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于对近代中国民族文化自信失坠的关切，杭辛斋走上了一条与同时期其他易学家不同的易学研究道路。他希望通过阐明易道重树民族文化信念。为实现这一理想，杭辛斋整合了传统易学的诸流派与传统文化的诸派别，并积极引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试图构建一个涵摄范围极广的大易学体系。在整合传统易学方面，他主张破除汉宋易学的门户之见，以 “讲《易》” 替代 “诂经”，并提出 “辞、象、数、气、占” 五位并重的易道观。这种努力客观上成为了对传统治《易》方法以及传统象数易学的总结与革新。此外，他对《周易》“象辞相应之理” 的过分探求，以及将近代西方学说与易学两相附会的做法，大体可以归因于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欠缺。

关键词： 杭辛斋；近代易学；象数易学；科学易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各类学说的传入与引进，有着悠久历史的儒家经学以及传统意义上的经学研究遭遇了 “土崩瓦解” 的历史命运。而自西汉起便被推尊为五经之首的《周易》与易学研究，在这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前，同样未能幸免。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学人果断舍弃了传统以 “义理” 与 “象数” 为主要途径的易学研究方法，转而从古史的角度研究《周易》，影响倾动一时，成功地将易学拉下了神坛。然而，新的研究路径方兴未艾之际，秉持传统方法研治《周易》者仍然所在多有，仿佛近代西学的冲击全然没有在这些宿儒心中产生回响。但是，时代毕竟是变了，传统易学毕竟要面对全新的世界。就在这样一个学术思想鼎革的时期，出现了一位致力 “钩贯于新旧之学”，以求尽到 “守先待后” 之责的易学家 —— 杭辛斋。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在民国年间即受到部分学者的注意。钱基博在 1931 年出版的著作中已注意到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并给予其 “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途者”的评价；嗣后，李证刚除延续上述评价外，又指出杭氏易学存在附会科学、偏重易数、疏于考证等问题。建国以后，海峡两岸的易学专家如高明、杨庆中等又对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评价。台湾学者高明将民国以降的易学分为注释派、论述派、考证派、创新派四种，并将杭辛斋归于论述派之下，对其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杨庆中则将杭氏易学置于 “经学家的易学研究” 范畴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它的主要内容。但总体而言，杭氏易学的受关注度与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相比仍然是不相称的。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有关杭氏生平及其研易历程的叙述大多语焉不详，杭氏易学的问题意识与建构方法也受制于叙述框架而未能得到更加清晰的概括，其历史定位与学术价值也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系统梳理杭辛斋研究易学的动机与始末，全面展现杭氏易学的整体架构，并立足于近现代易学的发展趋向，将杭氏在易学方面的贡献揭示出来，是拙文的主要目标。

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带有明显的 “半路出家” 色彩，在正式进入易学研究领域之前，他主要是以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报人身份知名当世的。其办报生涯始自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约止于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二十年左右，几乎贯穿杭辛斋的后半生。报刊业或新闻业，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时期是意义非凡的。这些经历，使杭辛斋得以长期立于时代的潮头，见证并参与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而他后来的易学研究，就是在这种贴近时代脉搏、面对时代问题，以及寻求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孕育的。

（一）从杂货店到京师同文馆

1869 年，杭辛斋出生在浙江海宁长安镇一个 “世以文学名” 的家庭。他幼年父母双亡，幸得乳母郑氏的抚养才得以长成。少年阶段迫于生计，杭辛斋曾在家乡的杂货铺学徒，旋因身体羸弱作罢。族叔杭幼庐怜其孤苦，把他带到杭州的正蒙学堂继续学业。1889 年，20 岁的杭辛斋回原籍参加科考，得了县试第一，并补博士弟子员。翌年，杭幼庐又把他带到北京，入国子监。当时总理衙门开办的同文馆声誉日隆，杭辛斋又从国子监考入同文馆，主修历算与法国文学。肄业同文馆之后，他曾跟随李莼客、陈书玉二先生修习经史及朝章国故。限于材料的匮乏，从杭辛斋的早期经历中能够意会的大概有两点：其一，早年的坎坷经历塑造了杭辛斋坚毅的性格与求知的热情；其二，正蒙学堂到京师同文馆的学习生涯，使其视野开阔，知识基础新旧掺杂。

