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莱子侯刻石，从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滕邑颜逢甲先生等人于邹县峄山西南二十余里，滕县西北的卧虎山前开始，距今2025年已有208年的时间了，但对其刻石铭文的释读，对刻石的性质与制作的目的的认识，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已经成了百年历史迷案。

今详读滕州文史同好颜凤池先生《石卧千载待何人：颜逢甲与莱子侯刻石》一文，从汉字的篆体至隶体的字体演变与评议方面，写得很精彩，但未就铭文作进一步解释，不免有点遗憾。

受颜先生启发，今尽可能的结合过去专家学者对莱子侯刻石铭文的研究，再次对其作一次详细的分析。

本文章节目录

1.莱子侯刻石的曲折发现历程

2.莱子侯刻石的历史文化价值

3.莱子侯刻石拓片题跋与解读

4.笔者对刻石铭文的详细分析

正 文

1.莱子侯刻石的曲折发现历程

卧虎山在邹城市西南15公里郭里镇镇头村后，位于滕州市西北方向22公里，隔染山与卧虎山而相望。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邹县籍酷爱书法与碑刻的王仲磊先生，听说卧虎山南麓有一块奇异的刻石，被山下农夫当磨刀石而用数年，其上书有“天凤三年”与“莱子候”等字样。王仲磊亲自查看后，遂把此事告知同好，即滕县的好友顔逢甲先生。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已74岁的颜逢甲先生由滕县赴西北，携附近邹地三位好友至卧虎山前，查找该奇石。

找到后，颜逢甲视这块刻石为珍宝，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刻石是一块方石，按照现代标准，刻石长79厘米、宽56厘米、厚52厘米，是一块天然的青灰色泽的石灰岩。其正面磨光，但还保持凹凸不平状态，其它五面基本上保持石头的天然状态，有的地方只是略加修整。

在其磨光的正面上，刻有隶书7行，每行5字，共计35字：“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行间有界格，字外有边框和斜线，字迹清晰，刻痕明显，保存状况良好。

顔先生查看后，对此石很欣赏，认定其上刻汉隶，为新莽时期的刻石，且是封田赡养族人的碑刻。于是，在正面相邻的右侧面上，略微平整的一小部分面处刻下了题记，简单介绍了他们寻石的经历与对它的认识。

所增添的60字题记为：“嘉庆丁丑秋，滕七四老人颜逢甲、同邹孙生容、王补、仲绪山得此于卧虎山前，盖封田赡族，勒石戒子孙者。近二千年未泐，亦无知者，可异也。逢甲记，生容书。”

据传顔逢甲先生对此刻石制作了许多拓片。莱子侯刻石又几经周转，被孟子后裔孟广均先生购置于孟庙，2002年邹城博物馆开馆后，移至该馆石刻展厅。

2、对莱子侯刻石的学者评价

莱子侯刻石，刻于王莽天凤三年(16年)，有的学者认为其是封田记事碑，有的学者认为是赡养族人碑，所以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是国家一级文物，被郭沫若先生高度赞誉，称之为“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

莱子侯刻石铭文中有“天凤三年”字样，按：天凤三年为公元十六年，此时隶书尚处朴质阶段，字形、笔画略存篆书意味。对此刻中的“莱”字，有作“嶪(去山字头)”字者，有作“叶”字、“业”字者，迄无定论。

不仅是“莱”字，而且其他字的某些部位尚遗存着篆书的构字方法。“始”、“食”、“等”、“封”等字还可明显看出受同期汉简的影响，还含有战国时代齐国文字的元素。莱子侯刻石所刻的字，除了与当时的书体有关，更直接的是由于古人刻凿的草草制作手段而造成的意外效果。

《莱子侯刻石》的书风可以归为民间书风范畴，是早期隶书的形态。

过去，对此石之真伪，也有争论。冯云鹏《金石索》云：“此石虽非后人伪刻，亦系当时野制，无深长意趣。”其实民间野制，不见得就缺乏意趣。此石书法古拙苍简，骨气洞达，用笔圆劲有篆意。

诸城王金策：“不知原刻正以朴拙倍见古情;今人无事不胜古人，惟朴拙万不可及。”

