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伯施真草千文》考析
——兼谈赵构的“复古”书学观念
文｜陈怡雯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局部）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纵23.4厘米，横484.8厘米，真草相间，共204行。卷首吴湖帆题签为“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宋高宗内府藏物”。卷末有宋高宗跋曰：“虞伯施书翰之绝，殆与晋宋争衡。真草千文妙冠当代，可谓‘东南之美’也。文皇时作此书，故笔所缺者，‘民’‘渊’二字而已。”
一、《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递藏与书者争议考
根据《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题跋和鉴藏印，此卷在明代先后被项元汴、吴元直、韩逢禧、李永昌等人收藏，至清代咸丰年间，归于合肥周家谦家，后转被袁文诚收藏。1930年，吴湖帆在上海购得此卷，藏入吴氏梅景书屋。
从宋高宗所书跋文的内容来看，其只盛赞了虞世南的书法水平，指出虞世南作《千字文》的时间是在唐太宗时期，所以为避讳而缺“民”“渊”二字，但并未明言此卷是否确实出自虞世南之手，故此卷的书者问题在一时间存在争议。
在高宗之跋后，明前期俞友仁、钱宰分别有跋，都认为此卷必定出自虞世南之手。俞友仁跋曰：“今观此帖，非伯施所书则余亦莫能及也。苟非真本，则思陵安得批赐大臣而用内府图印以珍重之哉？”钱宰跋曰：“非虞永兴不能及也。”此后，又有项元汴、韩逢禧、李永昌3人之跋。项元汴之跋称此卷为《唐虞世南临僧智永真草千字文帖》，认可此卷为虞世南真迹。韩逢禧与李永昌则只记购得日期与价格。1930年，吴湖帆初得时亦将其鉴定为虞世南真迹。吴氏跋曰：“此卷宋高宗题为虞伯施真迹……”1930年至1931年，有7则观者题跋，其中明确提到此为“永兴真迹”的有两则，分别为叶恭绰与吴梅所跋。
《孔子庙堂碑》（局部）
然而，1937年吴湖帆于《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卷首再跋，推翻了7年前的鉴定，认为这是宋高宗所临而非虞世南所临，依据是韩逢禧在《黄庭经》跋文中记载宋高宗晚年退居德寿宫时期常常摹写“二王”以及晋唐名贤的真迹，并托名自跋而后赐予大臣。其实，早在明代就有鉴藏者认为这卷《千字文》并非虞世南所书。明万历年间，孙凤所著《孙氏法书钞》载：“（宋）高宗御笔临虞世南《真草千文》赐思温。”其后收录了高宗在此卷《千字文》上的跋语。明代书画藏家张丑所著《真迹日录》中亦提及此卷，从书法特点角度进行鉴定，肯定了孙凤的观点：“新安汪氏闭藏绢本《真草千文》一卷，相传为虞伯施临永禅师笔，宋思陵跋之甚详。
余细辨之，实思陵妙迹，与韩氏绢本晋人小楷《曹娥碑》真迹并一手临写……虞伯施书学原出永禅师宗派，宋思陵尝临其《真草千文》以赐思温，故后纸题识盛称伯施笔法之妙而不言其临永禅师书也。”从书法特点来看，此卷《千字文》确实更可能是赵构所临而非虞世南原作，故今上海博物馆亦采纳这种观点，将《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归于宋高宗名下，命名为《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
二、《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书法特点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的楷书部分较好地体现了虞世南楷书含蓄、内敛、平淡的特征。从虞世南代表作《孔子庙堂碑》来看，其用笔温润，不露尖锐，所有以出锋收笔的笔画都会采用温和的处理方式，不将锋芒完全露出，结体平和匀称，依字而变，故字形的长与方对比明显，有时会将大部分笔画集中在左半边，而以一长笔画延伸向右下角，营造出变化，整体给人以质朴古雅之感。在《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竖画收笔几乎都回锋，如果是最后一笔，则会采用渐细后回锋的方式而不完全出锋，转折处不强调“按”笔，常提笔圆转，比虞世南在转折处的用笔更加婉转，但笔画骨力稍弱。钱宰在此卷后跋语中评：“此帖真书犹在永师绳矩中。”据记载，宋高宗在绍兴年间亦取法过智永，并藏有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的楷书受智永影响最明显的痕迹表现在笔画起笔处，往往先露锋切入纸面，后再微微顿笔或调锋行笔，而虞世南作楷书时起笔通常藏锋或直接切笔，极少露锋。其次，此卷楷书的字形偏方，中宫略紧，书写笔画多的字时笔画之间的距离极近，较虞世南则更秀丽，较智永则显质朴。可见《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楷书的整体风格游离于智永与虞世南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唐虞伯施真草千文》草书部分的墨色前后都比较淡，中部稍浓，与楷书部分墨色有差异，说明在临写时应是先临完一种书体，再临另一种。纵观全卷草书，草法熟练，线条丰腴圆润，略欠筋骨，但或许是受到了楷书的影响，草书部分结体宽绰有余而跌宕不足，显得过于平正。章法上，《千字文》作为字书，草字一般都应与楷字对齐，故对草书的表现空间有一定的限制。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中草书部分多采用轻重对比来增强变化性，但高宗所临《千字文》的草书部分整体较重，缺乏变化。
