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武宗年间，长安城中多“侠少年”，他们“率髡而肤劄”（剃头纹身），“剽夺坊闾”，“持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髀击人者。”大宁坊还有一个叫张幹的混子，左胳膊纹“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纹“死不畏阎罗王”，嚣张至极。还有一个叫王力奴的，花五千钱，招劄工纹了一身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这些人没事就仗着自己一身纹绣，到处招摇，欺压百姓。

李德裕当上宰相后，任用了薛元赏为京兆尹治理长安城的这些乱象。薛元赏上任三天便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根本不用十五天。组织长安城各坊里长，动用了三千人，一夜之间抓了三十多个混子。连审也不用审，当场乱棒打死，这些人平常恶性累累，还用审么？打死十遍都不抵其罪。打死他们还不算完，还要把他们的尸体挂在公共场合示众。

他的处理方式是有震慑作用的。一个是快，只要有纹身就抓起来，只要抓起来就立刻乱棍打死，不容你三问九审。一旦要审了，他们就会有时间去医院开受伤证明，就会花钱走动关系，就会拿钱找受害者和解，就会有脱罪的侥幸心理，那么震慑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抓住就是个死，不容你申辩。那些混混才能犹如惊弓之鸟，才能吓破他们的狗胆。

二一个是狠，一定要活活打死。砍头，枪毙都太痛快了，便宜他们了，他们平时打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遭了多少罪，担了多少惊怕，一下子就了账，实在难以平民愤。水火大棍一下一下砸烂他们的狗腿，叫他们活活痛死，才合天理承平。

三是忍，对混混不能再讲仁慈了，还叫他们入土为安么？就要陈尸示众，你不是拿纹身吓唬老百姓么。就让你看看有纹身的好处！那些没有被抓的混混身上还有纹身的，都吓得跟什么似的。那个时候也没有激光去纹身，也不顾上疼了，争相拿火把自己的纹身烧掉。

自此长安城里就太平了，三天，就三天，天下太平，哪里还要十五天呢？

痛快，太痛快了。若各地都有薛元赏这样的官，流氓敢露头么？

流氓，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这话说得可笑，仿佛这个世界离了流氓就不能运转了一样。可若非如此，为何古往今来，每朝每代都少不了流氓呢。

这些流氓若只是在街头游荡，三五成群，老百姓也不怕他们，毕竟古代的时候还手是不犯法的，谁家里还没有根锄头铁锹呢？想呲毛，街坊邻舍一拥而上打断丫的狗腿，世界上哪有什么流氓？

怕就怕他们纠结成一伙，形成了组织有了气候，平时行动有明有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老百姓得过日子啊，哪有闲心思跟他们长期地拉锯。这样的情况就不是三五家老百姓团结一致能够搞定得了，这个时候就要有地方上出面弹压才行。

倘若他们从欺压老百姓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这就更麻烦了。这相当于他们的毒草在老百姓里扎了根，扎下了根，从老百姓身上吸取养分。他们便越来越强，老百姓就越来越弱。再用得到的好处砸倒地方，与之勾连一处，那么老百姓在地方上就找不出公道二字来了。

更怕的是，像西门庆之流，攀上了太师蔡京，认蔡京为干老儿，得了理刑千户的官身。地方上的官司他说的算，想往上捅，他干爹保着他，这个理就说不得了。

流氓好处理，但是想要去根儿，却是挺难的。薛元赏使用了霹雳手段，直接震慑了长安城里的流氓，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也证明了一切流氓都是纸老虎，他们骨子里是没有任何的勇气的。但是事情不会那样简单，之后薛元赏的遭遇也是令人唏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或许正是因为这次的事件，让后世人们处理起流氓来，有了更多的想法，这种痛快时刻便很少出现了。

古代的历史都是为帝王将相做传，薛元赏在历史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以至于现在我们连他是哪里人，家世如何都不得而知（《新唐书·循吏传》：薛元赏，亡里系所来）。我们只能在《全唐文》、《唐语林》、《新唐书·循吏传》、《资治通鉴》里零零星星见到有关他的几行记录。他凭着杖杀长安城内刺青混子，被世人记住了。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薛元赏杖杀混混，老百姓觉得很过瘾，全靠他让生活安宁了。

事实上其背后却是朝廷中皇帝与宦官专权的斗争，牛李两派朝臣的斗争。

《唐语林·》中把薛元赏记载记载了《卷三·方正》中，意为薛元赏此人刚正不阿，敢于直怼当时的掌握兵权的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事是这样的事，但背后却有一段款曲。

《唐语林·卷三·方正》中有关薛元赏的段落是这样说的：“李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谒石于私第。”

李相石是谁？就是写《悯农二首》的那个李绅。这个人是加深唐朝后期统治危机的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骨干。“李相石在中书”，李绅原是淮南节度使，开成五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晋升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算是拜相了），他在这个位子上待了四年。这一年唐武宗李炎刚刚登基，武宗是支持李党的。

