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有力地打击入侵之敌，方便统一部署，旋即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五大战区：第一战区作战区域为河北、山东，任务是“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第二战区作战区域为山西、绥远、察哈尔，任务是“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实施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地区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第三战区作战区域为浙江、江苏，任务为“速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的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付。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第四战区范围为广东、福建，任务是“对敌陆海空之扰乱，完成备战态势，防止日军在防区登陆而展开新的战场”；第五战区范围为为长江以北至黄河以南、安徽津浦路以东地区。任务为“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而歼之，不使敌后续兵团借此为安全登陆之掩护”。
本来，这样划分可谓是任务区域明确，能精确打击来犯之敌，然而，当时的国民党部队执行起来却是差强人意，我们单一说第四战区的防区，紧接着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仅仅10天，长驱200公里，南方重镇广州，几乎在敌军不费一弹、不折一兵地在无声无息中沦陷。战后，《救亡日报》有一篇记述了南战场失守的情景，文中悲愤地责问：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时候，守军统领究竟在哪里？他在做什么？该文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文章的作者被追责：被撤销职务遣散回家。此人便是当时担任第四战区政治部宣传组的少校组员同时兼《救亡日报》的战地记者的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原名何应泉，学名何章平，1916年出生于福建泉州鲤城区东门社区唐衙口巷3-1号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8岁进入东街土地巷衮绣小学读书，仅读了四五年的书，便由于家庭条件不允许，12岁时便跟随族人南渡菲律宾，成为一名童工，在此期间，经常遭受资本家的欺压与凌辱，备尝艰辛。几年之后，他回到家乡重新读书，因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由于闯荡过南洋，他比多数同学们成熟许多，发表的不少对时局的见解引起了学校老师的关注，并受到先进组织的影响，这期间，他开始发表文艺作品，随后加入先进组织，并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主编了一份名为《农民报》的报纸，经常以林娜等笔名在泉州一些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司马文森故居
后来，泉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得已之下，司马文森只得转移到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他担任组织干事，左联的旗帜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司马文森主要负责暨南大学及江湾农民文艺学习小组。在此期间，他经常以耶戈为笔名在《申报》曾刊物上，发表一些针砭时政和揭露社会现实的短篇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为抗日救亡做宣传和进行募捐活动，为坚守在四行仓库的爱国军士送医药和给养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司马文森被组织派到第四战区担任少校职务，后因写揭露第四战区国军抗战不力的文章遭到撤职。
司马文森不仅文章写得好，指挥部队打仗也非常出色，被人称为文武全才，1944年春，日本大本营凑了大概 51 万兵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疯狂的日军从郑州、洛阳开打，一路打到广西柳州，最后成功打通交通线，是役史称“湘桂大撤退”，在正规军一路向南的过程中，司马文森在桂北融县、罗城一带与地方组织组建抗日青年挺进纵队，他自己担任政委，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最出名的一役是六道坳袭击战，干掉数十名日军。
这天下午3时许，一支300 多人的日军队伍，急急忙忙地先进在柳邕公路，事先知道日军动向的司马文森等指挥人员赶紧进行布局，在日军必经之路六道坳设伏。此地两山夹一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正是实施伏击的绝佳之地。为了确保成功伏击敌人，挺进队的战士们夜以继日地进行准备工作，他们潜伏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为了怕走漏风声，穿着农民的衣服以掩人耳目，轻机枪和三八大盖被小心翼翼地藏在草丛中，随时准备对敌人发起致命一击。让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或隐蔽于坑道中，或藏身于茂密的草丛里。他还特别调集了充足的弹药，布置了轻重机枪火力点，确保一旦开战能够形成交叉火力，给予敌人最大杀伤。
此时，六道坳一片寂静，薄雾笼罩着山谷，只有偶尔的鸟鸣打破了这份宁静，挺进队的前哨观察员报告，日军队伍已经进入伏击圈。这支日军由约300人组成，装备精良，有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他们似乎对即将面临的危险毫无察觉，甚至有些士兵正在闲聊，显得松懈而疲惫。等日军队伍全部进入时，只得指挥员一声令下“给我狠狠打！”，密集的枪声如雷鸣般响起。瞬间，各种机枪、步枪还有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朝着正在行进的日军砸去，毫无防备日军前队倒下一片。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日军立马乱了套，一开始指挥也没了，但慢慢地反过神来，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日军，只见指挥官迅速做出反应，紧急命令部队立即寻找掩护，并组织反击。此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形中，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唯一的退路被挺进队封锁。挺进队的第二波攻击随即展开，同时，正面突击组开始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双方很快陷入了激烈的近距离混战，日本兵头上戴着白巾，安上刺刀，想要突破挺进队的包围。一伙凶巴巴的日本兵举着刺刀，嗷嗷大叫着往前爬，想抢占挺进队的高处。挺进队的轻重机枪马上就开火了，在交叉火力的攻击下，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机枪打倒在地。有的在悬崖峭壁边急于逃命，发生推搡踩踏，不少士兵跌落悬崖，粉身碎骨，当地百姓还为此后来称六道坳为“鬼子坳”。并刻石纪念这次战斗。
