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毛主席追悼会上，所有人站立默哀，唯独一女人坐着，她是谁？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广场上空弥漫着哀伤的气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无数群众自发来到广场，为敬爱的毛主席送行。追悼大会现场，数以万计的人们肃立默哀，泪水模糊了每个人的双眼。然而，在这庄严的时刻，人群中却有一位老妇人静静地坐着。她身着黑色丧服，略显佝偻的身躯微微颤抖，泪水无声地滑落。这位老人就是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她会是唯一一位坐着的人？这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去了解这位伟大女性与毛主席之间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友谊。
一、革命理想的相识（1924-1927）
1924年1月，广州东山的黄埔军校礼堂内灯火通明。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云集于此。在主席台上，孙中山先生正慷慨陈词，阐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台下，毛泽东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庆龄的目光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首次交汇。
这次大会不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开启了国共合作的新篇章。会议期间，宋庆龄多次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代表进行深入交谈，讨论革命形势和具体合作事宜。她对共产党人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和理论素养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面对各方势力的分化与争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她不仅公开支持共产党参与国民党的工作，还多次出席工人运动的集会，表达对革命群众的支持。在这一年里，她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接触更加频繁。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宋庆龄积极支持这场统一战争，并在广州设立联络处，协调国共两党的合作。她经常深夜召开会议，研究战局，接待各方代表。当年秋天，她还专门派人向在湘赣边界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转达支持。
然而，1927年的春天，革命的道路突然出现转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宋庆龄当即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一背叛革命的行径。她冒着巨大风险，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多位共产党员躲避追捕。
在武汉，当汪精卫集团也开始谋划分裂革命阵营时，宋庆龄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她在7月公开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并痛斥那些背弃革命理想的行径。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她的政治立场，更成为她与共产党携手并进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段时期，宋庆龄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她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每当接到共产党人遭受迫害的消息，她都会立即采取行动，想方设法提供帮助。这种基于共同理想的革命情谊，为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并肩战斗的岁月（1927-1937）
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后的宋庆龄并未就此沉寂。1927年末，她在上海租界设立了秘密联络点，这里成为了联系各地进步力量的重要据点。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下，她将自己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寓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安全港湾，为众多共产党员提供临时庇护。
1928年初，宋庆龄与著名律师杨庶堪等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公民权益，实际上却在暗中开展营救共产党员的工作。通过这个平台，她成功解救了数十位被国民党通缉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多位重要的地下党员。
在红军开展革命根据地建设期间，宋庆龄积极组织海外华侨提供援助。她通过在欧美的人脉网络，为中央苏区筹集医疗物资和战略物资。1930年，她更是冒着巨大风险，将自己在香港的部分存款秘密转移，用于支持江西苏区的建设。
1934年，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宋庆龄立即组建了一个秘密通讯网络，通过驻华外国记者和进步人士，打探红军的动向。她在上海的住所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集散地，许多关于长征的重要情报都经由这里传递给了党的地下组织。
在这期间，宋庆龄与周恩来建立起了秘密联络渠道。通过一位化名＂史密斯＂的外国记者，她定期与周恩来互通信件。这些信件采用特殊暗语，内容涉及国际形势分析和革命斗争策略。这个联络渠道一直持续到1935年底，为党中央掌握国际国内形势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宋庆龄还在海外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她以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在欧美各国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她的文章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进步人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6年初，宋庆龄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青年营救网络。这个网络主要帮助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青年学生脱险。通过与各地律师和进步人士的配合，她成功营救了包括多位著名文化人在内的数十名青年。
当年冬天，西安事变爆发。宋庆龄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外发出呼吁，主张和平解决，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她的行动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随后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宋庆龄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横跨中国和国际的革命支援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情报支持，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抗日战争中的贡献（1937-194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宋庆龄立即发表《告世界人士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抗战。8月，她在上海组织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共同商讨抗战大计，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抗战初期，宋庆龄积极推动国际医疗援助。1938年初，她通过与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的联系，促成了加拿大援华医疗队的组建。同年4月，她亲自前往香港接待首批到达的国际医疗队，并协调他们与八路军后方医院的对接工作。这支医疗队后来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多个野战医院，挽救了无数抗日军民的生命。
1939年，宋庆龄在重庆设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这个机构表面上是为推动战时工业发展，实际上成为了联系各地抗日力量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协会，她成功地将大量医疗物资和生产设备输送到了陕甘宁边区，支援了延安的经济建设。
在国际友人工作方面，宋庆龄发挥了独特作用。1940年，她在重庆接待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促成了这位记者深入延安进行实地采访。通过史沫特莱的报道，延安的真实面貌得以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同年，她还协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进步记者进入解放区，为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开辟了重要渠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她在重庆主持召开了＂远东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大会＂，邀请来自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进步人士共同商讨反法西斯战略。这次会议为亚洲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协作奠定了基础。