从宋高宗的其他草书如《真草养生论卷》《草书洛神赋卷》来看，其草书用笔圆润而不乏纤细之笔，《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草书的表现则似乎与上述有些差异。《书史会要》载：“宪圣慈烈皇后吴氏，开封人，吴宣靖王近之女，高宗后，博习书史，妙于翰墨，帝尝书六经赐国子监刊石，稍倦即命后续书，人莫能辨。”这说明吴皇后善书法并能模仿高宗的笔迹，因此，《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草书部分也存在由吴皇后代笔的可能性。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宋高宗所书跋文
卷后高宗的行书题跋带有行楷之意，用笔精细，转折处亦多用圆转，与楷书部分体现的书写习惯一致，部分字结体稍有欹侧，字形较扁，章法舒朗自然，气息端庄典雅而不板滞，已褪去米芾和黄庭坚的影响而向晋唐风度靠拢。
三、回溯晋唐：宋高宗的“复古”书学观念
（一）由唐溯晋，追随锺、王
宋高宗《翰墨志》云：“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从思陵此语中，可见其于书法用功之勤，同时表明其书法学习活动有明确的追求。“锺、王之法”就是高宗习书一贯的“心之所嗜”。《佩文斋书画谱》载：“高宗皇帝飞龙之初，颇喜黄庭坚体格，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颛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摩，曾不数年，直与之齐驱并辔。绍兴十年，御书太后玉册上曰：‘学书必以锺、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
赵构早年主要取法黄庭坚、米芾，绍兴八年以后，潜心研习锺、王法书，但由于魏晋书家的真迹到南宋时期已经十分稀少，故其转益多师，先后取法了锺、王谱系下的晋唐诸帖，《唐虞伯施真草千文》即是一例。唐《法书要录》载《传授笔法人名》，列数从蔡邕到唐代各书家之间的笔法传授关系，锺繇之后的传人分别是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虞世南……说明智永与虞世南都是受到认可的“古法”笔法的传承人，因此成为高宗的取法对象，在《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可见智永与虞世南对高宗书法的影响，这是高宗追寻“锺、王之法”的路径，为其理解、学习当时能够搜集到魏晋诸帖并形成具有自我面貌的书法风格奠定了基础。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二）楷法为基，融贯诸体
赵构对于书法学习极强调楷书的重要性，这也是多数宋代书家的共识。北宋时期，蔡襄、苏轼、米芾都有相关论述，认为楷书是学习行草书的基础。赵构《翰墨志》：“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此语认可了北宋书家的观点，尤其与米芾“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的观点前后承继关系，应与高宗早期对米芾书法的学习以及与米友仁的交往不无关系。除此之外，赵构还认为正、草不可不兼有，真正得书道者应能够通五体之变，使五体之笔意皆在笔端，“了无阂塞”。
宋高宗《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中楷书所带有的行书笔意使楷字端正而不死板，正是其“融贯诸体”的结果。而此卷中草书部分结体似楷书而偏于宽绰，也显示出习书过程中楷书对草书的影响，在“楷法为基”的观念下，学书过程的前期与中期对楷书技法的掌握程度可能会高于行草书。不管《唐虞伯施真草千文》的草书部分书者是高宗还是吴皇后，此时期书者草书技法应还未臻最佳。
结语
《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从前人鉴定以及书法特点来看，书者应是宋高宗赵构而非虞世南。《五杂俎》中评帝王书法道：“梁武帝为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余皆不足观矣。”宋高宗的书艺在帝王中能够名列前茅离不开他在“复古”的书学理念下对晋唐名家书法的孜孜研习。《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作为临作，把握住了虞世南书法的主要特点，并融合了一些智永书法的风格特征，为后人了解宋高宗的学书路径增添了凭证。由于虞世南的书法墨迹今已罕见，故《唐虞伯施真草千文》亦可作为一个视角，为虞世南书法风格的学习者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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