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当前‬，公安机关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已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政府职能不断完善，公众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已超越传统的打击犯罪、惩恶扬善，更多地要求其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然而，公安机关在应对新形势‬时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他们做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如“有困难找警察”“四有四必”口号，造成‬‬非警务活动‬过多、职能‬泛化‬，浪费了大量警力。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承接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务，如民事、经济、财产纠纷等，群众‬在遇到各种问题时仍习惯求助110。同时‬，机构臃肿与警力不足问题并存，机构设置过细、职能交叉，一线警力超负荷工作，业务水平也难以跟上时代需求。 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与现实需求存在脱节，且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各地往往根据实际需求自行设立机构。尽管《人民警察法》《国务院组织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职责有所规定，但界定并不清晰。公安部与地方公安机关的具体职责权限主要在几个文件中明确，其中新三定方案对县级公安机关机构设置提出了具体要求，但执行中灵活性较大。上级公安机关各警种出于考核等工作需要，要求县级机关设置对口机构，争级别、争职位、争编制，致使‬内设‬机构设置反弹。基层‬公安机关出于民警待遇考虑，也期望增设领导职位。全国县级公安机关内设机构种类繁多，且地方设定多样，正式法律渊源被严重虚化。 随着违法犯罪专业化，刑侦领域不断分化出刑侦、经侦、毒侦、技侦、网侦等多个警种部门，同时综合部门也逐渐完善，划分出指挥中心、情报中心、调研室等。为应对临时性活动或全国专项行动，还会成立专项办、活动办等临时机构，有时活动结束机构仍保留。目前，公安部及各省、市、县级公安机关均配置了众多部门，机构设置繁复。然而，部门设置混乱带来诸多问题。例如‬，条块不顺，双头指挥和双头考评让‬基层部门应接不暇；机关化严重，实战部门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类检查、评比和材料汇报，影响了实际警务工作；分工过细，致使‬民警技能单一、领导分管过细、文件处理效率低下，无力应对大要案。 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安机关社会治安管理任务日益繁重，基层警力不足问题愈发凸显，严重制约了公安职能的发挥和民警队伍的健康发展。以基层‬派出所为例，一年间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数量众多，基层‬民警人均受理案件量大，加班频繁，刑警更是长期出差在外。同时，机关民警与基层民警在工作负荷与职级待遇上存在较大反差，挫伤了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机构升格后，部分民警产生“到顶”思想，工作懈怠，出现警力非战斗性减员。另‬外，公安机构设置中领导职数过多，造成“指挥员”多于“战斗员”，警力配置失衡，专业性、信息化水平、纪律性下降，发展空间狭小，影响了公安工作的整体效能。 业务划分过于细致，各部门、各警种间信息化和技术资源难以充分整合共享，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现象频发，指挥层级繁多，工作被动静态化严重。实践中，重复作业、重复录入、重复执法、多头管理等问题层出不穷。如网吧管理，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多部门插手干预。同时，城市管理等领域公安过度介入，而物流寄递等关键行业却监管不足‬，寄递危险物品、毒品案件频发。部门梗阻源于利益冲突及责任推卸，甚至部分领导在任务面前推诿扯皮。部门设置过多造成警力分散，各单位行政业务不交叉、不干涉，级别平级，情报线索信息难以互通，警力配置不当，警务资源处于无序状态，防范打击效果大打折扣。 在不少民众心中，公安机关似乎无所不能，从颠覆政权的大事到缺米少面的小事，皆在其管辖范围内。这一误解部分源于“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实际上，各地‬公安机关已将其改为“有危难找警察”，试图纠正毫无边界的承诺。然而，实务中公安机关管得过多，往往与利益挂钩，从审批特权到执法说情，再到罚款指标，甚至涉及赃物私用、办案提成等违法乱纪行为。权责不明、职权混乱致使公安机关大量精力被非警务活动占用，如民警私利参与经济纠纷、单位自收自支任务摊派，以及政府部门行政干预下的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陈旧的工作模式、政绩思想及警力布局不合理，均制约了公安机关改革的进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公安机关已历经四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尽管精简机关、充实基层、警力下沉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改革成效尚待提升。各地公安机关积极探索机构设置改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机构增设细化，如刑警部门分工日益精细，新设食品药品安全保卫等机构，巡警也应运而生；二是警力整合，多警合一，如上海、福建、深圳等地实行“三警合一”或‬“四警合一”；三是局部强化，更新警务‬模式，如重庆交巡警平台和石家庄110警务亭。现阶段，公安机构改革已‬迈入实质阶段，正针对警务成本高昂、体制机制僵化、警务效率低下等问题，自上而下推进系列改革，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警务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