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延安窑洞中，一位中年男子伏案疾书，他的桌上堆满了关于阎锡山部队动向的密集情报文件。这位曾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毛主席赞誉的统战高手，却在建国后未获军衔，反被投入监狱。这个历经沧桑的人物是谁？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王世英

王世英，一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的教室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些能点燃灵魂的革命思想。在这些思想的驱使下，他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的事业。

他的优异表现很快得到了党的认可，不久他便成功考入了黄埔军校，这是一个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在军校中王世英锤炼了军事技能，更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理解和信仰。

毕业后他被派到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担任工人纠察队的队长，他的职责是在工人中推广革命思想并维护罢工的秩序。在那里他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信念赢得了工人的广泛尊敬和信任。

毛主席

1927年，组织认可了王世英在海外学成归国后的潜力和才干，决定将他暗派至冯玉祥领导的部队中进行秘密宣传，目的是争取更多志同道合者加入我党。王世英的能力确实出众，他迅速在安徽组织起了一支小队伍准备发起革命斗争，但由于冯玉祥部队的意外强攻，他的队伍遭受重创，自己也身负重伤，不得不回到家乡静养数月。这段时间，他一直思考着如何再次与党组织接上线。

痊愈后王世英再次踏上寻找组织的旅程，却因各种复杂因素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他决定加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希望能从内部作出一些贡献。在国军中，王世英因其卓越的表现获得了上级的重视和培养，但内心深处，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归属是共产党。等到时机成熟，他毅然决然地回归了党的怀抱。

1928年，王世英转至河南新编第十九军，作为政治指导员，他在这里继续他的兵运工作，即在敌占区秘密转移和支援革命力量。尽管工作危险重重，但他的智慧和勇敢使他多次成功完成任务，为革命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力量。

革命的道路充满了不可预见的风险。在参与皖北暴动失败后，王世英身负重病，一度被迫返回老家休养。但革命的热情使他无法安静地待在家中，他很快再次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他后来被安排到北平，担任阎锡山部队政治部科长，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角色，他需要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党的地下工作，秘密收集敌方的情报。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份几次遭到怀疑，甚至被敌军逮捕并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守原则，从未泄露任何党的秘密。

尽管囚禁于敌人的牢狱，王世英的革命精神未曾消沉。最终，在非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得以逃脱，并在上海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这段苦难经历更是锻炼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加坚定地投入到接下来的地下工作中，尤其是在南京，他成功领导了地下党的活动，还巧妙地搜集了大量关键情报，为党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持。

老照片

1931年，王世英终于在上海重返党的组织中，虽然起初因一些误解和小插曲受到怀疑，但很快得以澄清并恢复了信任。此后不久他被派往南京开展地下宣传工作。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期间，他利用自己与国民党的人脉网络，成功传递了大量关键情报，有效地帮助中央避免了数次重大损失。

1932年11月，徐恩曾任命史济美前往上海担任中统上海站的负责人。史济美在情报工作中的能力非凡，他负责的许多行动，如向忠发叛变案，都显示了其策略和果敢。接任职位后不久，他便指挥突袭了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印刷基地——新生印刷厂。由于印刷厂的负责人背叛，导致包括王世英在内的多名地下党员的身份暴露。

当时王世英正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经营一家名为“鸿昌南货店”的小商铺，用作掩护其真实身份。史济美对王世英夫妇早已心生怀疑，急于立功的他决定亲自行动，前往王世英的商铺进行调查。

王世英

事发当天，王世英刚接到紧急通知，他正在店内焚烧敏感文件，并准备立即离开上海。突然他透过窗户看到史济美的身影，心中一紧。为了给正在楼上的妻子李果毅发出警告，王世英迅速摘下自己的围巾，巧妙地挂在了窗台上。随后他拿起一把精致的紫砂壶，淡定地下楼迎接来客。

面对史济美的突然拜访，王世英表面镇定，他以热情的态度迎接对方，并谎称李果毅外出购物。他甚至邀请史济美留下共进晚餐，“等我夫人回来，我让她烧几个拿手好菜，我们不妨小酌几杯。”

在为史济美泡制上等普洱茶的同时，王世英故作镇定地开始清点店内的账目。史济美试图通过话题探听更多信息，提到了王的夫人在湖南的过去，以及她的前夫可能与共产党的关联。王世英以一句“那都是年轻时候的风潮，我们当年不也是参与过学潮吗？”巧妙地岔开了话题，使得史济美一时也被逗乐。

确保史济美安坐之后，王世英假意拿起暖壶走向楼上。他在楼梯上故意踩出重步声，大声告诉史济美水即将开沸。王世英上到阁楼，立刻打开水管，放满了锅碗瓢盆，制造出水声大作的假象。

