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瀛洞天｜康熙《饶平县志》纂修始末及其文献价值】
作者 王志强 作品 潮州概览潮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自古以来，这里便是人文荟萃之地，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探访。城市中的古迹与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展现出独特的风貌。漫步于潮州古城，仿佛穿越回古代，街巷间弥漫着历史的气息。古城墙历经沧桑，仍屹立不倒，守护着这片土地。城内古宅错落有致，每一砖一瓦都透露出岁月的痕迹。这些古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潮州的美食同样令人难以忘怀。这里的美食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无论是鲜美的潮汕牛肉丸，还是香醇的工夫茶，都让人回味无穷。品尝这些美食，不仅能满足味蕾的需求，更能感受到潮州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除了美食，潮州的手工艺品也享有盛名。潮州陶瓷、潮绣等工艺品精美绝伦，深受人们喜爱。这些手工艺品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蕴含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展现了潮州传统文化的魅力。潮州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化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潮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这里的人们尊重历史，珍惜文化遗产，努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潮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无论是探寻历史文化，还是品味美食佳肴，亦或是欣赏手工艺品，潮州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这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值得你前来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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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论文在2024年度全省地方志理论研讨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得三等奖，撰写者为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志强。
概述：目前留存最为古老的《饶平县志》版本为康熙年间所编，由刘抃负责编纂工作。此书以客观真实的笔触记录历史，遵循详尽而非简略的原则，被视为可信的历史记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光绪年间编纂的《饶平县志》便沿用了其编纂框架。康熙《饶平县志》的开篇序言及跋语中，对方志学理论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清康熙年间《饶平县志》；刘抃职责；编纂过程；地方志编纂原则清康熙年间，关于《饶平县志》的编纂工作备受关注。此次编纂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抃。他承担起了这一重要任务，负责整个编纂过程的推进。从编纂的起始到最终定稿，刘抃都亲力亲为，精心组织。他深入了解了饶平县的历史、地理、人文等多方面情况，以确保志书内容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在编纂过程中，刘抃严格遵循了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注重史实的核实与资料的搜集，力求做到内容详实、条理清晰。通过刘抃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饶平县志》得以顺利编纂完成。这部志书不仅详细记录了饶平县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历史变迁，还为后人研究该地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刘抃在编纂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专业精神和严谨态度，也为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树立了典范。