（二）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元勋

完成学业之后，杭辛斋很快投身宣扬维新变法的事业，甚至还专就变法自强之事上书过光绪皇帝。据零星的材料可知，光绪帝曾两次召见他，也曾面谕他 “京机章京行走”（按 “京机” 疑为 “军机” 之误）的差事，但被杭氏推辞了。这是戊戌政变前十天的事。在经历了维新变法失败和庚子义和团事件之后，杭辛斋深感 “满清之不可救，非力图革命则汉族必与之共尽”，乃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杭州新军起义，驻守在湖滨一带的旗营负隅顽抗，杭辛斋孤身入营，劝降旗营统领德济，成功避免了一场厮杀。他因功被推举为众议院议员，并入京议事。此后的十余年里，杭辛斋一直是革命党的要员，并先后被孙中山委任为惩戒委员长（1917 年护法运动）、宣传部长（1921 年）。1924 年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他仍然是浙江三位省代表的首席。遗憾的是，杭辛斋已恶疾缠身，未能赶赴广州，于会议期间在上海病逝，享年 55 岁。杭氏病故的消息传到广州，孙中山先生号召以大会的名义发去唁电，并致以 “忠贞谅直” 的挽词。嗣后，民国元老及社会知名人士如章太炎、于佑任、胡汉民、沈钧儒、史量才等人纷纷前往吊唁。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元勋，杭辛斋短暂的一生一直与中华民族呼吸与共，堪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表率。

（三）从创办报刊到讲习易学

杭辛斋对民族命运的关切最初是以创办报刊为表达渠道的。他的办报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6 年受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商报》主笔，但很快便因官报无发言自由而离任。翌年，他又与严复、夏穗卿、王菀生等维新派人士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据严复的记述，杭辛斋主要负责日报的部分。该报在民国期间享有盛誉，与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共占 “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1898 年 10 月，《国闻报》因刊登 “戊戌六君子” 被害的消息而遭遇重压，年底即停刊。嗣后，杭辛斋又相继创办或与人合办了《京话日报》（1904）、《中华报》（1904）、《汉民日报》（1911）等一系列以宣传新思、启发民智为宗旨的报刊。这些报刊虽然存续的时间均较短暂，但无不持守了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新闻精神，直到今天仍为中国新闻界津津乐道。

1912 年春，杭辛斋以众议院议员的身份入北京议事，三年后的一场牢狱之灾则改变了他生命的重心。杭氏入京不久，便成为他的老相识、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重金延揽的对象。在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的过程中，杭辛斋不为重贿所动，对袁的倒行逆施大张挞伐，最终引起袁世凯的不满而于 1915 年被投入监牢。关于杭氏此番入狱，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是这样记录的：

辛丈乃以癸丑之变列名党籍，陷于缧绁，几罹辟刑。丈之被逮也，非先公意，细人要功，遂捕以献。先公不忍置故人于死，将释丈狱，左右言丈谋略胜人，恐有不利，纵不加戮，亦不可纵。先公信之，乃絷丈于别室焉。

从袁世凯与杭辛斋的交情来看，这段话应当是实录。杭辛斋此番入狱与他此后转向易学研究关系甚大。据杭氏自述，有一位学易的老者与他同囚一室，且在他入狱前就在牢房墙壁上留下了杭辛斋何时何地被捕的谶言。谶言的应验让杭辛斋在震惊之余对易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杭氏遂拜在这位老人门下，开始了易学研究。1916 年袁世凯病亡，杭辛斋出狱。从此之后他便开始了搜集易著、研究易说、讲习易学的学术生涯。这段神奇的经历到底是实有其事，还是杭辛斋有意 “神其说”，现已无法考证。

