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十年前听到电影《后会无期》里这首歌时,我只觉得歌词优美、故事感满满,却从未想过,它的背后有一段被湮没了82年的历史——“里斯本丸”沉船事件。
1942年10月2日,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航行至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鱼雷击中。船上载有1816名盟军战俘,日军暴行导致其中828位盟军战俘葬身海底,危急关头,善良的中国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冲向大海,最终救起了384名盟军战俘。
2014年,电影人方励与韩寒在东极岛勘景时,听当地渔民讲述了这段传奇故事。
当时方励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我对二战历史还算了解,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
多方求证后,方励大为震撼。接下来,他花了8年时间,从找寻到还原,最终让这艘沉入海底的船和一度成谜的真相在大银幕上“浮出水面”——电影《里斯本丸沉没》。
要怎么形容这部电影呢?它像是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叠加“敦刻尔克”,看着那紧张得令人心跳加速的灾难与营救,就像一脚踏入人性的大型试验场。
观影全程,我直面着极致的善与恶,也拓宽了对生命意义的认知。
很多个瞬间,不由得潸然泪下。
震撼且感动,语言竟一时显得苍白无力。
传奇《里斯本丸沉没》直击人心的力量,首先从找寻开启。
鲜有人知,方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地球物理学者。
出于对历史的好奇,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找到消失了70多年的里斯本丸号沉船。
2016年,方励带队出海,在史料记载的沉船坐标区域搜寻了10天,一无所获。
换作普通人可能就打道回府了,这位“理工大佬”却认为,多年来由于深水底流等影响,沉船极有可能偏离了原始坐标点。
于是,他们将测距扩大到坐标点周边海域400公里,终于在电脑屏幕上扫描出一艘大型沉船的声呐图。
次年,方励带着空中机器人重返沉船点,超低空磁探和声呐跑图双管齐下,沉船跟里斯本丸号草图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理科生的倔强与浪漫,让方励成为找到里斯本丸号残骸的第一人。
然而,沉船再次回到大众视野只是一个开始。
听闻舟山救援渔民和盟军战俘幸存者中分别还有一人健在,方励的脑海里立马拉起了警铃。
找到沉船,是物证;而两位人证如今已是近百岁的老人,如果缺失了他们的记忆,这段历史恐怕会被永远地遗忘。
要“抢救”历史,就要与时间赛跑!
方励与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班纳姆取得联系,在后者帮助下获得了不少资料,可远远不够。
接下来,方励自掏腰包,发布“寻人启事”。
登报买整版广告、接受BBC和电台直播采访,就像在茫茫大海里淘沙,里斯本丸号沉船的380余名亲历者及其后代,居然就这样一点点被筛了出来,最令人意外的是因此又找到了一位新的仍健在的幸存者。
确认、沟通,与其中150多人面对面交流,留下影像资料……
而更难的还在后头——怎么拍成电影?
亲历者和家属的采访视频、历史资料及录音, 这些是可以想见的影像素材。
但,关于里斯本丸号的历史画面太少,尤其从船被鱼雷击中直至沉没的25小时,如何还原?
方励做了一个大胆的、反传统的决定:人物不动,镜头动。
二维的静态人物,映衬着动态的军舰、货船、海水、子弹……
眼前流动着或恐惧或绝望或坚毅的人脸,耳边是真人娓娓道来的录音。
至简,至真。
那一刻,视听真实以另一种沉浸式的体验逼近了我们。
里斯本丸号沉船过程与船舱中堪称“地狱般”的经历,从苍白的文字变成了揪心的影像。
而这一切,是方励奔走八年、耗费大量财力精力换来的。
它珍贵的,不仅是掀开尘封的历史,还在于讲述一个个“人”的故事,抚慰1800多个远离故土的年轻灵魂。
电影里有一幕,我印象深刻:一位遇难盟军战俘的孙女,带着方励来到墓园,见到一座只刻有名字、却没有遗体和骨灰的墓碑。
还有多少亲属在等待挚爱归来,却同样只能以空白凭吊?