《饶平县志》的编纂历史可追溯至明朝嘉靖四年（1525年），首次修订后，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完成并正式出版。随后，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行了再次修订，但这两版志书在清初时期便已遗失。现今可见的最早版本，是由刘抃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开始编纂，并于次年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完成的《饶平县志》。这部志书共计二十四卷，当年即付梓发行，目前保存于国家图书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专门针对康熙年间《饶平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的专题研究。康熙志受到了翰林院编修佘艳雪的高度评价，称其为“不仅是一县之志，更是一代之信史”，对后世饶平县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光绪年间修订的《饶平县志》便是在康熙志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其编纂体例与规范均源自康熙志。鉴于康熙志的重大影响，对其编纂特点与文献价值进行深入探讨，对于传承和弘扬饶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刘抃编纂《饶平县志》的过程刘抃承担了编纂《饶平县志》的任务。为确保志书内容准确详实，他投入了大量精力与时间进行资料搜集和整理。刘抃深入民间，广泛听取百姓意见，实地考察饶平的风土人情、历史遗迹，力求让县志能够全面反映当地特色。在编纂过程中，刘抃对史料进行了仔细甄别，去伪存真，确保每一项记录都有据可依。他严谨的态度，使得《饶平县志》在内容上具备了较高的可信度。同时，刘抃还注重志书的可读性，对文字进行了精心雕琢，使其既不失古朴韵味，又能让现代人轻松理解。经过不懈努力，刘抃终于完成了《饶平县志》的编纂工作。这部志书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也成为了研究饶平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刘抃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认可与赞誉。
康熙年间的地方志编纂工作，起源于当时饶平县县令刘抃的倡议及亲身力行，因此，当地士绅普遍将这部志书视为刘抃个人的成就，有言“志书完成之日，便是刘侯功绩彰显之时”。刘抃在饶平连续担任县令长达十六年之久，为县域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显著贡献，这一事迹也被后来光绪年间编纂的《饶平县志》记录在“杰出官员”篇章中。基于现有文献资料，我们现对刘抃在饶平的治理措施进行概括性探讨，并参考刘抃本人撰写的《自序》，追溯康熙志编纂的起因、经过与结果。
刘炳，籍贯安徽颍州，以拔贡生身份在顺治十一年（1654）于京城成功考取举人，顺治版《颍州志》记载：“刘炳，于京城考中。”随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以举人资格被任命为饶平县知县，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卸任，共计在饶平任职十六年。任职饶平期间，刘炳政绩显著，光绪版《饶平县志》对其评价道：“他治理政事有方，能辨别奸邪、剔除弊病，各项事务都得到整治，饶平百姓依赖他，还曾编纂县志。”
刘抃在饶平县推行治理时，核心在于教育引导民众，改变不良习俗。他在《铎书序》一文中强调：“纠正风气、改变习俗刻不容缓，因为教育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民众的顺从与反抗，乃至社会的安定与动荡。”刘抃认为，管理民众的首要及核心任务是纠正风气、改变习俗。《礼记·乐记》有言：“风气习俗得以改良，天下自然安宁。”宋代学者崔敦诗对此有更为清晰的阐述：“民俗的淳朴或浮薄，影响着国家的治乱。尧舜时代的民众，家家户户都堪称楷模，因此成就了太平盛世；而桀纣时代的民众，家家户户都近乎可诛，故而造成了乱世。”在传统观念中，风俗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良好的风俗能使民众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恶劣的风俗则导致民众自私自利，如同一盘散沙，国家也如同摇摇欲坠的楼阁，随时可能崩塌。通过三年的实地调研，刘抃制定了详尽的治理策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盗贼被清除，刁民诉讼得到惩治，同时设立义学，教导学子，严格禁止药物依赖及溺婴行为，这些措施已逐渐显现出明显的效果。”
