余地。严仲子是失势贵族，又不在他的故国韩国，他拿聂政没办法。公子光可是正当权的吴国王族，灭专诸全家根本不用大动干戈。所以伍子胥推荐专诸，意味着专诸没有选择，而且还要表现出非常踊跃的样子。所谓的母亲告诉专诸：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作名垂青史之事，不要因为家庭小事而遗憾终生等等，明显是后人的有意拔高。接受了公子光的奉养，有着孝顺儿子的专诸母亲注定在行动前必须死去，只有这样专诸才能断绝了犹豫之心，没有后顾之忧的慷慨赴死。拒绝或失败都是灭门之祸，唯有成功才能给家人挣得一线生机。专诸的儿子，事后“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史书上再也没有记载。一个平民之子，因为父亲刺杀前国王而获封上卿，注定不会被那些勋贵接受，最终不过领一份俸禄，苟活于乱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