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临终前指着一箱苹果，家人不解其意，王震：他想送给毛主席

1968年深秋，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内，邓宝珊将军躺在病床上，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颤抖着手指向床边的一箱红彤彤的苹果。家人们面面相觑，不明白这位老将军临终前为何如此执着于这箱普通的水果。直到王震将军匆匆赶来，站在床边看着这一幕，突然热泪盈眶：＂我明白了，他是想把这箱苹果送给毛主席啊！＂病房里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箱散发着果香的苹果上。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箱苹果又承载着怎样的深情？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宝珊将军会如此牵挂着要将这箱苹果送给毛主席？

一、邓宝珊与抗日战争

1940年春，日军大举进攻榆林，这座古城成为黄河防线的关键。邓宝珊率领第21军团在榆林一线布防，他深知榆林的战略地位，亲自带队巡视各个防御工事。

当时日军调集了约10万兵力，企图从榆林方向强渡黄河，直取西安。4月15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渡过黄河，企图从邓宝珊部队侧翼发起突袭。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名身着便装的八路军联络员找到了邓宝珊，递上一份情报。原来，八路军侦察部队已经发现日军的调动意图。根据情报显示，日军准备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一个联队从侧翼包抄。

邓宝珊立即调整部署，将主力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驻守正面阵地，另一部分秘密转移至侧翼，准备给敌人来个反包抄。同时，他派出联络员与附近的八路军部队取得联系，请求配合作战。

4月16日拂晓，日军果然发起猛攻。正面战场上炮声隆隆，日军投入大量兵力强攻。就在这时，企图迂回包抄的日军一个联队刚刚抵达预定位置，却遭到邓宝珊预先埋伏的部队突然袭击。

战斗异常激烈，日军联队在猝不及防之下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八路军一个团的兵力也从另一个方向对日军发起攻击。这支日军联队腹背受敌，最终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仓皇撤退。

正面战场上，日军见后方偷袭计划失败，士气大受打击。邓宝珊抓住战机，命令部队发起反冲锋。经过一天激战，成功将日军主力击退。这场战斗共歼敌近30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战后，邓宝珊专门设宴款待前来支援的八路军指战员。他在饭桌上说：＂要不是八路军及时提供情报，我们可能就中了敌人的圈套。这次胜利，是国共两军精诚合作的结果。＂

这场保卫榆林的战役，成为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典范。从此以后，邓宝珊与八路军的联系更加密切。他多次派人向八路军提供军需物资，并在榆林设立秘密联络点，为抗日根据地传递重要军事情报。

在随后的战斗中，邓宝珊继续坚守黄河防线。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粉碎日军的渡河企图。1941年夏，日军再次组织大规模进攻，邓宝珊指挥部队连续作战半个月，成功守住了榆林。

二、邓宝珊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初的西安城，寒风凛冽。邓宝珊接到杨虎城的紧急邀请，深夜来到杨虎城的官邸。杨虎城将一封电报递给邓宝珊，电报显示蒋介石即将到西安＂巡视＂。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里，邓宝珊曾多次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与张学良、杨虎城密谈。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军队在陕西一带集结，准备对陕北的红军发动新一轮进攻。

12月4日，邓宝珊在杨虎城官邸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张学良向邓宝珊透露，他已经秘密派人与周恩来取得联系。邓宝珊当即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计划，并建议在蒋介石抵达西安后，首先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

12月9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当晚，邓宝珊应邀参加了杨虎城举办的接风宴。席间，邓宝珊试图向蒋介石进言，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要继续＂剿共＂。

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邓宝珊接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兵谏地点。他看到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向蒋介石陈述利害，要求改变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

事变发生后，全国震动。当时各方势力对如何处置蒋介石意见不一。有人主张采取强硬手段，但邓宝珊坚决反对。他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目前最重要的是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如果处置不当，反而会加剧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邓宝珊立即与周恩来见面，详细介绍了西安的情况。两人一致认为，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对邓宝珊说，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作抗日。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邓宝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往返于各方之间传递信息，协调立场。特别是在12月22日，当张学良准备释放蒋介石时，邓宝珊建议先与南京方面达成具体协议，以确保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不致付诸东流。

12月25日，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邓宝珊再次面见蒋介石，希望他能信守承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

事变和平解决后，邓宝珊继续为推动国共合作奔走。他多次派人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通报国民党方面的动向。同时，他也向国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宣传抗日主张，为后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7年2月，邓宝珊在西安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专门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系。这个联络站后来成为国共两党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邓宝珊与延安岁月

1937年深秋，邓宝珊首次踏上延安的土地。当时，他以考察民情为由，带着一支小型考察队来到延安。在杨家岭，毛泽东亲自接见了邓宝珊。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这次会面后，邓宝珊立即着手在榆林布置地下交通网络。他将自己的一处私宅改造成秘密联络点，安排亲信专门负责与延安的联络工作。为了掩人耳目，这处联络点表面上是一家茶馆，实际上成为了传递情报和物资的重要据点。

1938年初，延安遭遇严重的物资短缺。邓宝珊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了一次秘密的物资运送行动。他以运送军需物资为掩护，将大批粮食、药品和军用物资送往延安。为了避免引起注意，这些物资被分散在多辆运输车上，伪装成普通商队。