《康熙志》中载有刘抃所著的《公告》与《呈文》两篇文章，旨在变革社会风气。《公告》主要聚焦于饶平地区存在的轻视生命现象，强调“严禁轻生，珍视民众生命”。刘抃观察到，饶平民众或因琐碎争执服毒自尽，或因微小利益投井而亡。他认为，这些自杀行为源于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不了解法律的严厉，误以为无需承担后果”。此外，当地有权势的家族倚仗力量欺压弱小，勾结讼师，肆意欺压百姓，轻则掠夺财物、毁坏器物，重则烧毁房屋、破坏围墙，甚至鸡犬牛猪、池塘鱼竹都无一幸免，受害百姓因此选择自杀以求解脱。刘抃指出，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父母悲痛欲绝，令亲朋好友伤心不已。因此，他恳切告诫饶平民众，“无论男女，都应珍视自身生命；父母子女间，切勿因一时矛盾而短视轻生”。同时，刘抃制定措施，规定官府不受理任何自杀案件，对于借自杀之名诬陷敲诈他人的行为，一经查证属实，将予以严厉惩罚。
关于《论饶平风气》一文，重点在于探讨饶平县的好斗习性。刘抃提出，饶平地处福建与广东交界，居民性格多刚烈。据刘抃观察，饶平县毗邻海岸，各村落常有年轻人结伙的现象。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这些年轻人投身军旅，四处征战。如今天下安定，他们返回故乡，却“忽视农耕，专以恐吓弱小为生”。这些人瞄准了村里势单力薄或胆小怕事的村民，尤其是在秋收后，会去恐吓并骗取他们的粮食。若对方不愿给予或给的不够，他们便设法诬陷，定要从乡民那里夺取利益。针对这些不良风气，刘抃认为身为地方官员，他有责任和义务改变这一现状，“一日不除其弊，饶平便一日不得安宁”。
刘抃怀揣着深厚的儒家情怀，致力于在其任期内为地方带来福祉。于康熙志卷一的《星野》篇末，他阐述饶平地名的深层含义——“富饶太平”，这一命名源于战乱之后对和平与繁荣的渴望。他认为，民众只有在衣食无忧时方能恪守礼义，反之则易滋生邪念。因此，饶平的地方官员需致力于让地名名副其实，勤政爱民，既要有深度策略，也要有温暖关怀。他强调：“治理此地者，应铭记其名，力求饶平永远富饶安定，避免治理失序，关键在于养育民众。”在卷三《职制》中，刘抃重申：“为官者，当勤勉体恤民众，尽职尽责，不可懈怠。”刘抃的不懈努力下，饶平地区取得了显著发展。当地秩序井然后，他又着手于方志的编纂工作。翰林院编修佘艳雪在《饶平县志序》中提到：“刘先生到任后，清除奸邪，整顿弊端，各项事务蓬勃发展，随后他开始咨询长者，接续并增修原有志书。”杨钟岳在《饶平县志序》中描述更为详尽：“刘先生在饶平，勤勉于安抚民众，精心治理政务，疆域城池得以规划，兵农礼乐得以理顺，风俗人文得以振兴。如今他搜集旧志资料并新增内容，此举不仅为了丰富见闻，更体现了他数年来对这片土地、人民及政事的深切关怀。”
刘抃在《自序》中详细阐述了康熙志编纂的动因。首要推动因素是清政府的积极推动与号召。刘抃提及：“次年，朝廷颁发诏令，征集全国各地省郡县志，意在彰显国家统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成立了一统志馆，并颁发诏令，倡导编纂《一统志》。此次修志的背景是清王朝平息了三藩之乱以及施琅收复台湾后的政治局势。康熙帝认为国家已实现真正的统一，有必要编纂《一统志》向天下宣告，因此下令各地将编纂完成的方志上报中央。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抃着手进行康熙志的编纂工作。可以说，康熙志的编纂旨在展示国家统一的政治意图，并弘扬王朝权威。刘抃指出：“若一县志书缺失，不仅使郡中资料不完整，更可能导致史官所记载的史料如同缺失的官职，影响对全国紧密联系形势的理解。”在刘抃看来，饶平作为清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无志书记录，不仅会使郡中缺少饶平的相关资料，还会影响对国家统一形势的完整呈现。国家统一，自然需要记录全国所有郡县的文献资料，不容任何遗漏。
另外，由于饶平历史上所修的志书大多已散失，现有的饶平文献资料急需得到抢救与保护，这也是康熙年间重修饶平县志的一个重要原因。刘抃在探寻饶平历代志书的过程中发现，明代编纂的志书因历经战乱与时间的侵蚀，几乎荡然无存，“书页被虫蛀蚀，文字错误难辨”。尤其让他感到惋惜的是崇祯年间的《饶平县志》，仅仅过了四十年，这部志书就已破损严重，“仅仅四十载光阴，该志便已散落，留存的部分寥寥无几”。因此，刘抃认为如果不立即对现有的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未来想要整理将更加艰难，“拖延越久，资料恐将全部遗失，到那时，就连那些被虫蛀和文字错误的资料，也无法找回了”。身为饶平县的地方官员，刘抃将保护地方文献与传承历史文化视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故而他将编纂《饶平县志》作为自己在饶平任职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