希望沉船被搜寻到的一刻,孤独的灵魂也开始踏上返乡的旅程。
人性在里斯本丸号被击中后的惊心动魄的25个小时里,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轮番登场,自救、迫害与营救同时发生。
战争的残酷、荒诞与悲剧背后,人性仍在熠熠发光。
1816名盟军战俘被关押在里斯本丸三个舱室内,他们是平均年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自圣诞节向日军投降以来,他们熬过了大半年俘虏生涯:食不果腹,营养匮乏,疾病缠身。狭窄昏暗的货舱内,充斥着恶臭与呻吟。
日军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告知他们将被运往日本妥善安置,直到鱼雷宣告真正的噩梦到来。
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装有高射炮的里斯本丸号被美军视为军用,开火击中货轮后部。
炮兵所在的三号舱,被轰开一个口子,海水灌入。
日本人只递下了手动泵和三支蜡烛,战俘们只得分成三人小组,每组15分钟,摸着黑,饿着肚子,泵了整晚。可泵水的速度哪赶得上海水涌入的速度?
如同推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生命就在这样无望的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
封闭空间内的努力自救,是一场与绝望、恐惧和求生欲搏击的漫长战争。
有的人,疯了。
不停地泵水,水却渐渐漫过身体,“他认为自己身处地狱”。
更致命的是,发现船体进水严重后,日本人慌了,决定弃船。
他们把战俘留在了里斯本丸号上,甚至还在装着战俘的三处货舱口盖上木板,覆上帆布,钉死,再用重物压紧。
几乎失去生路的战俘们开始积极自救。
有信号兵用空罐子敲击墙面,通过莫尔斯电码交流讯息。
二号舱的斯图上校则决定带领众人逃生。
他们用厨师的刀透过木板缝划开帆布,三名战俘一齐使力,推开舱门,迎来了久违的阳光与新鲜的空气。
但没人能料到,日军虽弃船,却留下了六名荷枪实弹的“敢死队”士兵。
当上校带领会日语的波特中尉冲出舱门,试图与日军沟通时,子弹直接击中了波特中尉,致使他因流血过多而身亡。
死亡没有吓退这些年轻人,反而激发了他们求生的斗志。
子弹横飞中,二号舱的战俘争先恐后地向上爬。
爬出来的,或冲向其他舱口去放人,或与看守拼命。
遗憾的是,三号舱里的货梯突然断裂,将战俘们困在六米深的货舱里。
他们深知将长眠大海,唱起了《蒂珀雷里前路长》(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到蒂珀雷里是一段漫漫长路,还有得我长途跋涉……”
歌声悠长,伴着沉船缓缓潜入海底,与战友们做最后的深情告别。
那些爬出舱口、跳下海中的幸运儿,努力爬上附近的日本军舰,而迎向他们的是又一轮血腥屠杀……
汪洋就这样惨变血海。
直到“一道光”出现——善良的中国舟山渔民挺身而出,划着小舢板一次次冲向大海,冒着枪林弹雨,奋力搭救漂在海里的幸存者。
那天,所有有船的渔民不遗余力,不仅第一时间冒险救人,还藏起了三个同盟军,让他们得以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狰狞的嘴脸。
渔民们自己的生活十分艰苦,有些家庭甚至只有一两套外出穿的衣服。但他们竭尽所能为战俘们提供好的栖息环境,还把仅存的口粮和衣服拿给这些“陌生人”,让他们吃饱穿暖地活下去。
生死关头,最能体现人性的幽微。
人性的黑暗深不可测,人性的光明也高不可测。
多年后,当方励与渔民们聊起这些壮举,他们只是觉得“先辈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
是的,一切出于朴素的正义与善良,但中国渔民们成就的远比他们以为的伟大:他们本以为救了一百多人,其实救起的是384个生命。
他们并非战士,也没想过做英雄,却以凡人之躯书写了一曲人性的赞歌。
一旦听过,便会在心头回响,值得被全世界传颂。
忘不了大银幕上,我看到惨烈的过去,也看到历史跨越漫长岁月后留下的尘埃。
每一粒灰落到普通人身上,都是要背负好几代的大山。
沉船事件亲历者大多留下严重的PTSD,甚至被战争彻底改变。
有些人终生不再过圣诞节。
有些人半夜会被噩梦惊醒,尖叫着,哀嚎着。
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经历缄口不提。
孩子们不了解父亲为什么变成这样的“怪人”,直到方励找上门,与他们讲述那段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过去。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98岁的幸存者威廉·班尼菲尔德。