总之，从 1916 年出狱到 1922 年 “杭氏易学七种” 出版，短短六七年的时间，杭辛斋由一位知名报人、革命志士转为享誉一时的易学专家。他前后搜集的易学著作，据李证刚先生考证，大致包括《四库全书》收入本、存目本及各种丛书本、家刻本、单行本、手抄本等，共计六百几十种。在研习历代易著的基础上，杭辛斋于 1917 年南下参与护法运动之际，同当时共聚广州的两院议员们组织了研几学社以讲习易学，并由杭氏出任都讲，讲义纂辑，遂有《易楔》一书面世。其他切磋问难的笔录经过整理，又有《学易笔谈》四卷。1919 - 1920 年，杭辛斋从广州转至上海，易学同仁再次聚首，讨论所得又有《学易笔谈二集》四卷。以上三种著作后来又与《易数偶得》二卷、《读易杂识》一卷、《愚一录易说订》二卷、《沈氏改正揲筮法》一卷合并，由上海研几学社于 1922 年印行。研几学社的原刊本现在已经不易索得，好在 1988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过此书。这七种、二十卷的易学著作，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杭氏易学的全部文献。

与同时代的其他易学家不同，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导源于他对社会现实尤其是民众精神生活状况的关切。这与他一直从事办报活动和革命事业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以及民众精神世界的混乱，杭辛斋曾在 1922 年出版的《学易笔谈・述恉》中做过这样的描述：

世道陵夷，圣学中绝，人欲横流，罔知纪极。谨愿之士，苦身心之无所寄托，蒿目时艰，恒怀消极。或附托西教，或皈向佛门，而仙灵神鬼，导引修养，及飞鸾显化之坛宇，遂遍于域中，影附风从，是丹非素。（《学易笔谈初集》，第 10 页）

这段话基本可以看作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相当信念的学人，针对民国初年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下信仰崩溃之情形发出的感叹。如何让文化信仰濒临崩溃的国人重树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在精神上安顿下来，正是杭辛斋研究易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他经由易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固有之学，贯澈天人，足以安身立命，保世滋大，概群籍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易经》。”（《学易笔谈初集》），第 10 页）这种见解给杭氏易学烙上了一层浓厚的 “存人道，挽世运” 与 “弘道救世” 的理想色彩。仅就他明确感受到近代中国的文化信仰危机并自觉肩负解救危机的重任而言，他的易学研究在视野上是远超同时代其他易学家的。

杭辛斋没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选择回到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以五经之首的《周易》与两千多年的易学积累为枢轴，对内整合易学的诸流派与传统文化的诸派别，对外则积极引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知识，并使之与易学发生关系，或者说成为他 “大易学” 体系的新枝叶。在他看来，身处 “五洲交通，天空往来，百业并兴，地宝尽发” 的新时代，只有积极地 “革故鼎新，除门户之积习，破迂拘之谬见，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以科学之条理玩其辞，集思广益，彰往察来”，才能真正地阐明易道。反过来说，易道果能阐明，则业已失坠的民族文化信念不难重新建立（《学易笔谈初集》，第 42 页）。这就是杭辛斋易学的整体思路。

阐明易道便能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产生 “存人道，挽世运” 的效果，是杭辛斋基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而得出的结论。我们把杭氏对易道的信仰暂时悬置，从易学体系的建构方法入手对其易学思想作一梳理。概言之，杭辛斋重建易学的工作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的。

（一）以 “讲《易》” 替代 “诂经”

“讲《易》” 是杭辛斋本人对其易学著作的性质所作的界定和说明。作为一种研究形式，它是针对易学研究的注疏传统，即杭氏所谓 “诂经” 而提出的。用 “诂经” 的方式研究《周易》是经学时代的主流，王弼的《周易注》、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杭辛斋看来，“诂经” 是一种很严谨或者说要求严苛的方法，它应当 “有家法，有体例，义不容杂”。“讲《易》” 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 “阐明卦爻象数之原理原则”，只要能做到 “以经文为之证明” 即可（《学易笔谈初集》，第 6 页）。从方法论上看，杭氏提倡的 “讲《易》” 较之 “诂经” 更能摆脱《周易》文本及体例的制约，也更方便他阐发自己的新见解、新思想。这种方法在他的主要著作《学易笔谈》《读易杂识》和《易楔》中都有广泛运用，也是我们理解其易学思想的关键所在。这种诠释方法，似可在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见到，而清末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学风对杭辛斋的思想或许也有启发。

