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5日清晨，汉口郊野的拾荒者在芦苇丛中发现一具西装革履的男尸。死者汪绍伯面色青紫，太阳穴处两点暗红血痂被乱发遮掩。法医三次验尸未果，直到刘佑方自首，才在死者颅内取出两根三寸铁钉。这场震惊全国的“双钉血案”，撕开了民国豪绅阶层的糜烂疮疤。

刘有余堂中药铺的金漆匾额下，藏着三代人的堕落基因。刘佑方祖父靠贩卖虎骨酒发家，父亲刘宜生将分号开遍长江流域，却因纳妾六房败光家财。刘佑方五岁坐拥英国进口玩具火车，十二岁跟着账房学做假账，十七岁因猥亵婢女被送入复旦学堂“修身养性”。

1940年汉口沦陷期间，刘家勾结日军贩运鸦片。二十岁的刘佑方穿着东京定制西装，在日军司令部宴会上用流利日语吟诵俳句。其父暗中将祖传药方献给731部队，换得“良民证”特权。这段发国难财的经历，让刘佑方养成赌命般的投机性格。

1946年平安夜的德明饭店，见证着最后的疯狂。刘佑方在轮盘赌桌上连输三十局，押上法租界两处房产仍不甘心。赌场老板杜月笙门徒冷笑着提醒：“刘公子莫忘了，令尊还欠着青帮三万烟土钱。”此时汪绍伯携新寡名媛入场，金质雪茄盒折射的光斑刺痛了刘佑方的眼。圣诞钟声敲响时，赌债已达五万银元。刘佑方摸到西装内袋的麻药瓶——这是上月从自家药房偷配的哥罗芳。他盯着汪绍伯鼓胀的支票簿，一个比赌博更刺激的念头在滋生：既然赌桌上赢不了，何不直接抢庄家的钱袋？

1947年1月3日的谋杀堪称行为艺术。刘佑方以鉴赏明代医书为由将汪绍伯诱至密室，杜国正用浸透麻药的丝帕捂住对方口鼻。当支票簿落入手心时，刘佑方突然抓起铁锤，将准备好的铁钉缓缓敲入汪绍伯太阳穴——这个动作，与他十岁时钉死偷食的波斯猫如出一辙。精妙算计毁于心理防线。抛尸次日，《武汉日报》头条登出汪绍伯讣告。刘佑方在灵堂哭得最悲切，却因看到遗像旁摆放的雪茄盒而瞳孔骤缩。这个细节被汪家老仆记入证词，成为日后定罪的关键破绽。

汉口警局的验尸台前，三拨法医争执不休。首轮检验认定心肌梗塞，汪家重金聘请的德国专家检出窒息征象，而警局顾问、留日法医山本坚持是酒精中毒。真相扑朔迷离之际，化验员在死者发丝间发现朱砂碎屑——这正是刘家药房独有的外伤止血粉。案件转折出现在第十天。当刘佑方被传唤问话时，其西装袖口残留的哥罗芳与死者体内麻药成分完全吻合。这个毕业于化学系的高材生，终究败给了自己最擅长的学科。

1947年3月的公审变成闹剧。刘家律师团出示八份精神病鉴定书，声称刘佑方受日军暴行刺激患有“战时创伤症”；汪家则买通六个证人，指认刘佑方五年前就虐杀过流浪汉。旁听席上的青帮分子突然高喊“汪绍伯活该”，引发双方家属持械斗殴。最具杀伤力的证据来自被告席。当法官询问作案动机时，刘佑方突然癫狂大笑：“他抽的哈瓦那雪茄，本少爷现在抽不起了！”这句话被《申报》记者原样刊出，成为民国阶级矛盾的最佳注脚。

天津《益世报》的连续报道掀起全国声讨。记者深挖发现，刘佑方在复旦就读期间就因作弊被记大过，其毕业论文《论鸦片镇痛的经济效益》实为家族贩毒的理论粉饰。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万人请愿，高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生死博弈在暗流中较量。刘家向军政要员赠送百年野山参，汪家则通过孔祥熙管家搭上宋美龄。当最高法院维持死刑判决时，刘宜生正在密会戴笠，试图制造“狱中暴毙”假象。这个计划因戴笠坠机而流产。

1947年9月12日的枪决现场宛如戏台。刘佑方要求穿戴全套燕尾服赴死，却在刑场尿湿裤子。七颗子弹才断绝生机的诡异现象，被民间附会为“七宗罪报应”。刽子手事后透露，前六枪故意打偏，这是收受刘家贿赂的“温柔抵抗”。尸体解剖引发二次轰动。法医在刘佑方胃里发现未消化的玉佛——这是他吞食的传家宝，妄想来世投胎富贵人家。这个细节被茶馆改编成评书，成为警示纨绔子弟的经典桥段。

1949年春，武汉监狱的杜国正咬舌自尽。这个曾帮凶杀人的青帮打手，在遗书中揭露更黑暗的真相：那夜汪绍伯本可活命，只因他撞见刘家与军统的药品走私账本。真正的催命符不是赌债，而是汪绍伯准备向监察院举报的密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