在一次险情中，一支国民党检查队突然在半路拦截了运送物资的车队。邓宝珊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以自己的军衔和威望打消了检查队的疑虑。这批物资最终安全抵达延安，解决了当时八路军的燃眉之急。

1939年夏，邓宝珊在榆林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他将自己的部分亲信安插在国民党军队的要害部门，定期搜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通过特殊的密码形式，用报纸夹层传递到延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及时通报了胡宗南部队的调动计划，使八路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为了支持延安的经济建设，邓宝珊还在榆林开设了多家商号，专门与延安进行贸易往来。这些商号表面上经营日常用品，实际上成为了支援延安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商号，大量的医疗用品、印刷材料得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

1940年底，邓宝珊冒着巨大风险，秘密接待了从延安来的教育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的真实身份是八路军的干部，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国统区的教育情况。邓宝珊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住所，还安排他们参观了当地的学校，收集了大量教育资料。

1941年春，延安的出版印刷遇到了严重困难。邓宝珊得知后，立即从自己的部队中抽调了几台印刷机，通过地下交通线秘密运往延安。这些印刷机后来在延安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邓宝珊经常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开明人士中宣传抗日主张。他多次在私人聚会上介绍延安的建设成就，争取更多人支持抗日统一战线。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说服了多位地方实力派人物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在这段时期，邓宝珊的榆林驻地实际上成为了联系延安与外界的重要纽带。他建立的这套秘密支援网络，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邓宝珊与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邓宝珊在榆林的处境日益艰难。国民党高层对他的立场产生怀疑，多次派人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邓宝珊仍然坚持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支援。

2月中旬，邓宝珊通过秘密渠道获悉，国民党军队准备在榆林集结重兵，对解放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立即派出心腹手下，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一情报传递给解放军。同时，他还详细绘制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图，标注了各个重要据点的兵力分布。

3月，胡宗南部队调动大量兵力，准备在榆林地区布防。邓宝珊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将部队驻扎地安排在战略要地的外围，有意给解放军留下突破口。他还命令部下在修筑工事时，故意在某些关键位置留下防守空隙。

4月初，一场重要战役在榆林地区打响。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邓宝珊的部队突然＂误传＂命令，造成防线混乱。这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为解放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国民党军事法庭多次传讯邓宝珊，但由于证据不足，最终不了了之。

6月，邓宝珊在榆林秘密组建了一支地下工作队。这支队伍表面上是普通的商业运输队，实际上负责为解放军传递情报和运送物资。他们利用运输商品的机会，将军用物资伪装成普通货物，源源不断地输送给解放军。

8月，一场意外事件险些暴露了邓宝珊的地下工作。一名运送情报的联络员在途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邓宝珊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四处营救。他动用了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关系网，最终成功将这名联络员救出，避免了一场灾难。

10月，解放军向榆林发起总攻。在战斗打响前，邓宝珊已经秘密调走了防线上的主力部队，只留下少量兵力象征性防守。当解放军进攻时，这些部队很快放下武器投降。这一行动大大减少了双方的伤亡，加速了榆林的解放进程。

11月，榆林即将解放前夕，邓宝珊面临着最后的抉择。他召集了部队中的骨干力量，宣布准备率部起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他提前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商定了具体起义方案。

12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邓宝珊带领部队举行起义。他们打开城门，迎接解放军进城。这次行动不仅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还为解放军夺取榆林创造了有利条件。起义后，邓宝珊的部队被整编入解放军序列，继续为解放事业作贡献。

这段时期，邓宝珊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命危险。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解放军的行动。他的这些努力，为加速西北地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邓宝珊与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邓宝珊作为陕西省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0年春，邓宝珊积极投入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在榆林地区，他主动将自己的土地交给政府，并带头动员其他地主进行土地改革。他还组织了多个工作队，深入农村指导土地改革工作。在一次土改会议上，邓宝珊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土改经验，这些经验后来被推广到其他地区。

1951年，邓宝珊参与组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作为首任馆长，他积极收集整理陕西地方史料。在他的倡议下，文史馆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采访工作，重点记录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证言。这些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2年夏，邓宝珊受命组织陕西省的工商业改造工作。他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从小型私营企业开始，逐步推进到大型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使改造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53年，邓宝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他多次就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建议。他特别关注榆林地区的水利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进方案。其中，关于榆林水库建设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1954年，邓宝珊开始致力于民族团结工作。他多次前往陕北地区，走访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回族聚居的地方，他帮助解决清真寺修缮问题；在蒙古族地区，他协助建立了畜牧业合作社。这些工作为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初，邓宝珊参与组织陕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根据榆林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方针。在他的建议下，榆林地区首先在农业条件较好的村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1956年，邓宝珊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他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对陕西境内的历史文物进行普查。在西安城墙维修工程中，他力主保持原有风貌，反对过度改造。这些建议为保护西安古城的历史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7年，邓宝珊着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将自己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记录下来，并将相关的书信、文件等史料捐赠给国家档案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1958年，邓宝珊继续在陕西省政协工作。他积极参与西北大开发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特别是在水土保持方面，他提出的梯田建设方案，为后来的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