(二) 破除汉宋易学的门户之见

划经学为汉､宋两途而相互攻驳在元明时期便已出现,至清代中后期发展到极致,易学研究也不 例外｡针对当时依然兴盛的汉宋易学分歧,杭辛斋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一方面,他推崇汉学“重名 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析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当”的求实精神,赞赏宋学 “正心诚意,重知行之合一,严理欲之大防,践履笃实,操行不苟”的道学风貌;另一方面,也对汉学家 们“墨守故训,取其糟粕而遗弃精华”､对宋学家为出己见不惜“变更句读,移易经文”的作法表示不满 (《学易笔谈初集》,第38页)｡他认为,门户之见阻碍了对易学和易道的全面认识与整体把握｡在杭 辛斋看来,无论是宋学注重阐明的义理,还是汉学苦心发明的象数,都是易学整体的构成部分｡“宗 汉学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无一辞一字不相贯通”,“讲宋学而能阐发性理,与六十四卦之爻象变 通化合”,才是易学研究的高级层次｡如果能更进一步,做到“冶汉宋于一炉,一一以经传互证,无一 辞一字之虚设”(《学易笔谈初集》,第33页),那便是传统易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了｡以上三句引文分 别是杭辛斋对焦循《周易通释》､纪大奎《易问》与《观易外篇》､端木国瑚《周易指》所作的评价｡杭氏 对《周易指》的推崇明显带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冶汉宋于一炉”正是他易学的特征之一｡

（三）“辞、象、数、气、占” 并重的易道观

汉宋易学象数与义理的分歧，归根结底是易道观的不同导致的，而杭辛斋整合汉宋易学，实际上是想借此扩大易道涵摄的范围。“冶汉宋于一炉” 不过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初阶，因为汉宋之争只是经学《易》内部的争端。为了进一步扩大易学的范围，他的目光开始转向经学《易》之外，并最终提出 “辞、象、数、气、占” 五位并重的易道观。杭辛斋在 “讲《易》家之锢蔽” 一节中有这样的论说：

历来讲《易》家，无论其为汉学、为宋学，而有一宗牢不可破之锢蔽，即将 “经学” 二字横梗于胸中是也。埋其庞然自大之身于故纸堆中，而目高于顶，不但对世界之新知识、新思想深闭锢拒，而于固有之名物象数气运推步之原本于易者，亦皆视为小道，而不屑措意。凡经传所未明言、注疏所未阐发者，悉目为妄谈、为异端，排斥攻击，不遗余力。而不知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上自天地之运行，下及百姓所日用，无不弥纶范围于其中。（《学易笔谈初集》，第 40 - 41 页）

显然，杭氏对经学家的批判，目的是将过去被摒除在经学《易》之外的易学，尤其是术数的部分重新纳入易学的范围。而 “辞、象、数、气、占” 五位并重的易道观，便是为完成这一工作而构建的理论框架。

“辞、象、数、气、占”，是杭辛斋综合《易传》“《易》有四道，辞变象占” 与旧说 “理象气数” 而提出的新观念。他在《学易笔谈初集》“读《易》之次序” 一节中说，“尚辞者莫备于《程传》，深有得于‘洁净精微’之旨”。“至于象数，宜从汉学”，“宜先阅瞿塘来知德氏《集注》”。而 “数” 则 “原本于河洛”，“有体数，有用数，有五行数，有纳甲数”，“朱子《启蒙》，演绎颇详，宋人丁易东氏之《数衍》及近人江慎修氏之《河洛精蕴》，更推阐尽致”。至于 “气”，则是泛指 “天地阴阳之气”，“然气不可见，故显之以象，而节之以数，析之以理，言理言数言象，皆所以言气也”。“气” 学的参考书目，杭氏列出了《数理精蕴》《仪象历象考成》《五行大义》《易纬・乾凿度》《乾坤凿度》等书籍，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经学《易》的范围。关于 “筮占”，杭辛斋说，《周易》的占法已经失传，宋儒推尚的揲蓍求卦之法是对《左传》《国语》相关记载的模仿，不惟 “与《周易》用变之例自相矛盾”，而且 “无方法以判断其所以吉凶之故”，不足采信。“欲明象占，宜求诸术数”。杭氏所谓的 “术数”，大致包括《火珠林》、六壬、太乙、奇门三式以及京房的 “飞伏世应五行顺逆之法” 等。这些流行于坊间的占卜方法在他看来 “非但吉凶确有可凭，而远验诸年，近征之日，虽时刻分秒亦均有数之可稽”。把筮占作为易道的内容之一无可厚非，然从易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筮占在易学中的地位自人文理性崛起的战国开始便逐渐被边缘化。就此而论，杭氏对术数之学的推崇是很值得商榷的。需要指出的是，杭辛斋纳术数于易学不同于一般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他是在承认术数有助于揭明筮占之学的前提下，主张 “更由术数而求诸经义”，技焉而进于道，从而超出寻常术士，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之理（《学易笔谈初集》，第 65 - 74 页）。