1942年至1944年间，宋庆龄多次往返于重庆、桂林和香港之间，为各地抗日民主力量搭建沟通桥梁。她创办的《中国辩护者》杂志，成为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抗战真相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份刊物，延安以及各解放区的抗日斗争事迹得到了广泛报道。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宋庆龄在重庆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胜利庆祝大会筹备会＂。会议期间，她多次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会面，共同商讨战后和平建设方案。在她的积极推动下，重庆谈判期间形成了各党派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初步共识。
这八年抗战岁月中，宋庆龄始终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线。她以孙中山夫人的特殊身份，在国共合作、国际援助和民主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为中国抗战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得到了国内各界的普遍认可，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四、新中国建设的同路人（1949-1976）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在开幕式上，她与毛泽东并肩而立，见证了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幕，标志着她与中国共产党长达数十年的革命友谊进入了新的阶段。
1950年初，宋庆龄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主持成立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儿童福利、妇女保健等社会公益事业。在她的推动下，上海、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儿童医院和托儿所，为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宋庆龄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她多次出席国际和平会议，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同年10月，她在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说，呼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誉。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宋庆龄发挥了独特作用。1953年，她在上海接待了一批归国华侨企业家，耐心解释党的统战政策。通过她的工作，许多著名实业家如荣毅仁等人都积极参与到公私合营的改造中来，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力量。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宋庆龄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个岗位上，她经常深入基层视察，了解群众生活。她多次到北京的街道工厂考察，关心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将收集到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
1956年，宋庆龄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发展高等教育的建议。她建议在上海等地增设理工科院校，扩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随后全国掀起了一场高等教育发展热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仍然坚持工作。尽管环境艰难，她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关心群众生活。1968年，她在上海期间，多次接见来访的工人代表，听取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971年，她参与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向国际社会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成就。这份刊物成为了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975年，已经88岁高龄的宋庆龄仍然坚持参加国务活动。这一年，她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议期间，她与毛泽东就国家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
直到1976年，她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即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她仍然坚持阅读各类文件和报告，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这一年9月，当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她坚持参加追悼会。由于身体原因，她是追悼会上唯一一位坐着送别的人，这一幕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的场景之一。
五、功成身退（1976-1981）
1976年后，宋庆龄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福利事业。1977年初，她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扩大会议，制定了面向＂四个现代化＂的福利事业发展规划。在她的推动下，上海儿童医院增设了多个专科，并引进了一批先进医疗设备，使医疗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1978年，宋庆龄在北京设立了＂宋庆龄儿童发展基金＂。这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助学金。当年，基金会在河北、山西等地资助建设了二十多所小学，使数千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后，宋庆龄积极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她多次接见来访的外国企业家，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她的推动下，上海率先与几家外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79年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多位国际儿童福利专家参加，共同探讨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方向。会议期间，她提出了建立现代化儿童福利体系的构想，为此后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一年，她还关注科技教育领域。在她的建议下，中国科学院在上海设立了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这个基地后来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1980年初，宋庆龄虽已年逾九旬，仍坚持参加国务活动。1月，她出席了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婚姻法》修正案提出了重要建议。她特别强调要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这些建议最终被写入了法律条文。
同年6月，她在上海主持了最后一次中国福利会理事会。会上，她详细规划了福利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强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深入农村和工厂。这次会议成为了她生前最后一次重要公开活动。
198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授予宋庆龄＂名誉主席＂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授予这一称号。消息公布后，全国各界纷纷致电祝贺。
5月16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前往医院看望宋庆龄。在病榻前，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询问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这成为她生前最后一次与中央领导人的会面。
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她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行，与人民同在。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她的足迹遍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要历史时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