颜逢甲：与曲阜《五凤二年刻石》，《永平鄐君》摩崖是一家眷属，盖八字未分，隶初体也。”

方朔《枕经金石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足与孔庙之《五凤二年刻石》继美。”

瞿中溶《金石文编》：“此刻结体秀劲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坟坛石刻之上，尚是西汉文字，可宝也。”

山东峄城王氏有翻刻本。刻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籀之意写隶。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此石与《鲁孝王刻石》以及《祝其卿》、《上谷府卿》二坟坛石刻同为西汉著名刻石，由此可以考见汉隶从古隶向今隶过渡的踪迹。

据文物专家考证，莱子侯刻石实际上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一种过渡性书体。西汉的隶书，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堪称是石刻中的“熊猫”。

清代以前发现的西汉石刻，只有五凤刻石、麃孝禹碑、莱子侯刻石等。 其中莱子侯刻石更为出色，它体现出作者渊博娴熟的传统功力和勇于标新立异的卓越艺术才华。

清代地理学家杨守敬曾评其“苍劲简质”。

清代金石学家方朔评价“以为篆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为西汉隶书之佳品”。

郭沫若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致函邹城文物部门，称莱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开篇”。

3.刻石天价拓片的题跋与解读

2016年春，一张《莱子侯刻石拓片》于“九藤书屋藏明清书画”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专场拍卖会，以高达2017万人民币一锤定音拍卖出。

拓片上有各个时代名人的题跋，但其上没有顔逢甲先生的于刻石上的题跋，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该拓片制作时间，早于颜先生跋刻的时间;另一种可能就是拓制的时间晚于颜先生跋刻的时间，因为新莽时代的刻字与清嘉庆年间颜先生所刻的题跋，并不在一个面上，拓制时可以避免拓之，制造越早越珍贵的假象。后者，最令笔者怀疑之。

天价《莱子侯刻石拓片题跋》：

边跋一：

石在山东邹县卧虎山，嘉庆丁丑滕县颜逢甲访得之，移入孟庙。颜君有题记附刻，此出土之初拓旧本，故尚无颜迹也。

康生边跋二：

莱子侯石刻，结体挺劲，字形古雅，虽刻于天凤三年，实仍为西汉文字，极可珍贵。清瞿中溶于此石有详考，然释■为莱，似不确当，故録其全文于下方，以作参考。至于标为西汉石刻者，盖欲示其字体不同于东汉隶书也。考此石刻新老拓本，■字中画皆不联，而以羊禾结为一字，此与美字以羊、大结成，羔字以羊、火结成■，同为一理。故■释为莱则误矣。予曾疑■字近似甲骨文之■字，■盖羊之省文，然予于古文字学素乏研究，不敢臆断，故函请郭老考之。郭老接函后，加以研究考证，费终日之力，写出跋文，解我所惑，惠我深矣。兹将跋文録后，以伸谢忱。