（四）以《易》牵合中西文化之旧说

“辞、象、数、气、占” 五位并重的易道观在整合传统易学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理论效力，但杭辛斋的目标远不止此，易学之外的中国古代学术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传统学说也是他整合或牵合的对象。关于前者，杭辛斋提出，我国传统学术的儒、道、墨三家在源头上都与《易》有莫大的关系：“道家宗老氏，而实导源于黄帝，故相传曰黄老；墨家出于禹，而实滥觞于神农…… 儒家集大成于孔子…… 孔子固自承为继续文王者也。故儒家之学出于《周易》，道家之学出于《归藏》，墨家之学出于《连山》，各有所本。”（《学易笔谈初集》，第 25 页）由此观念出发，他遍论 “《大学》《中庸》易象”“孟子之《易》”“老子之《易》” 和 “诸子之《易》”，最终得出了诸子百家之学皆出于《易》的结论。关于后者，杭辛斋摘引了许多佛家、基督教的基本理论或宗教形式与易学进行比附，尝试论证它们之间的相通性。他的结论，概括言之，即认为 “佛产印度，耶稣生于犹太，而《华严》之乘数，《金刚》之相数，一八、三六、百零八之数，及七日来复、十三见凶之数，亦无不与卦象悉合。而释言地水火风，西谓水火土气，即《易》之乾坤坎离，更为明显。时之先后，地之远近，皆略不相蒙，而数理之大原，乃无不与《易》相合”。诸如此类的观点，浅陋比附自不待言。

（五）以《易》附会西学之新知

上述四点，大都是就历史上的问题展开的，而杭氏易学的特别之处，更在于他对西学新知的附会。前文曾提到，杭辛斋的知识背景有明显的新旧掺杂特征，其中新的内容主要得益于他所接受的新式教育以及长期办报的经历。这些新知识、新学说大致可以区分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部分，它们都被杭辛斋纳入自己的大易学体系。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用贲卦的内卦离之日象、上互卦震之动象，结合六四 “白马翰如”、上九 “白贲无咎” 的爻辞，附会日光的七色及七色板高速旋转呈现白色的科学知识和视觉现象；用 “互体” 之法解释化学分子与六子卦卦气相应，以 “轻（即氢气）” 为震卦之象、“养（即氧气）” 为坎卦之象、“淡（即氮气）” 为艮卦之象、“绿（即氯气）” 为巽卦之象、“炭（即碳气）” 为离卦之象、“喜（即笑气）” 为兑卦之象（《学易笔谈初集》，第 219 - 220 页，第 223 - 231 页）。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他用《贲・象》“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和《丰・象》“君子以折狱致刑” 附会近代西方的司法独立精神，认为近代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 “义取亲民为同人象”，民主立宪体制 “主权在民为大有象”，“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此外，他还结合《系辞》的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并阐发《乾》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的人道思想以攻击赫胥黎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杭辛斋在易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学术价值，已有不少前辈时贤论及，其中唐明邦先生的观点最值得注意。他认为杭氏易学可以界定为近代 “易学转轨之前奏”，它 “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风化的蜕变过程”。此外，它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了科学易的先驱。

将杭氏易学定位为 “易学转轨之前奏”，不仅在客观上符合近代以来易学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对其 “守先待后” 的自我期许的肯定。唐先生的评价为我们解读杭辛斋的易学思想指明了方向，以下从三个方面作更深入的阐释。

