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主席选举，毛主席竟没有全票当选，差一票，谁没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各界代表共576人。在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关键时刻，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注意。当唱票结果公布时，毛泽东同志获得575票，竟然少了一票。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谁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一票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投票问题，更牵扯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位不同意见者，究竟是何方人士？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一、张东荪的政治抉择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选举。会场庄严肃穆，576名与会代表正在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要的投票。这次投票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投票过程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每位代表依次在投票处领取选票，随后在会场指定区域完成投票。选票设计简单明了，代表们只需在候选人姓名后的空格处划＂√＂表示同意，或是选择弃权。

当天下午，计票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工作人员将投票箱内的选票分类整理，并开始逐一唱票。随着唱票工作进行，一个意外的情况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毛泽东同志的得票数是575票，而非全体代表的576票。

这个结果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按照会议规则，投票采取无记名方式，因此究竟是谁没有投票一时难以查证。但经过认真核查，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一票的来源：全国委员会委员张东荪在投票时选择了弃权。

张东荪的这一选择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作为民主党派代表，他此前就对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持有自己的见解。在政协会议期间，他多次发表关于国家建设的意见，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

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张东荪曾参与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他在与傅作义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做出了贡献。这种和平理性的态度，也体现在他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思考中。

张东荪的弃权选择，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民主党派人士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不同见解，但仍然以建设性的态度参与新政权的筹建工作。在政协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在此后的工作中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这次投票后，张东荪依然积极参与政协会议的各项议程。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讨论，并就多项具体条款提出了建议。在随后举行的开国大典上，他作为政协委员出席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庆典仪式。

二、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

1886年，张东荪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传统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曾任清朝县令，父亲则是当地著名的教育家。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年幼的张东荪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从四岁开始就在家塾研习四书五经。

1901年，十五岁的张东荪进入杭州府中学堂学习。这所学堂是浙江省最早设立的新式学堂之一，采用中西结合的教学方式。在这里，张东荪第一次接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同时大力推行留学政策。这一年，张东荪通过选拔，获得赴日本留学的机会。他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程，次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

在东京帝国大学期间，张东荪师从著名的政治学者吉野作造。吉野作造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对张东荪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张东荪还广泛阅读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卢梭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

1909年秋，张东荪遇到了同样在日本留学的梁启超。梁启超当时正在筹办《国风报》，张东荪应邀为该报撰写政论文章。通过这次合作，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并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多有交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东荪正在日本完成学业。得知革命消息后，他立即放弃了原计划的进一步深造，于1912年初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回国后，他很快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被任命为大总统府秘书。

在南京临时政府工作期间，张东荪参与了多项重要政策的制定。他起草了关于教育改革的提案，主张废除旧式私塾，推广新式学堂。同时，他还参与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设计，提出了建立现代行政体系的具体建议。

1913年，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后，张东荪辞去政府职务，转而投身教育和新闻事业。他先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浙江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在《浙江新报》发表政论文章，批评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915年，张东荪应梁启超之邀，加入了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主要目标的护国运动。他参与组织了浙江地区的护国志士，并通过报刊宣传民主共和理念，为推翻袁世凯政权做出了贡献。

三、学术理念与政治实践的碰撞

1920年代初期，张东荪开始系统地研究和阐释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将基尔特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行会制度进行对比研究。这种理论探索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为他赢得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一人＂的称号。

1924年，张东荪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份刊物成为了他宣传学术思想的重要阵地。在《学灯》上，他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还邀请了胡适、梁启超等著名学者撰文，使该刊物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园地之一。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张东荪提出了独特的教育理念。他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教育方法相结合，创立了＂文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强调教育应当立足于本土文化，同时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经验。

1927年，张东荪与梁启超在北京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学术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梁启超主张全盘西化，而张东荪则提出了＂中西会通＂的观点。这场持续数月的论战，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0年代初，张东荪开始系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他在清华大学发表了题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融合》的演讲，提出了将民主政治与社会改革相结合的主张。这一理论主张得到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响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思潮。

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张东荪提出了＂文化重建＂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具有现代价值，可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思想资源。这一观点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重建论》中得到了系统阐述。