郭沫若边跋三：

跋■子侯石刻。■子侯石刻，清嘉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被发现于山东邹县卧虎山下，现藏孟庙。嘉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嘉定瞿中溶获见拓本，有《莱子侯赡族戒石》一文详加考释，收入《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中。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东莱翟云昇于所著《隶篇》中，标目为《天凤石刻》，释文如次：“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母坏败。”“■”字，瞿氏释“莱”，翟氏收入疑字中。第二为字，瞿氏释象，以“支人象”为人名。“偖”字瞿氏释“储”，翟氏亦收入疑字中。“良”字，瞿氏释“食”，以“储子食”为人名。今案“■”字释莱，不确。汉隶中莱字无如是作者，来及其它从来之字，亦无如是作者。且拓本中“■”字，正中竖画上下不相联贯，与俗 “来”字亦不类。赵之谦《补寰宇访碑録》于此字亦存疑，确有见地。余意字当从木，羊省声，殆“样”字之异。《方言》“悬蠹柱自关而东谓之槌，齐谓之样”。《广韵》读与章功。样子侯当是邹县附近侯国之君长。“支”字，瞿翟二氏均读为支离之支，实乃“丈”字。《说文》“■十尺也，从又持十”。此隶尚存篆意。丈人者，子侯之先人。《颜氏家训 • 书证篇》有云“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为丈人为封”者，上为字读去声，下为字读平声，言为先人作丘垄也。“偖”确是“储”字，古金文均以“者”字为“诸”，秦《泰山刻石》“者产咸宜”，亦尚以者字为诸。储从诸声，诸从者声，“偖”字当为储之初文。储子者世子也。《后汉书安帝纪》“降夺储嫡”，又《种暠传》“太子国之储副”。由此，正足证明子侯当为侯国之长，良乃储子之名，瞿氏释为“食”，可商。“百余人”“余”字，石刻有羡画。《隶篇》所收录作“畲”，殆系原样。如以《曹全碑》“七年三月除郎中”，除字偏旁作“畲”例之，断为余字无疑。此字瞿翟二氏均读为馀，是也。古余馀二字通用《周礼地官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颂赐”，《隶释 • 吴仲山碑》“父有余财”，均以“余”为“馀”。屈原《怀沙》“余何畏惧兮”，《史记 • 屈原列传》则作“馀”。用百馀人为封，丘垄之大可以想见。天凤三年当公元十六年，此石刻距今已一九四七年矣。右跋文应康生同志之嘱，费一日之力而成，即书奉指正。时间短促，未能详加考虑，纸幅所限，亦未敢畅所欲言。谅之谅之。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录于首都西城。郭沫若。

康生边跋四：

右録郭沫若同志题跋全文。郭老释“■”为“样”，读“支”为“丈”，所论甚是。跋文原稿，另与解放后新拓本同装一幅，可与此本相互忝阅。此本原为沈树镛所藏，有沈道光二十六年及同治三年所题二跋，赵之谦、胡震二篆刻家亦盖有赏鉴印章。沈南汇人，字韵初，咸丰举人，官内阁中书，收藏金石书画甚富，与赵之谦同纂《补寰宇访碑録》。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休息日录于钓鱼台。康生。

郭沫若边跋五：

今案陈君阁道碑‘二百馀丈’，丈字做“支”，结构与篆同。此为本石刻‘支人’为丈人之佳证。该碑建于东汉和帝永建五年，当公元一三○年，后于本刻者一百一十四年。“丈”字结构尚存古意，尤觉可贵。又洪赜煊释偖为储，冯氏《石索》释“食”为“良”，具见陆增祥《金石续篇》征引。陆氏虽均不谓然，以余观之，实为较得其正鹄。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同志命为补白，沫若。