（一）传统治《易》方法的汇总与内部突破

传统易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不但产生了丰富的学说、理论，同时也造成了各种是此非彼的门户异见。到了清代，各守门户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也开始出现汇总与整合的趋势。《四库全书总目易类总叙》便是这种汇总与整合的尝试之一，它在划分传统易学 “两派六宗”、指出其 “互相攻驳” 的同时，提出 “以因象立教者为宗” 的取舍标准，并据之对历代易学作了 “本” 与 “一端”、“宗” 与 “别传” 的区分。《四库总目》的做法客观上反映了总结传统易学的时代需求，但在经学依然鼎盛的时期，它的兼收并蓄仍是以维护正统为宗旨的。杭辛斋的志向与此不同。他精研历代易著，不是为了成就某一易学的宗派，也不是为了维护经学《易》的正统，而是为了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潮中重树中国文化的自信。他自觉摒弃了以门户为标杆、以经学为正统的传统易学观，遍采图书、象数、义理乃至术数派的治《易》方法，从内部突破了传统易学家们自造的藩篱，颇有 “纠正两千年来学《易》者之失”的大气象。

（二）传统象数易学的总结与革新

尽管杭辛斋屡次强调研究易学的最终目的是揭示孔子赞《易》的微旨，并认定 “尽性至命，乃易学之极功”，但他偏重象数易学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苏渊雷先生称其 “集易学象数派之大成”，李证刚先生谓 “其说颇偏重于易数”。杭氏之所以特重象数，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孔子赞《易》之时 “生逢乱世，行危言逊，有因时忌不能显言者，不得不以微言大义，隐寓于象数之中”，后世学者如果能够做到 “象数通解，则身心性命之理，胥在其中，更无待言说为也”（《学易笔谈初集》，第 7 - 9 页）。在这种近乎执着的观念指导下，杭辛斋接过了传统象数易学寻求象辞相应之理的老问题，借用或创造了诸如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八宫世应、互卦、十二月卦、卦侯、对卦（旁通、错卦、类卦）、半对卦、覆卦（反卦、综卦）、半覆卦、上下对易卦、上下反易卦、交卦、之卦、包卦、像卦、命卦、声应卦、当位说、主爻说等易例，并广泛收录历代象数家搜集的易象，力图证明 “圣人《彖》《象》之辞，皆根于卦象，无一字之虚设，无一义之虚悬，即假借之虚字，亦均与卦象有关”（《学易笔谈初集》，第 76 页）。另外，他又积极吸收新名词、新知识来革新象数学的内容，并以之作为解释《周易》文辞的新资料，甚至还得出了 “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以前” 的观点。今天看来，杭氏的这些努力只能视为对传统象数易学的总结，他对《周易》“象辞相应之理” 的过分探求、对近代西方学说的牵强附会，大体可以归因于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欠缺。

（三）传统易学的近代转轨与穷途迷思

杭辛斋摒除传统易学的门户之见，打破经学《易》对易学正统地位的独占，确乎迈出了易学发展史的关键一步。然而，传统易学在近代的真正转轨非但没有沿着杭氏开辟的道路前进，反而以破除他极力主张的易道观为鹄的。结合后来易学研究的走向来看，杭辛斋对象数易学的极力扩张，实际上正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谓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 的经学观走到穷途末路的表征。以 “象辞相应之理” 为例，《周易》的文辞与易象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如果坚持《周易》的文字无一不是根据卦象而来，然后竭尽各种可能来说明它、证实它，必定会远离易学的人文意蕴和精深哲理。

此外，许多学者强调杭辛斋以易学会通中西文化的尝试开启了后来的 “科学易” 流派。就事实而言，这种观点大致可以成立，但从学理的层面而论，无论是杭辛斋以易学附会近代科学，还是后来所谓的 “科学易”，都是缺乏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臆见瞽说。当然，杭辛斋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附会只是其易学思想的一小部分，“它反映了国人运用固有的思维图式认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艰难历程”。这种方法固然不可取，但他会通中西文化、重树民族文化自信的良苦用心是不容抹杀的。这些明显带有穿凿附会色彩的学说，并不影响他在易学史尤其是传统易学近代转轨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李证刚先生指出杭辛斋在易学方面有三条未竟之志：其一，颇欲守先待后，而兴神物以前民用；其二，颇欲以新思想、新学说、新名辞作解《易》之资料；其三，颇欲整理训诂，以正辞而正义。这对今天的易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来源:《周易研究》2019年第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