1936年，张东荪创办了《文化评论》杂志。这份杂志成为了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重要平台。他在杂志上连载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脉络，并尝试用现代学术语言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思想。

在学术与政治的交织中，张东荪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姿态。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主张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种态度使他在1940年代初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一定分歧，但他仍然坚持通过学术研究和报刊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

他还积极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讲座中，张东荪多次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的统一，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他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就科学与玄学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见解。

四、北平和谈中的关键角色

1948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地区节节败退。为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傅作义开始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在这个关键时刻，张东荪作为中间人，开始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斡旋。

1948年12月15日，张东荪首次与傅作义秘密会面。会谈在北平西城区一处私宅内进行，历时四个小时。傅作义详细询问了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尤其关注对国民党军队的处置问题。张东荪据实介绍了中共方面的具体政策，并建议傅作义认真考虑和平解决方案。

随后，张东荪立即前往石家庄，向中共华北局汇报谈判情况。他向刘少奇等领导同志详细转达了傅作义的态度和要求。在这次会面中，张东荪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包括对傅作义部队的安置方案和对北平文教机构的保护措施。

1949年1月初，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张东荪在三天内往返于北平和石家庄之间四次，为双方转递信息。在一次深夜会谈中，他向傅作义详细解释了中共的＂和平方案＂，特别强调了对军队官兵的妥善安置政策。

1月10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傅作义通过张东荪向中共方面表示，愿意就具体和平方案进行商谈。张东荪立即组织双方代表在北平西郊机场附近的一个村庄秘密会面，为后续谈判奠定了基础。

在谈判过程中，张东荪特别注意细节的处理。例如，他建议在会谈地点摆放当地特色的茶点，营造轻松的氛围。他还安排了多位学者参与谈判团队，以专业知识解答双方关心的具体问题。

1月14日，一个意外情况发生。国民党特务获悉谈判消息，准备实施破坏。张东荪及时得到情报，立即调整会谈地点和时间，确保了谈判的顺利进行。

1月20日，最后的谈判在北平西山某寺庙内进行。张东荪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和平接管与军事改编分两个阶段进行。这个建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成为最终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张东荪始终保持着客观中立的立场。他不仅传递信息，还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在讨论部队改编问题时，他建议保留原有的技术骨干，这一建议最终被写入协议。

1月22日，和平协议正式签署。作为谈判的见证人，张东荪在协议上签字。这份协议确保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保护了这座古都的文物古迹和文教设施，也为数十万军民避免了战争灾难。北平和谈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张东荪的外交才能，也展示了知识分子在重要历史关头的责任担当。

五、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贡献

1949年10月，张东荪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就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张保留原有高校的学术传统，同时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这些建议的部分内容被写入了相关政策文件。

1950年春，张东荪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室＂。这个研究室致力于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开展了《诗经》、《楚辞》等古籍的新注工作。在他的组织下，研究室完成了多部重要典籍的整理和注释工作。

1951年，张东荪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担任了第一批学术委员，负责制定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划。在此期间，他提出了＂古为今用＂的学术研究方法，强调传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现实需要。

1952年至1953年间，张东荪主持编撰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采用新的史学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评价。编撰过程中，他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1954年，张东荪在中央研究院发表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学术报告。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转型的三个阶段论，即继承、改造和创新。这个理论框架为后来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5年夏，张东荪开始主持《中国古代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撰工作。这套丛书计划编写一百位重要思想家的评传，首批完成了老子、孔子、墨子等十位思想家的评传。在编写过程中，他特别注重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多次组织专家进行考证讨论。

1956年，张东荪参与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长期发展规划。同年，他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哲学史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后来成为全国高校统一使用的教学参考文件。

1957年初，张东荪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化专题研究＂课程。这门课程系统讲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儒家思想、道家哲学、佛教传入与发展等专题。课程笔记后来整理成书，成为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

在学术研究方面，张东荪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主张在研究古代文献时要以史料为依据，反对主观臆断。例如，在研究《周易》时，他提出要区分经文和传文，强调考证的重要性。他还参与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就重要历史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1958年，张东荪完成了《中国哲学范畴史》的写作。这部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范畴研究框架。该书稿虽然当时未能出版，但其研究方法和学术思路对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