康生边跋六：

瞿中溶释始建国天凤三年，西汉“■”子侯石刻。右石刻以建尺度之，高尺许，广二尺一寸八分，书七行，行五字。行间间粗竖文作界，字径二寸许。嘉庆庚辰秋，四明沈栗仲明府道宽来官湘南，以拓本赠予。云近出济宁州土中，栗仲时馆州城，因得椎拓数本，考《周礼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郑注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城曰封，《礼记·檀弓》于是封之崇四尺，郑注聚土四封。又我见封之若堂者矣。郑注封筑土为垄，形四方而高，又乐记封比干之墓，郑注积土为封，又按仪礼既夕礼乃窆。郑注云，窆下棺也。今文窆为封，《礼记檀弓》悬棺而封，郑康成注：封当为窆，窆下棺也。《说文·崩下》云：礼记谓之封，周官谓之窆。《易系辞》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虞翻》注穿土称封，封古窆字也。《广雅》封冢也，又按“莱”乃“莱”之隶变。《禹贡》莱夷作牧，《孔传》莱夷地名。春秋襄公二年，左氏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偪之，杜氏注东阳齐之亡邑。《正篆》云世族谱不知莱国之姓，齐侯召莱子者不为其姓姜也。以其比邻蔑之。故召又宣公七年，《谷梁传》公会齐侯伐莱。范宁注：莱，国名。《国语·齐语》“莱”，莒韦昭注“莱”，今东莱。又案《孟子》：若伊尹、莱朱，赵岐《章句》：莱朱，汤贤臣，即仲虺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传》晋殳秦战于殽，莱驹为右。又哀公廿四年传有莱章，杜注：莱章齐大夫，是莱为古姓，本国名，而正在齐地，乃以国为氏也。此刻所云莱子侯当是莱姓，名子侯，其下一字当是为“支”人之“支”，据许氏《说文》丈字当从“十”从“又”，又作“支”“支”字，当从“巾”从“又”，作“支”。然隶书变“支”为“丈”，变“丈”为“支”，此刻“支”字不当读为“丈”，人下一字乃“象”之变体，《汉郭公碑》“豫”字作“豫”，其旁正殳，此刻形相似。《玉篇》作“乌”以为古文象字，盖“支”乃其人之姓，人象则其名也。《庄子》有支离疏，《广韵》支下云汉复姓，又晋时有齐僧遁，《后赵》录有司空支雄，《何氏姓苑》云：支氏，琅琊人。偖子食当亦是人姓名，“偖”疑“储”之省文，《广韵》云：“储”姓，后汉有储太伯，予考《后汉书·鲍永传》：光武即位，遗谏议大夫，储太伯持节征永，《章怀注》引风俗通，曰储姓，齐大夫储子之后也。《汉书·王莽传》有亡谷储夏正在其时，然则此记盖莱子侯，使储子等用百余人为支人象封其冢，而刻石言戒其子孙者也。“余”古者作“余”，《周礼地官委人》凡其余聚以诗颂。赐汉《吴仲山碑》，父有余财，皆以“余”为“馀”。考《汉书·王莽传》，莽于居摄三年十一月，改初始元年篡位，改定有天下号，曰新，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经五年又改明年为天凤元年，以改元更号。而论既称天凤不当复称始建国，然莽传前有先建元初始，后改元建国，不云始建国，而于后言建国元年正月上，仍系以始字，则于始建国六年，所谓改元年天凤者。当是増“天凤”二字，于始建国之下，故此刻称始建国天凤三年耳，据此可以证史家记载之失实，叶石林《避暑录话》云：韩丞相玉汝家藏铜钭铭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据《汉书》：莽改始建国六年为天凤元年，而不言其因。今天凤上犹冒始建国，为盖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上戊莽所作历名也。又洪氏《隶释》跋：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有建武中元二年之文，云：绍兴中郭洪知金州，田夫耕得一钲，其铭云：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今此刻无“上戊”二字，正可殳叶、洪二君所言互相证明，此刻结体秀劲、古茂，在《上谷府卿》、《祝其卿》二坟坛石刻之上，尚是西汉文字，可宝也。一九六三年建国十四周年纪念，假日录金石文论以作忝考。康生书时年六十有五。

康生在拓片题跋中抄录了《瞿中溶释始建国天凤三年，西汉莱子侯石刻》：“嘉庆庚辰秋，四明沈栗仲明府道宽来官湘南，以拓本赠予。云近出济宁州土中，栗仲时馆州城，因得椎拓数本”之语。

4.笔者对刻石铭文的详细分析

莱子侯刻石铭文：“始建国天凤三年①二月十三日②莱子侯③为④支人⑤为⑥封⑦使⑧偖⑨子良⑩等用百余人後子孙毋坏败⑪。”

①始建国天凤三年：

始建国天凤三年，即公元16年

王莽篡朝所建立的新朝共15年，分为三个年号：始建国5年(公元9年—13年)、天凤6年(公元14年—19年)、地皇4年(公元20年—23年)，地皇年(公元23年)十月初六。王莽战死，新朝灭亡。

始建国与天凤是王莽新朝时期两个相邻的年号。根据专家研究，“天凤”与“地皇”实际上都是简称，其繁称则是“始建国天凤”、“始建国地皇”。

在改用天凤、地皇年号以后，仍沿用始建国在前。这从王莽时期留下的大量青铜器铭文中比较多见，在河南唐河就出土过刻有“始建国天凤五年”的画像石刻。新莽铜镜中流传下来的有一枚纪年镜，为“始建国天凤二年常乐富贵镜”等，都显示了年号的特殊用法。

②天凤二月十三日：

新莽时期用的是《太初历》，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颁布太初历，确定用夏正，即以沿用夏历正月朔日(初一)为岁首。

