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老干部李良厚回忆:抗战初至武汉会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尚称融洽，国民政府基本能按照两党签定的协议，供给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多人)服装、军饷等，也给中共武装提供了有限的武器和弹药。

抗战期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名义上也属国民政府的军队，但国民政府在供给上亲疏有别。军委会首先保证其嫡系军队(黄埔系军队)的弹药粮饷，然后是各地方系军队，在杂牌军中，供给又分三六九等。最后才供给中共武装部分物资。

对于中共武装，国民政府军委会原则上是不给或少给武器，只提供部分弹药。1939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军委会对中共武装的供给更是百般刁难，经常借故少发、迟发、扣发物资、军饷等。皖南事变后，完全停发了中共武装的弹药、粮饷、被服。中共也完全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

1938年，国民政府从苏联买来一批军火，包括坦克、飞机、火炮、卡车、轻重机枪、步枪、弹药等。这批军火，由苏联政府提供军火贷款，中国用农产品和矿产品抵债。

这批军火中，有5600多挺苏式转盘机枪(每挺配弹1000发)。经过中共多次请求，国民政府给了八路军(新四军)120挺轻机枪及弹药。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总共拨给中共武装轻机枪200多挺。

1938年9月，党中央指示彭雪枫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大力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叶剑英连续电示，东征部队可占竹沟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二。当时，竹沟八团队留守处共有3个中队450人，有枪260支，还有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来的6挺苏联造转盘轻机枪。

另一位抗战老干部吴友明回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时，装备是简陋的，步枪一部分来自民间，一部分是收集的国军遗弃武器。最亮眼的是4挺苏式转盘机枪(原有6挺，留给竹沟留守处2挺)。当时，这种机枪配备的子弹较多，连队带不完，机关也携带一部分，张震参谋长也带了一个子弹带。

1938年10月11日，东征部队、抗日游击三支队、萧望东大队在河南西华县杜岗会师，这就是四师军史上，有名的“杜岗会师"，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副主任谭友林。

全支队编为三个大队、一个警卫连，共1020人，步枪、马枪587支，轻机枪12挺(内有6挺苏式转盘机枪)。

这批苏式转盘机枪在以后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东征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首战窦楼，击溃日骑；老一团奔袭乌墙集，转盘机枪掩护部队撤围；著名的板桥战斗中，新四军机枪手常福祥，甚至用转盘机枪打下一架日寇的轻型轰炸机，机内三名日寇毙命，使另一架敌机再不敢低空扫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