傍晚时分，遭到伏击的日军使用野炮猛烈佯攻其他阵地，掩护部队突围，火力慢慢变弱，最终跳出伏击圈狼狈逃走，战斗终于结束，六道坳战场上一片狼藉，到处是弹坑和尸体。挺进队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百多日军，俘虏了9名日军士兵。这场战斗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对日军的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战信心。
由于其打击日军在当地影响很大，接着，司马文森带领桂林文化支部的同志到桂北融县、罗城一带与地方党组织组建抗日别动纵队、《柳州日报》自卫队，武装队伍人数越来越多，队伍建立起来之后，人员和武器得到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也随即打响。被人尊称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典范。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这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司马文森兼任《柳州日报》特派员的时候，他认识了一名比自己小8岁的报社女记者雷维音，她原名雷懿翘，柳州融县（今融安和融水）人，她不仅是个漂亮活泼的女子，还出身书香门第，曾在融县读书时深受先进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抗战宣传洪流，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演唱救亡歌曲等。
有一天，雷维音在外演出途中迎来命运的转折，当时，她和同学们在船上练习演唱《救亡进行曲》，碰巧歌词作者周钢鸣（《救亡日报》采访部主任）回罗城探亲途中也乘坐该船。周钢鸣指出她们演唱中的错误，然后与雷维音相识，并发展她为《救亡日报》通讯员，鼓励她到桂林考入欧阳予倩领导的“广西艺术馆”艺术师资训练班，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抗敌救亡协会桂林分会举办的青年讲习班及读书会，由此结识了周钢鸣的好朋友司马文森。受司马文森对革命理想、信仰的热忱感召，雷维音也毅然投身革命事业。两人结为革命伉俪，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司马文森亦文亦武，有四年军旅生涯：军队、军校、游击区。他是抗战文艺中心上海、广州、桂林的文艺界抗敌协会核心成员，参与发起创建全国文艺通讯员总站、抗战壁报总站。我国的文艺通讯员运动诞生于抗战中的广州，延伸到香港及东南亚;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报社都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
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后，根据组织安排，司马文森转赴香港工作，相继担任文协港粤分会理事，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民促会中央委员，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民的选择充满敌意，在外交、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封锁、围堵，当时的香港成为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特别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香港也滞留一些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还有一些特务之类，可以说斗争是极其复杂的。
司马文森不辱使命，他积极开始一系列工作，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开展革命文化运动，在香港各种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影评、政论文章数百篇（部），讴歌先进组织领导人，成为在港文化界的重要骨干。特别是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这所先进组织创建的新型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为宗旨，被誉为“南方的革命熔炉”，他主讲的文化课，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鉴于他在文化宣传与统战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对此，1948年，著名诗人柳亚子为司马文森题诗：“文化扶余/伟矣文生社，扶余霸业同；文章推司马，意气属元龙；民众翻身起 ，幼小革命雄；青年能韧造，影响到无穷。”1948年，著名作家郭沫若为他题诗是：“薰风解愠海之涯，任辇南来文毁家。后乐先忧吾岂敢 ，平生志趣在兴华。”
1949年9月，司马文森前往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随后出席了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后司马文森有文章中写道：解放后的北京城内，民众皆沉浸于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喜悦氛围之中，庆祝活动接连不断，舞会、游园会等系列活动接踵而至，舞会上，一位剃掉了留了10多年“苦难须”的老教授对众人说：“我们的苦难没有了，我还要它（指‘苦难须’）做什么！”一位70多岁的老战士也踏入舞池，用杂乱的舞步跳起了交际舞。男女老少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看到作家、工人、公务人员和教授们不分身份、不分阶级、不分年龄地在共同庆祝。在这一举国欢庆的时刻，人们仿佛暂时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忘却了过去的“苦难”，只记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女，携手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前进。