《太初历》使用时间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84年，共用了188年‌。

③莱子侯：

刻石上的"莱"子，郭沫若认为此字“正中竖画上下不相联贯，与俗‘来’字亦不类。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于此字亦存疑，确有见地。余意字当从木，羊省声，殆‘样’字之异。”即认为此字应释为“样”字，并认为“样子侯当是邹县附近侯国之君长”。但“样子侯”于史无征，且东汉武梁祠画像题字中“莱子父”的“莱”字与此字相似。因此，释为“样”字没有佐证，释为“莱”字正确。

莱子侯，当时普通的姓名，或确切的应该是姓加字，即莱氏，字"子侯"的人。

先秦两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之际的人，尤其是男人，名字中，以"子口"为字的极其普遍。

见徐冠镧《先秦两汉名字中"子口"式探微》一文，从《史记》、《孔子家语》、《论语》龙子弟子80名人中，总结出大部分的字为"子口";从《史记人名索引》总结出"子口"式字的209个;从《汉书》总结出"子口"式的字102个。称"子口"式字的人，于三国两晋南北朝之际，在其列举的例子中，依然有很多，甚至于至唐代，仍旧盛行这种取字方式。

两周时代开始实行“幼名冠字”制度。《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幼名指亲长在幼儿出生不久取名，冠字指父兄的朋友在男子20岁冠礼上为之取字。同时，还有“更名否决”制度，指名字一经取定，就不得再作更改。《礼记·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汉代以后也是继承两周时期的取名冠字的传统习俗。

字"子侯"的也在其中，除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史记》)所载汉初所封"许瘈"与他的子孙"许留"、"许九"为"宋子侯"为实际侯爵外，徐冠镧举例其他"子侯"皆是普通的字，西汉黄门郎金安上，字"子侯";西汉大将霍去病之子霍嬗，字"子侯"。东汉桓谭《桓子新论 启寤》提及一个人"张子侯"等，这说明取"子侯"之字的人也是很多的，这与当时的人求爵拜侯，祈求富贵的传统心理有关。

④为：给

⑤支人：

该刻石上的隶体字“支人”，结合全句，能够理顺意思，且依据汉字的发展规律，其“支人”应释读为“丈人”。

此字，从“十”、从“又”，陆耀遹《金石续编》等释为“支”字，认为“支人”指“族人”，但汉代以及汉代之前的文献中尚未见“支人”一词，将其释为“支人”，意为“族人”没有文献证据支持。

而许慎《说文解字》称“丈”字是“十尺也。从又持十。”而称“支”字是“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

此字在字形上更接近与“丈”字。

《金石文辨异》：汉陈君阁道碑"二百余支"，案即丈字，《说文》本作支，从又持十，隶变支，故别作丈。

《隶变》：何君阁道碑"袤五十五支"，郙阁颂"三百余支"，按即丈。

刻石上所谓"支人"，即"丈人"

《论语·微子》有《荷莜丈人》篇，《战国策 魏策》有《黎丘丈人》篇，刘伯温《郁离子》有《灵丘丈人》篇，

同时，与《莱子侯刻石》时代相近的敦煌汉简中的“丈”字与此字的写法相同，所以释为"支"是错误的，应当释为"丈"。

此外，《史记》和《汉书》多见“丈人”一词，释为“丈人”有文献证据的支持。

"丈人"，实"杖人"，拄杖之人，即老年男性，是古代对老年男子的尊称，意为“长辈、宗族之长。”

⑥为：做，建

⑦封：此处是封丘，立坟，培冢。

《周礼卷四注疏》：冢人……，(冢，封土为丘垄，象冢而为之。)

[疏]注“冢封”，释曰：“冢封土为丘垄”者，案其职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诸臣曰封。”

封土为坟大约在周朝开始。“封”即推土堆为坟。这种封土坟至战国时期已蔚然成风并形成制度。自产生灵魂观念以后，人们开始产生筑坟的念头。根据《周礼·春官》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即按照官吏级别大小以决定封土的大小，当然天子、诸侯死了以后，其陵墓封土无疑是最大的。