然后他迅速打开窗户，轻盈地跃上相邻屋顶，悄无声息地穿过隔壁的阳台，最终从一家杂货店的后门消失在繁忙的街道上。史济美察觉到异样，带领手下冲向阁楼时，只见地上水流成河，而那位机智的“鸿昌南货店”店主王世英早已石沉大海，只留下滴水声和空荡的屋子。

1933年，鉴于他的卓越贡献，党组织再次将他调回上海，希望他能借助与国军将领的良好关系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王世英不负众望，成功促使杨虎城等重要军事力量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同时阻止了阎锡山组织的一些不利于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在1935年的炎炎夏日，为了加强组织的安全性和效率，王世英果断地将上海的领导机构转移至天津，并最终并入了中共顺直省委的机构。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党在华北地区的统一和协调。

到了1938年，王世英结束了他在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艰苦白区工作。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和贡献，党组织决定让他回到延安，进入延安中央党校深造，以进一步提升其政治理论水平。

在党校学习期间，王世英意外听闻了毛主席可能与前上海电影演员蓝苹结婚的风声。了解蓝苹过往的王世英对此感到极大的震惊，因为他深知蓝苹的历史可能对毛主席的形象和党的事业带来不利影响。毕竟，蓝苹曾在1934年因接触共青团而被捕，尽管她最终被营救，但她在狱中的表现以及之后的一些报道让王世英对她的个人品行持保留态度。

陆军军官学校

深感责任重大的王世英决定采取行动。在几个不眠之夜后，他撰写了一封详尽的长信，详述蓝苹的过往行为，并以此劝说毛主席重新考虑与其的婚事。为了增强信的可信度和影响力，他联系了一些曾在上海一同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请求他们在信上联名签字甚至按手印。

这封信后被交至当时的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手中。张闻天及其他领导对信中内容极为重视，经过深入讨论，众多领导开始反对毛主席与蓝苹的联姻。毛主席本人也阅读了这封信，对王世英的坚定立场和深思熟虑的行动印象深刻。

1943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发起了一场针对干部的审查运动，这是回应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边区活动频繁、试图渗透的严峻形势。这一年党所处环境极为艰难，敌对力量企图破坏我党的内部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审查干部被视为一项迫切任务，由康生负责日常事务。

合照

康生接手后，以绝对的权威性展开工作，往往不顾实际情况，轻率地给众多干部贴上“特务”的标签。在1943年7月15日的一次大会上，康生发表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将原本的审查运动推向了极端。康生在报告中挑衅地质疑大家的警觉性，甚至嘲讽地问道：需要多少证据？一个排、一个连、还是一个旅足够证明延安有特务吗？

这份报告随后以文件形式广泛分发，导致不少干部生活在惶恐之中，短短半个月内就有超过1400人被错误地标记为“特嫌”。在这次运动中，王世英亦参与了干部的审查。

然而他很快就看到了许多曾与他一同在艰难环境下工作过的老同志被错误地定性为“特务”。王世英意识到这场运动的偏激，决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提出异议。他撰写了一份《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坦诚地展示了自己对此次运动的观点，并为那些他信任的同志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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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阅读了王世英的报告后，对其表示极大的不满，认为王世英的行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甚至在中央学委会上公然指责王世英是“大特务”，并且激烈地质问他为何频繁为人担保。

尽管面临康生的严厉指控，王世英并未退缩。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中，毛主席询问他是否是特务。王世英以幽默回应，提到时间会证明一切，他有信心未来十年的工作会证明他的清白。毛泽东赞赏王世英的坦率和勇气，认为他的态度表明了真理的力量。

建国后王世英在山西担任了省委书记及省长等重要职务。虽然1955年军衔授予时，他因已脱离军队而未获得任何军衔，但这并未影响他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他始终认为，无论身处何职，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合照

1962年的调动，将王世英带到了北京，担任监察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这一职位使他不得不与旧日的政敌康生再次频繁接触。两人在延安时期的恩怨未了，现在的再次相遇令原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康生，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给王世英制造麻烦。

同年康生对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进行了莫须有的指控，声称其为内奸，并将其投入监狱。忠诚于正义的王世英，无视个人风险，再次挺身而出，试图营救王超北。这一行动激怒了康生，康生趁机进一步对王世英施加压力，并最终导致王世英被不公地逮捕并投入监狱。

在监狱中，王世英面对极端的身心折磨依然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拒绝屈服于不公正的对待。他的健康在囚禁中迅速恶化，终因病在1968年3月逝世，时年63岁。王世英的一生是对革命理想的不懈追求和牺牲的象征，即使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也未曾放弃过对正义的坚持。

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