刘抃视编纂《饶平县志》为一项重要任务，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管理饶平县。在刘抃的《自序》中，他明确表示：“修志并非为了展示文采，而是为了考察政务。铭记历史，方能指导未来，我怎敢因缺乏文采而忽视这一自我考察的责任。”刘抃认为，编纂《饶平县志》的核心目的不在于文学上的展示，而在于实用，旨在为饶平县的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实际上，地方志的“资治”功能历来受到官僚和学者的重视。明朝统治者曾言：“治理天下需以史为鉴，治理郡县则需以志为鉴。”方志具有显著的资治效果。张九征在康熙时期的《镇江府志序》中也提到，方志能“探寻安危的根源，考察得失的本质，审视形势的实际，并详细分析风俗与人才变化的缘由”。刘抃认为，方志中记载的山川物产信息，有助于地方官员了解辖区的地理状况；方志中的民风民俗描述，能帮助官员掌握当地的人文环境；而方志记录的历代施政方针，则能让官员了解各种政策的优劣，从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治理策略。综上所述，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刘抃开始了编纂《饶平县志》的工作。
在刘抃所著的《饶平县志》里，包含了一幅描绘饶平县城墙布局的图示。
二、编纂康熙志的原则与方法在编纂康熙志的过程中，遵循了一套明确的原则与方法。首先，确定志书的整体框架和结构，确保内容的条理性和系统性。通过细致规划，将各类资料分门别类，以便于读者查阅和理解。其次，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收集和整理资料时，严格筛选，去伪存真，确保所录内容均有据可查，真实可信。同时，对于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采取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审慎处理。再者，强调语言的简洁明了。在撰写志书时，避免使用过于复杂或晦涩的词汇，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也有助于志书的广泛传播和普及。此外，还注重志书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在编纂过程中，及时收录最新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确保志书内容与时俱进。同时，根据读者的需求和反馈，不断优化和调整志书的结构和内容，以满足不同读者的查阅需求。综上所述，编纂康熙志的原则与方法旨在确保志书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可靠的历史资料库。
康熙时期的志书体例总计十二条，均由刘抃设计，这些体例简洁而精准，为《饶平县志》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光绪年间修订的《饶平县志》完全沿用了康熙志的体例，这足以证明刘抃设计的体例获得了后人的广泛认同。康熙志的每一卷并未单独命名，而是在卷内细分出多个小标题。每个小标题的开篇，康熙志都会简明扼要地说明编纂该部分的理由。例如，第一卷中的《星野》部分提到：“知晓天人感应之敬畏，且不懈怠于人事修养者，实属罕见，故记《星野》。”这种体例不仅是康熙志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让后人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康熙志的编纂理念。
康熙志的编纂过程中，刘抃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饶平地区的士绅们也积极参与，对康熙志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康熙志并未像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志那样列出“编纂人员名单”，但在刘抃所著的《凡例》中，我们依然能够了解到参与编纂的人员构成。书中提到，此次编纂工作，编辑由司训侯世禄、大埔进士萧翱材担任，分校则由明经柯壬馨、卢姚标、汤学臣、翁宏猷，以及文学陆应珩、陆赠衣等人负责，此外，还有翁鳌宪、沈蛟起、熊可坪、黄嘉峪、陆斌、刘世显、黄元熀等人参与参订，他们均学识渊博，为编纂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康熙志的编纂团队大致分为编辑、分校、参订三类人员。其中，刘抃作为主修人员，负责全局把握和制定编纂规则。具体编纂工作则由侯世禄、萧翱材二人承担，侯世禄在序言中提到，他被委托负责编纂工作，并召集各位士绅，按照既定规则进行核对修正，使内容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他在其中负责整体润色和完善，确保内容详尽准确，无懈可击，最终完成了饶平的志书编纂。在康熙志的每一卷开头，都明确标注了“颍川刘抃纂修”的字样，这里的颍川是颍州的旧称，而“纂修”一词，实则指的是主修工作。