此封，即冢封，为墓葬堆坟。该刻石铭文之“封”，完全没有分封土地之义。

⑧使：指使，让，派遣之义。

⑨偖：偖，通假“储”，为姓氏。

者又通假“诸”，实际上，“者”字是“煮”与“诸”二字的本字。“者”字原形为上面是一堆木柴在燃烧，火星四溅，下面是个“火”字，本义为围火而谈者。

“者”加“火”字底变成了后来的“煮”字，分离出去。“者”加“言”旁为“诸”又分离出去。

在古文字中，常见“者”作“诸”的通假字。如郭店楚简《六德》：“观者礼乐，则亦在矣。”

春秋名剑“者旨于晹剑”上铭“越王者旨于晹”，者旨于晹即越王鼫与(或作鹿郢)，是勾践的继承者，“者旨于晹”之“者旨”即因封底得氏，即“诸稽”，也就是今浙江省的“诸暨”之地，由封“诸暨”所得姓氏。

“者”通“诸”，“偖”通“储”，也就顺理成章了。

⑩子良，储子良是人的姓与字，“子良”这种名字的“字式”在以上“子侯”介绍中已经说明了，也是古代很普遍的一种对名字的取字。从徐冠镧《先秦两汉名字中“子口”式字探微》里查询到叫“子良”的就有几位。春秋中期郑穆公之子公子去疾，字子良;春秋后期齐国公孙虿之子高彊，字子良;春秋末期晋国赵简子车御邮无恤，字子良。战国至汉代仍然有取字“子良”的，以求吉善之意。

⑪毋坏败：不要损坏。“毋坏败”劝诫之词，在汉代多用于祠堂刻石上，警告与劝诫世人，或者后人要珍惜，建之不易，不要毁坏了。

陕西省旧有《马三忞永建二年祠(食)堂刻石》：“六月三日庚寅成停告子孙毋将坏败位……。”

民国时期出土于滕县的《汉永元三年石堂刻石》：“毋毁伤愿毋毁伤…。”

出土于滕县南境薛国故城里的古薛县《汉建初六年牟阳立食堂刻石》：“后世子孙次*冢者得毋败坏。”

(*上“次”下“丘”组合字，义为扫墓，给坟添土。)

“毋败坏”、“毋将坏败”、“毋毁伤”等等都是一个意思。

在原滕州市、邹城市附近，多出汉画像石，除了石墓室刻石以外，就是祠堂刻石，相必在汉代，田野间到处是坟冢，坟冢旁尽些大大小小的祭祀祠堂。

祠堂，又俗称为食堂，石堂，或者面堂。

总之，莱子侯只是姓名(或姓字)，史书不见汉代莱氏封爵者，既无莱姓王国，也无莱姓侯国。刻石是封冢刻石，也是祠堂刻石，并非封田刻石。

《续滕县志 卷五 金石录》又载：“汉薛县牟阳食堂是牟阳等所立先墓食堂。汉时食堂之风行，徐兖亦曰石堂，今传世者不少，多与画像同出邱垄中。此石横刻直格，与邹县莱子侯刻石、石廧村(今邹城石墙镇之地)两石相同文字，尤与石廧村刻石为近，彼石无食堂字。据知其所云面堂石工云云，亦此类耳。滕县生君克昭纂修滕志见此拓片。属为考释，藉以著录，爰略言之如何，将来得精拓片或可详识也。癸未秋，胶西柯昌泗。”

结合以上分析与研究，可知莱子侯刻石所云“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偖子良等用百余人，後子孙毋坏败。”

莱子侯刻石铭文白话文就是：新莽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莱子侯给族里长者封坟，让储子良等招用一百余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劝诫)后世子孙不坏败它。

补充铭刻全义

对铭刻文字就字面上的解释如上，但还需要理解几个问题：

一是，封(丘)为何要用一百多人?

二是，劝诫后世子孙毋坏败的是什么?