由于司马文森在港连续刊登胜利的文章，对民众影响很大，港英当局十分害怕，找了个所谓 “刊载煽动性文字”理由，对司马文森等人非法逮捕，递解出境。他的女儿随后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我当天因生病发烧和父母同宿，凌晨被剧烈的打门声惊醒。母亲将一包资料藏在我枕头下面，叮嘱我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躺好，一动不动。那些军警手持冲锋枪，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抄走父亲的信件、照片、稿件等。父亲质问带队的英籍帮办：“凭什么理由逮捕人？”英帮办蛮横地说“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没有任何理由！”，并强行将他带走。当特务走近床边，母亲说孩子正在生病发烧，不能动她。
接着，军警押着由罗湖附近小路递解出境，下午到广州。司马文森在广州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被驱离经过，强烈遣责港英政府的暴行。通过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控诉港英军警迫害中国居民的罪行，义正辞严地说“离开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同时，我外交部予以强烈反击，向英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严正抗议港英当局连续逮捕、驱逐司马文森的暴行。由于新中国的词锋犀利，强有力反击，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最后港英当局不得不取消所谓的“罪行”，可以说这是新中国首次对港英的外交博弈取得完胜。
随后，司马文森担任作协会广东分会执委、《作品》杂志主编、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南文联常务理事等职。1955年开始驻外后，任对外友协理事、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是全国文代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他从事文艺创作30多年，著述颇丰。他曾推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及实施；并推动第一个中国与西欧国家——法国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的签订实施，推动了两国间新闻、广播影视、科技等协定的签订，为我国文化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司马文森忠诚刚毅、著作等身、抗战时立下战功，正是暗合中国传统圣贤“立德、立言、立功”之毕生追求，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外交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我国外交领域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然而，1966年开始了那特殊的年代，他因为所著长篇小说《风雨桐江》，该书描写的是主力红军长征后东南沿海地区侨乡人民对敌斗争的动人事迹。本来是一部深受欢迎的作品，谁知被造反派在书中找到所谓的“罪状”，当权的文革激进派把他召回国参加运动，并被扣上三条所谓的罪名，并受到人身迫害，1968年5月22日，含冤在办公室离世，年仅52岁，生命的乐章戛然而止。二年后，上级为他平反并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司马文森、雷维音夫妇共生育六个女儿，由于夫妻毕生忙于革命工作，他们与孩子是聚少离多，特别是他驻外担任文化参赞时，远在外国，不可能全部带领孩子出去，所以他的儿则成为国内最早的“留守儿童”。当时国家规定两年享有一次探亲假，司马文森在印度尼西亚工作7年，仅于1958年回国探亲一次。但他没有缺失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在驻外使馆工作近10年的时间里，他给孩子们写了数以百计的家信，他用他整个身心、用他全部热情和爱在写。
他的妻子雷维音撰文回忆：每逢有信使来，司马文森都像是过节一样高兴。他常常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孩子们的信，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哦，小兰入团了！“祝贺你，孩子，愿你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小萌得了金质奖章，“很好，孩子，记住千万不要骄傲!”小莘怎么不爱护眼睛，不分日夜看书？“孩子，这可不行。”……他为孩子们的点滴成绩高兴，又为她们的微小疏忽不安。10年中他始终坚持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回信，他常常是在一天紧张工作过后，还伏案疾书，直到深夜……他像孩子们的大朋友，和她们谈思想、谈学习、谈工作，谈生活；他把给孩子们写信称作“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尽管孩子们离开父亲，大女儿照顾妹妹们，但六个孩子都秉承了他忠贞不屈、勇敢坚强、爱党爱国的精神品格，女儿司马小兰回忆“父母亲经常教导我们，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不能不懂政治。如果不关心政治，就会迷失发展的方向。有人变坏，被坏人利用了，就是因为不懂政治、没有立场的缘故。掌握业务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加强政治思想锻炼，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共产主义人民观必须树立，无产阶级立场观必须确立，这是根本的。”
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司马文森六个女儿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各自的领域里作出了突出的成就，大女儿司马小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正译审，获得翻译界最高职称；二女儿司马小萌是《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三女儿司马小莘曾任中央统战部副处级干部，获中央统战部表彰；四女儿司马小芹，曾任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五女儿司马小维，长期致力于海外华文教育事业，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授予“海外教师优秀奖”；学习音乐的老六司马小加，是电影电视剧制片人、编剧，辅佐其丈夫——第五代著名导演吴子牛成就不菲业绩。
俗话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正如鲁迅先生说“怜子如何不丈夫”，司马文森深爱着他的孩子，他用自己的成就影响着后人，六个女儿随着他的革命足迹出生成长，个个品学兼优、清高如彼，分别在翻译界、新闻界、统战工作、医学界、海外华文教育及电影界取得卓越成就，诠释了家风的力量与内涵，也体现了毕生投身热爱的事业一位大丈夫的真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