康熙志的编纂工作，依据了不完整的旧志资料，并创新性地设计了新的编纂结构。刘抃在《凡例》开篇即强调凡例的指导意义，指出如果记载不实、编排无序，将导致真伪难辨、体例混乱。方志内容的筛选受义例思想指引，而其逻辑结构则影响着编纂的具体操作。刘抃在制定编纂规则时，坚守两大核心：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条理的清晰性。他视方志为历史的分支，因此强调必须保持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编纂康熙志的过程中，刘抃结合了省志与府志的特点，纠正了旧志中的混乱与错误，“此志条理清晰，综合省府二志之长，对旧志的无序之处进行了全面修正”。对于新增内容，他坚持用朴实详尽的语言忠实记录历史，“在编纂时，力求质朴而非华丽，详尽而非简略，阅读之下，条理清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刘抃对方志素材的挑选尤为谨慎，他在《自序》中提到：“修补残缺，订正错误，剔除浮夸，保留真实，同时广泛咨询地方绅士与长者，核实官方文献，弥补前志的不足。”在刘抃的严格要求和努力下，康熙志在资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方面表现出色，佘艳雪在序言中称赞其资料丰富、条理清晰，且对人物的记载公正无偏，“我阅读刘先生的著作，内容博大精深，搜集详尽。记事方面，既典雅又核实，文采斐然；记人方面，既不谄媚死者，也不偏袒生者，近乎古代表彰善行、惩戒恶行的意图。”百年后，惠登甲在编纂光绪《饶平县志》时，仍对康熙志的资料丰富性给予高度评价，“至我朝，许多文献残缺不全，几近失传，幸有康熙年间刘抃先生挺身而出，重修县志，使其体系得以完善”。
刘抃认为，方志的核心价值在于记录历史、辅助政务及教育民众，故其内容必须准确详实，确保公正无私。从刘抃的《自序》中可以了解到，方志如同明镜，既能映照过去，也能警示当下，帮助人们自我反思得失，仿佛置身于正式的考核场合，无论是显赫还是隐秘之事，皆无法掩盖。刘抃对方志的功能有着明确的看法：一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回顾过去来预知未来；二是要保存历代的规章制度，明确礼义道德的核心体系。因此，在挑选收录的文学作品时，刘抃更倾向于那些有益于政治的文章，而非单纯以文采为标准。《艺文志》的说明指出，长篇累牍、仅供装饰的文字，若对政务治理和民生改善没有实际帮助，即便文采斐然，也应受到批评，这样的文章不应被收录，以确保内容的严谨性。在“建制沿革”一卷的说明中，刘抃明确指出，该卷旨在解答饶平县历史上“治理进展缓慢，动乱时有发生”的问题。他认为，饶平发生动乱的原因是地方官员增设不必要的费用，导致百姓生活困苦，被迫反抗。刘抃强调，无论地区大小、人口多少，关键在于是否有贤能的治理者，“志建置沿革”即为此目的而编。在“田赋”一卷中，刘抃进一步指出，饶平地区靠近海洋，山峦众多，土地贫瘠，加之多次遭受战乱，百姓生活极为艰难。因此，地方官员应根据饶平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税率，不应为了个人政绩而让百姓继续按照旧税率纳税。他要求官员们严格遵守法令，只征收正当的赋税，宁愿因政务管理不善而受批评，也不愿因追求政绩而加重百姓负担。
刘抃对方志的资政宗旨执行得极为深入。在这一宗旨背后，折射出他深厚的民本思想。例如，在卷五的“仓储”部分，他写道：“仓储关乎民众生计，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正是遵循古代常平仓的精神，当下亟需重视。”他关心民众生活的细微之处，体恤百姓的艰辛，无论行动还是决策，都时刻想着农民耕作的辛苦。唯有那些真正体察民情、思考民众需求的官员，才会被民众铭记；反之，则会遭到民众的唾骂。“有的官员尽职尽责，有的则玩忽职守，百姓心中有杆秤，上天也有明察秋毫之眼，真是令人敬畏！姓名长存，警戒清晰。”康熙时期的县志告诫后世的饶平地方官，要赢得百姓的爱戴，关键在于施恩于民，心中装有百姓。“无论任期长短，职位高低，重要的是留下仁爱之名，声誉永存，载入史册，成为典范。”刘抃在《职官》卷中记载了历代的官职情况，而在《名宦》中又反复提及历代表现杰出的官员，其目的在于激励后世的地方官员向这些先辈学习，将造福民众的理念持续践行。“职官选举已分门别类详细记录，同时特别突出名宦人物，不仅是为了彰显前贤，也是为了激励后来的贤能之士。”
除了资治功能，刘抃同样重视地方志在教育民众方面的作用。在《编纂说明》里，刘抃阐述记录孝顺忠义、品德高尚人士事迹的目的时说：“选取孝顺忠义、隐逸之士，因其纯真性情和高尚品德，足以激发后世之人的共鸣。”先贤们的忠诚孝顺、仁义道德及崇高气节，能够鼓舞后人提升个人品行，以先贤为榜样，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有志气。因此，在康熙年间编纂的饶平县志第九卷中，详细记载了众多饶平县的孝顺之人、隐士以及贞烈女子等，以此引导饶平民众，正如刘抃在《自序》中所述：“如果所记之事无误，符合圣人之道，对天子教化有益，行为值得推广，事迹能够流传久远，这便是地方志编纂者的责任，需继承《春秋》的写作精神。”鉴于地方志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刘抃认为编纂工作需谨慎细致，保持客观公正，方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刘抃所著《饶平县志》引言
