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的认知里，元朝虽由蒙古人建立，但它的普世性远大于民族性。也就是说，与其说它是一个蒙古人朝代，还不如说它是一个普世帝国。因为在黄金家族与蒙古贵族的治理下，元廷一边无差别给予各族上层特权，一边又无差别把剥削覆盖到所有民族头上，其中就包括蒙古底层。

而这种剥削的基础来自蒙古习惯法，即孛斡勒制度，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隶制。蒙古帝国建立后，常年的战争让许多战败者和贫困者为成为那颜们的孛斡勒，这使得草原时代的蒙古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奴隶，称为“驱口”。我们可以简单认为：蒙古底层是孛斡勒，那颜是蒙古上层。

蒙元建立后，蒙古底层主要分为两种，一种留在草原上，那是蒙古贵族的私有财产，一辈子都得给老爷们放羊牧马，还得给老爷们服兵役，没得到老爷许可不能随便离开。另一种迁居中原江南的军户，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在划定的区域种田并承担兵役，且粮食、马匹、兵器都得自备。

甚至为了服兵役，不得不把田地、老婆孩子卖给色目老爷、汉人老爷，死在战场倒没什么，一了百了。要是活着回来了，蒙古老爷们可没有什么补偿发给你，田地没了，老婆孩子没了，自己也成了赤贫无产阶级。为了苟活，只能狠下心来把自己卖给色目老爷、汉人老爷做奴隶。

由于蒙古奴隶数量非常多，导致一度达到可以出口创汇的程度。早在忽必烈统治末年，就已经有人把蒙古奴隶通过泉州卖到海外。等到了后面，蒙古奴隶甚至还被卖去爪哇，日本，高丽和伊尔汗国，以至于泉州一个与蒙古人没关系的南方城市，因为发达繁荣的蒙古奴隶贸易，让其跟蒙古人绑定在了一起。

虽然蒙元皇帝有时碍于面子，会出钱赎回蒙古奴隶，奈何蒙古奴隶数量巨大，财政吃紧，根本赎不过来，最后只能作罢。有元一代，蒙古底层在黄金家族的统治下活得如同牛马、猪狗一般，并没有因为蒙古人身份就受到特别优待，反倒是因为自带的基本盘身份而被蒙古老爷们往死里压迫，成为他们剥削的第一对象。

对于穷苦的蒙古人来说，生活在元朝绝对比不上在大明王朝的治下做一个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蒙古底层也不例外。公元1289年，蒙古别乞怜部民众因不堪官吏之征索及驿站之劳役，发动起义，掳走管理驿站的查验官脱脱禾孙、塔剌海等人，断绝了驿道，阻碍了元廷使臣的往来及物资运输。贵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明安率军征剿，起义军与官军激战5次，最终失败。

要知道。忽必烈这个时候还活得好好的。元末红巾军起义后，蒙古义军立马在草原举起反元大旗，进攻上都，两军一南一北共同夹击蒙元军队。等到明军北伐时，蒙古基层官兵带路投诚的不计其数，为此还有不少蒙古人封爵。说来也讽刺，蒙古人的强弓快马几乎踏平了大半个世界，无数蒙古底层的尸体造就了蒙元帝国的辉煌。

可等到享受成果时，蒙古底层却被蒙古老爷们一脚踢开，成了人尽皆知的奴隶。蒙元虽然是蒙古人建立的，但蒙古老爷们却亲手证明了这个政权并不属于蒙古底层。它的统治者在宽容与作恶的时候并不以民族为单位进行识别，也不局限于蒙古人。它的宽容属于全体统治阶级，它的作恶属于全体底层百姓。

这种一视同仁的宽容与无差别的作恶反而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公正：当你无法提供平等恩惠时，给予平等苦难也是一碗水端平。反观满清皇帝，直接把整个满族纳入统治阶级，在中国构建了近300年的“清式种姓制度”，使得整个族群地位超然。有清一代，满人底层虽是爱新觉罗家的奴才，可那也是婆罗门中的一员，远不是其他民族的底层可以比的。

同样是少民政权，蒙元可以说是一个普世帝国，它平等的压迫所有民族底层，并不会因为你是蒙古百姓而优待你。而满清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以满为尊的民族帝国，剃发易服、柳条边、满城、满汉不得通婚、文字狱、皇族内阁等等，无不彰显其异族属性，难怪有人整天在喊“满清非中国”。

而蒙元的普世性来自一种征服者式的自信，它是真刀真枪把汉人打趴下了才统治中国的，因此对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极其自负。极其自负带来的好处就是对民间的管控十分宽容，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十分开明包容，因此蒙元没有剃发易服，没有文字狱，甚至写反诗也不搭理你。

而满清是在汉奸带路下，摘了李自成的桃子才得到的天下。这就好比中美俄大战，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刚打完，印度人喝着牛尿过来摘了桃子，统治期间还强迫所有人必须喝着牛尿、露天拉翔和上蜥蜴。由于没有真刀真枪把汉人打趴下，所以一直对汉人十分畏惧，一直在堤防汉人。

为了巩固统治，剃发易服、满城、文字狱搞得风生水起，连写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能把命搭进去，足以见他们对汉人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了，这样一个王朝，能弄出来一个“清条约”也就不奇怪了。如果说蒙元是见过世面但大字不识几个的套马汉子，那满清就是有点文化但小鸡肚肠的辽东村炮。你如果指望一个村炮能有大气量，那是你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