我们知道，武宗原是颍王，并非皇帝人选，但被“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于十六宅”，“是夜，士良统兵士于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阳院，百官谒见于东宫思贤殿。”，“十四日，受册于正殿，时年二十七。”武宗登基之后，仇士良依仗拥立之功，益发恣意狂妄，对武宗颐指气使，凡是武宗宠爱之人都被他诛杀贬谪。

武宗为人刚毅果断，喜怒不形于色，对于仇士良采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于开成五年任用了李德裕为宰相来对抗仇士良。这个事情，仇士良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但李党内部是知道的。

而薛元赏此时任京兆尹，他也是李德裕的人。这个背景，史书里面没有明写，但大家要清楚。

《唐语林》里写的薛元赏的故事是发生在开成五年到会昌四年这段时间，李德裕一派人正在武宗的支持下，在暗地里对付仇士良呢。原文是这样的：

百僚将至宰相宅，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竞者。

元赏问焉，云："军中军将。"元赏排闼进，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抚蛮夷，和阴阳，安百姓，叶众心，无敢乖谬；升绌贤不肖，赏功罚罪，皆公之职。安有军中一将，而敢如此哉！夫贵贱失序，纲纪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犹望相公整顿颓坏，岂有出自相公者！"即疾趋而去，顾左右曰："无礼军将，可擒于马下桥祗候。"元赏比至，则袒臂跽之矣。

中尉仇士良有威权，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士良大怒，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杀军中大将，可乎？"元赏即具言无礼状，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无礼于此，此独不可以无礼于彼乎！国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坏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饮之而罢。

薛元赏到李绅府内拜见，遇上有人与李绅吵架。薛元赏非常生气，推门便入，怒斥此人，后又将其抓获，并要杖杀于他。其主子仇士良听后大怒，薛元赏大义凛然，穿白衣见仇士良，驳斥以国家礼法。仇士良理亏，不但没有计较于他，反而请他喝酒。

给人的感觉是薛元赏为人正直刚烈，仇士良虽然是个奸臣似乎也明情理。但实际上呢？薛元赏与李绅是一伙的，他护着自己一帮的，岂不是理所当然？

仇士良也未必是因为通情理才放过薛元赏的。会昌二年十月，仇士良起草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便鼓动禁军哗变，围攻李德裕，借此铲除他。唐武宗出面对神策军说：“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明显地向着李德裕了。此时仇士良知道皇帝的心已经不想着自己了，没多久他果然被削为内侍监，知省事。这个时候仇士良还是中尉，那么这件事就发生在开成五年到会昌元年，此时的仇士良比起文宗时收敛多了，他不敢跟李德裕硬杠，对李党强硬的亲信，他也不敢很得罪。

如此看来，薛元赏的方正就要打折扣了，不过他的话说得的确硬气，挺方正的。

古代好人没有纹身的，现在有些改变

第二个故事就是《新唐书》中记载的打流氓的事了。

还是会昌年间，原文是这样的：

会昌中，德裕当国，复拜京兆尹。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闾。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余党惧，争以火灭其文。元赏长吏事，能推言时弊，件白之。禁屯怙势扰府县，元赏数与争，不少纵，由是军暴折戢，百姓赖安。

这是薛元赏第二次当京兆尹。长安城中多“侠少年”，这些所谓的侠少年就是纹身混混，“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闾。”这些混混为什么这么狂？背后一定有人给他们撑腰。这个人是谁呢？

薛元赏在此次行动中对付了两类人，一类是“侠少年”，一类是“禁屯”。为什么要同时进行呢？就是怕他们遥相呼应，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禁屯就是神策军，他们背后就是仇士良。这些混混背后就是神策军，神策军中人多出京畿，与这些混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仇士良如今被武宗排挤，他想着长安城里乱，就放纵混混在市面上搞事。

要想搞定混混们，当场打死这种事固然挺过瘾的。但是要不整治禁屯，打这一次，恐怕是不行的。只有让禁屯老实了，令“军暴折戢”，才能釜底抽薪，百姓赖安。

同时令“军暴折戢”，也等于打击了仇士良。

这次对长安街头混子们的整治也是有双层目的的，一方面是安定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打击仇士良。

但是李党的日子也不长久。由于武宗信奉道教，经常服食丹药，很快身体就出问题了，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大明宫驾崩。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元贽等拥立的光王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而唐宣宗支持牛党的，上台第二天就免去李德裕的宰相之职，将他外放为荆南节度使，加授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接着就一路打击李党，李德裕五贬为崖州司户，最后死在了崖州，薛元赏的弟弟薛元龟和李德裕一起被贬为崖州司户（薛家属李党之迹更明）。薛元赏当然也在被贬之列，“下除袁王傅”，贬为袁王李绅之傅。很久以后才复官职为昭义节度使，最后死在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