三、康熙志的史料意义康熙志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它详细记载了康熙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政治方面，康熙志记录了当时的政治体制、官僚制度以及重要政治事件。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康熙皇帝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手腕，还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权力格局。经济方面，康熙志则涵盖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状况。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康熙时期的经济政策、生产方式和商业贸易情况，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文化领域，康熙志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它记录了当时的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为我们展现了康熙时期的文化繁荣景象。这些记录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风貌，还为我们研究康熙时期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重要线索。综上所述，康熙志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康熙时期历史面貌的文献，其史料意义不言而喻。它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康熙时期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康熙志》中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即其序跋部分均对方志的理论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这些序跋对方志的本质及涵盖内容有所论述，展现出重要的文献意义。通过阅读这些论述，我们不仅能洞悉饶平地区学者对方志的理解，同时也能观察到清代学术界对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关于方志的本质，康熙时期的几篇序跋均将方志归类于史书，强调其内容及特性需遵循史书的编纂原则。佘华章的《饶平县志前言》指出：“方志仿效史书，旨在记录地方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杰出人物，确保记忆不失。”他认为方志是记录历史信息的载体，内容涵盖社会广泛领域，从国家层面至县级单位，“汇聚于省，总结于郡，详述于州县，因此城郭、乡村、士绅、官员、忠孝事迹、贞节烈女、学问技艺、文学作品皆被详尽记录，古时称其为野史，确有其理。”陈广文的《饶平县志序》直接追溯方志至六经，认为“经书演变成为史书，史书再变为方志，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观点预示了方志学大家章学诚的理论。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史书兼具褒贬，而方志仅颂扬美德”，认为两者性质迥异的看法，陈广文予以反驳。他主张颂扬美德即是惩戒恶行，通过褒扬善行，明确了是非标准，恶行自然会有所收敛，正如“以优质木材为栋梁，劣木自感羞愧；珍视美玉而轻贱顽石，璞玉之外皆显逊色”，因此，方志的颂善之举亦符合《春秋》的笔法，“彰显美德之时，实则也在惩戒恶行，寓含了《春秋》劝善惩恶的宗旨”。此外，侯文贵的论述还探讨了志书的起源，他认为方志源于古代的地图与典籍。萧何在跟随刘邦攻入关中时，收集了大量的图籍资料，侯文贵认为这些便是早期的志书，“这些图籍，便是今日所称的志书”。
同时，《康熙志》也指出了修志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刘抃在《自序》中提到，他深感修志的难度与修史相当。刘抃认为韩愈虽勇于批判佛教，但在编写历史方面却显得谨慎，这反映出编史的艰巨性。侯世禄在《饶平县志跋》中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修志的确不易！饶平县志所涵盖的内容，已历经数百年，想要修订，难在考古，也难在论今。考古难在年代久远，资料稀缺，需避免遗漏；论今则难在因避讳亲人或权贵，难以保持真实。”侯世禄认为，修志的最大难题在于考古和论今，因为古代事迹多已消失，搜集工作极为艰难，而评价现代人时，又需应对复杂的人际纠葛，难以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因此，在编纂过程中，需采用适当的方法，才能成功编纂方志。侯世禄认为，面对地域内“事物兴衰各异，制度轻重有别，风俗文质不同，人才盛衰有变”的情况，编纂方志时应“有的直接记录，有的委婉表述，有的明显呈现，有的微妙暗示”，这样才能达到“意图隐含于文字之外，意义蕴藏于言辞之中”的效果。直书、曲书、显书、微书这四种书写方式，展现了方志书写的多样性，也揭示了方志编纂的复杂性，要求编纂者具备高超的历史见识和才能，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康熙志不仅在方志理论上有所建树，在描绘饶平县地方特色与民俗习惯方面也展现独特视角。卷十一“风俗”一节提及：“饶平县土地贫瘠，民众勤劳节俭，性格质朴近似魏国，刚强勇猛则类似秦国。”