他乐观、开朗,刚见着方励就笑着和他打招呼,还毫不避讳地跟儿子讲关于死亡的地狱笑话。
然而,威廉的儿子告诉方励,每逢圣诞节,父亲要么静静地坐着,要么就把自己灌醉。
战争创伤的阴影,从未离开,只是隐藏。
那些不幸阵亡的盟军战俘们,家人对他们的记忆或许模糊,失去的伤痛却难以抹去。
代表快乐和团圆的圣诞颂歌,同样成为让他们心痛的魔咒。
有位老奶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是报纸上一个记者抓拍到的新闻照片。
当时同盟军送家属撤离香港地区,母亲带着大孩子们在队伍前列,父亲提着篮子在队尾。
她还是婴儿,躺在篮子里,脸都没露出半点。
这张泛黄的模糊照片,是她对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忆。
已经80多岁的Shirley Bambridge,接受采访时一直抱着个洋娃娃。
那是父亲从香港给她寄去的礼物。
她父亲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们推测他在战争中死在了中国东海。”
洋娃娃和在火车站始终等不到的人,凝聚着无数亡者亲人的哀思。
方励还采访了一对兄弟。
哥哥沿用了大伯的名字——理查德。
当年,理查德被带上里斯本丸号时,只有22岁。
他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上,把母亲和家托付给了不到5岁的小弟,也就是这对兄弟的爸爸。
这封信,在爸爸的钱包里放了40多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也是永不磨灭的纪念。
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忠实于历史,着力于用事实和数据揭开“真实的面纱”。
面对总是推卸责任、习惯遮羞的日方,方励动用私家侦探,找到了里斯本丸号船长经田茂的后代。
经田茂战后被判7年有期徒刑,回家后他在子女眼中变成陌生人。有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只待在家里,什么事儿也不做,一天要抽上50根香烟。
子女们觉得父亲在为罪行忏悔。
他们承认他犯了错,却又忍不住为他开脱:“这是命令,他为保命只能选择服从。”
令人感慨不已的,还有美国鲈鱼号潜艇的机械师加菲尔德。
得知击中的里斯本丸号上有这么多盟军后,他得了战后应激创伤,只能退伍。
痛苦、愧疚、自责,始终在他心头萦绕。一次参加里斯本丸号幸存者的聚会,他竟当场下跪,与幸存者在一起抱头痛哭……
他去世多年后,子女们才从方励那里得知纠缠了父亲后半生的梦魇。
通过这些眼泪和讲述,我们看到了战争对人的异化与摧残。
如幸存盟军丹尼斯·莫利所言:“战争是丑陋又下流的勾当。”
而与这种丑陋和残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里凝结的那些美好而震撼的瞬间。
有个士兵,明知会被拳打脚踢,仍当众从火里抢出妻子的小照。
他费尽心思,砸坏了一个日军的墨镜,处理后将小照放进“镜框”里,贴身保存。
那是未知旅途里温暖及支撑他活下去的火种。
还有个中国女孩,与士兵相爱,两人期盼新婚的甜蜜被战火炸飞。
战后,有人找到她,把身亡士兵的抚慰金交给她,她才得知爱人离世的真相。
她流着眼泪,让对方把所有抚慰金都交给士兵的家人。
还有许多让人难忘的珍贵温情,包括中国渔民发自内心的善良和大义……
你看,再可怕可憎的战争怪兽也无法吞噬动人的情感联结,这是电影的灵魂,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沉船事件发生77年后,方励举行了一场“与父亲最后的告别”活动。
一群老人从英国万里迢迢来到东极岛,向唯一在世的救援渔民林阿根致谢。
他们在海边念出自己写给父亲最后的信,然后乘船前往里斯本丸的坐标所在海域,向海中洒落花瓣祭奠。
800多个年轻灵魂葬身在了异国的海底,那是他们再也见不到的父亲,是800多个家庭的惨痛失去。
这段历史从未被记起,如今,一旦被打捞,就不该被遗忘。
挖掘过去,观察现在,能让我们展望未来,避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里斯本丸沉没》有太多动人心弦的瞬间,但必须强调的是,它的情绪很克制,视野很宽广。
它有着满满的对生命的纪念,对和平的呼唤,还有人类细腻隽永的共通情感。
最重要的,是它打捞起成谜的真相,让那些成谜的“人”回到最爱的人身边。
方励说:“这部电影最终是留给历史的,东极岛会被全世界人民记住。”
我想,这也是电影存在的价值——将人类可贵的情感镌刻于光影,让灵魂的波浪拍打海岸,愿所有的善意都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