一，“丈人”应该是莱子侯家族里的长者，已经过世。普通百姓，封(丘)，培坟不可能用一百多人，根据铭文的意思，施工负责人储子良，是外姓人，不是莱子侯家族的人，莱子侯让招用一百多人，不仅仅是封土培坟，而是还应建造祠堂。

因为从山上起石，运输，砌垒，摩石刻字，建造祠堂才会动用这么多人力。

二，劝诫后世子孙毋坏败的，不会是坟墓。劝后人不要毁坏先人的坟墓，这与理相悖，与情不合。劝诫后人莫毁坏的是给“丈人”修的祠堂，还有祠堂墙上嵌镶的这块“莱子侯刻石”。

无论是从故蕃县“汉永元三年石堂刻石”的“毋毁伤”，还是从故薛县“汉建初六年牟阳立食堂刻石”的“毋败坏”等，都是指的不要损坏墓前的祠堂建筑，而不是坟墓。

就郭里卧虎山之地来说，解放后在此山麓多发现汉墓，而且还发现石墓室等，就证明了这个问题。

1980年，当地村民开山采石时发现，1988年，文物普查时登记，1990年，邹县文物保管所抢救性清理2座已暴露的墓葬。卧虎山东部的断崖上有暴露的多座石室墓，墓室多依山而建，凿石为圹，然后建筑石椁板，内置木棺。墓葬有单室、双室形式。画像刻于石椁的壁板上，画面内容有“车马之行”、“射猎”、“楼阙”、“山林”、“乐舞”等。均为阴线刻，人物衣着细部加饰麻点，布局疏松，线条朴拙。从发现的“五铢”币及汉画风格分析，为西汉晚期墓群。

今根据“莱子侯刻石”外观看，形状略微呈方体，只有一面磨光刻字，其他五面皆自然，并未严细修整与凿磨，显然除了字面外，相邻四面是砌入祠堂墙里的。

一般情况，汉代祠堂门朝向东，或者南，莱子侯刻石所砌入的部位，可能是在后墙中间部位，字面朝向祠堂中，直对着门的位置。

由此可见，过去认为莱子侯刻石是封田赡养族人，从顔逢甲先生开始，其认识是不正确的。

后世部分学者“莱子侯刻石”是“封冢(纪念)刻石”确实是，只是说正确的一半，不仅是封冢，而且还应建造祠堂。

两汉之际的徐州、兖州、青州三个刺史部地域，即今山东省与周围，鲜有百姓大迁徙事件发生，那么汉代邹县西南境的莱子侯一族，应该是来自临近的薛县、蕃县、昌虑县附近的原郳国故地的莱姓。

这支莱姓祖先是被齐国灭莱国后，强制迁移到这里的莱国没落贵族，而且这支莱人还在春秋后期，齐鲁会盟时，充当一次搅局者。

春秋后期，齐侯(齐灵公)在鲁襄公六年(齐灵公15年，即前567年)灭莱，以防止复国或动乱，而把莱国贵族迁到郳国境内一事。《春秋》：“十有二月，齐侯灭莱。”《左传襄公六年》载“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杜注云：“迁莱子于郳国。”孔《疏》云：“郳即小邾”。正义曰：“襄六年，齐侯灭莱。莱，东莱黄具是也。”

今官桥镇莱村是郳国故地，应是莱人所迁之地，其西三公里“后韩村”的村前，今年曾发掘一片规模宏大的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前中期的郳国人墓地，即证明此问题。仅就周代郳国而言，最初都在蕃县城东，梁水东岸附近的“郳城”，后来到郳犁时移向“郳犁来城”(“梁王城”)。春秋前中期墓地设在薛河东支“东江”北岸的“靴头城”(今东江遗址)，中后期的郳人墓地则设在薛国都城东北七公里的封山东北，今后韩村前。

鲁定公十年，即公元前500年，齐景公邀鲁定公在齐鲁交界的夹谷之地祝其城会盟。祝其城在原滕县境内的东北35公里处，即今山亭区冯卯镇北，漷河东岸夹谷之地，这是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国君在夹谷的一次重要会盟，史称“夹谷会盟”。会盟时，鲁国司寇孔子担任相礼。齐国让莱人拿着兵器作舞蹈，企图劫持鲁定公，被孔子呵斥。

三百年后，这些莱人的后代一支，应是“莱子侯”的家族。

作者简介：

崔祥震，笔名“薛国公子”，山东滕州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鲁南地区古代史研究学者，古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数十年来实地考察探访鲁中南一百余座古城遗址，著有《古城寻踪——鲁南古国古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