饶平民众节俭且刚强，节俭体现在人人专注本业，男子从事农耕与纺织，女子则专注于纺织工作。“饶平民风崇尚勤俭，注重礼仪且崇尚文化，家家户户皆读书，积极追求仕途，山区居民致力于农耕纺织，海边居民则经营鱼盐生意，女子勤于纺织，男子学习技艺。”而刚强勇猛则表现为饶平部分民众不顺从教化，行为粗野，“好诉讼、轻视生命、易于服毒、借故挑起抄家之事、迷信鬼神、生病不求医、常遗弃女婴，这些习俗亟需改变。”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节俭被视为良好的民俗，例如《汉书·地理志》赞誉受周公、邵公教化之地风俗质朴且重礼，康熙志亦称饶平民众勤于本业，具备中原之风。而刚强勇猛则相反，常被视为受歧视和压抑的风俗，象征野蛮与未开化，反映出饶平远离中原文化圈的影响，“愈接近中原文化圈，民风愈显温和敦厚；而愈远离，民俗则愈趋敏捷急躁。”康熙志对饶平风俗的描述，透露出地处偏远的饶平虽受中原文化影响，但仍保持一定文化隔离的状态。
《康熙志》中另一显著特点在于其类目设置能够结合实际情况。于第十卷，该书分为潮汐、飓风、海情、气候四个部分，前三者并不常见于多数地方志中。据《康熙志》阐述，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饶平县毗邻海洋，深受潮汐与飓风影响。尽管这种体例在其他地方志中较为罕见，但饶平的特殊情况使得这样的设置势在必行，这充分展现了《康熙志》的求实态度，为后人研究饶平历史上的潮汐与飓风提供了宝贵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志》第三卷中的“祀典”部分，详尽记录了清代饶平地区孔庙的祭祀规程。该书从牌位、祭礼、祭文、祭具、供品、乐器、乐曲、舞谱八个维度，全面阐述了孔庙祭祀的流程，记载极为具体。例如，关于祭礼的规定，“正式祭祀前三日，禁止饮酒及食用荤腥……正式祭祀前一天，将供品送至学堂”。至于祭祀的意义，带有深厚的儒家思想，认为孔庙祭祀旨在“通过祭祀彰显美德，以此达到治世的芬芳”，即通过祭祀彰显德行，广布明德于天下。
刘抃对自己编纂的地方志感到非常满意，在《自序》中写道：“夜深人静时，于阁中翻阅此书，仿佛亲眼目睹山川美景，感悟到治理之道在于德行而非地势之险；又如漫步田间小路，深知农耕之不易；亦如面对祭品，心怀敬意，轻抚碑石，心生敬畏。”刘抃用充满文学色彩的语言，表达了自己阅读这部志书的愉悦心情，并阐述了它对治理饶平的积极作用。侯世禄在《饶平县志跋》中也称赞道：“志书编纂完成，呈献给当局，饶平的风貌便可供参考；若用于国家史书，饶平的杰出人物与政绩也可得到彰显，帮助后人深入研究。未来的学者在搜集资料、考证历史时，或许也会以此志为指引。”可以说，康熙年间编纂的这部志书，是饶平的一大文化事件，当地乡绅以此为荣，积极参与其中，而这部志书的成果，也赢得了饶平士绅的广泛赞誉。
本文发表于《潮州》杂志2024年第四刊文章重新阐述如下：在探讨潮州的文化底蕴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当地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潮州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们以其独特的风格，默默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漫步在潮州的老街，你会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这些建筑多以木材和砖石为主要材料，结构坚固，设计精巧。每一座建筑都仿佛是一个历史的片段，将人们带回到那个繁华的年代。潮州的历史建筑不仅注重实用性，更在细节中体现了艺术之美。无论是雕刻精美的门窗，还是错落有致的屋顶，都展现了匠人们的高超技艺。这些建筑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场所，更是艺术的瑰宝。值得一提的是，潮州的历史建筑在保护方面也做得相当出色。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对这些建筑进行了有效的修缮和保护。这不仅让后人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历史遗迹，更为潮州的旅游业增添了独特的魅力。除了历史建筑，潮州的文化底蕴还体现在当地的传统艺术上。潮州音乐、潮州刺绣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这些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韵味，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和学习。总的来说，潮州的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建筑和传统艺术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丰富了潮州的文化内涵，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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