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唐时期对唐朝功绩最大的名臣，非宰相裴度莫属。他多次挽救朝廷于危难之中，率兵讨伐各处叛乱的藩镇，平定各地的匪患，成为晚唐局势最重要的稳定器。他的功绩在历史上是有目共睹的，受到了后世历史学者一致的好评，被誉为元和中兴第一功臣。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裴度的道的待遇却于功绩截然相反。裴度多次遭到不公的待遇，他不但没有因为这些功绩而执掌朝廷，反而被皇帝鸟尽弓藏，使其放弃兵权罢相外放，让人感到唏嘘不已。本文就以裴度平定藩镇叛乱的史料为例，看看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裴度在晚唐时期的名声很高，唐朝于危难之中，当时的人将其与郭子仪相提并论。在政治斗争频繁且混乱的晚唐时期，裴度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了极高的能力，可以说是唐朝晚期少有的文武全才的宰相。在派系林立的元和、长庆等年间，裴度是少有的不占派系的朝廷重臣。他是进士出身，曾做过起居舍人，后来在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幕府中工作。唐宪宗元和初年，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裴度被提拔为节度使掌书记。武元衡被调回长安后，裴度也跟着回到朝廷，出任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后转任本司郎中。

在晚唐时期，裴度最大的功绩就是用各种方法平息了藩镇战争，逐渐让唐朝回归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在魏博节度使内乱的案子中，裴度奉命出使魏博，宣读朝廷的诏令。在此过程中裴度出面劝说，平息了魏博节度使留后田弘正和属下兵将的矛盾，让其顺利接任节度使的职务，避免了魏博的内乱。事后田弘正主动向朝廷表示臣服，这是自安史之乱结束以来作为河北三镇之首的魏博节度使第一次向朝廷称臣。因此裴度结束出使回到长安后，官位也被升为中书舍人，两年之后又改任御史中丞，成为宰相武元衡的副手。

在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过程中，裴度表现得更是居功至伟，成为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在叛乱发生之初，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就主张出兵平叛，但因为主和派的阻扰而拖延。李吉甫去世后，接手的武元衡也主张武装平叛，结果却遭到李师道派遣的刺客暗杀，在上朝的路上被人杀死。当时作为武元衡副手的裴度也遭到暗杀，幸亏护卫拼死抵抗，裴度重伤逃入沟渠中躲避，这才躲过了人生大劫。由于武元衡被刺杀，主和派气焰大盛，逼迫唐宪宗李纯向吴元济和李师道妥协，形势急转直下。

就在李纯犹豫不决的事后，裴度从重伤中醒来，派人带给李纯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决出兵平定叛乱。于是李纯给裴度正式拜相，并且派他作为平定吴元济和李师道叛乱的统帅。这一场大战可以说是裴度的成名之战，他排除了诸多干扰，比如藩镇军出工不出力，监军太监插手军队事务，名将李光颜、李愬等不到重用等情况，最终平定了吴元济和李师道的叛乱，同时迫使暗中支持这两股叛军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向朝廷投降。此战之后，裴度在朝廷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各地的藩镇纷纷表示臣服，唐宪宗李纯迎来了所谓的元和中兴。

在削藩战争中立下如此大的功劳，裴度回到朝廷得到了重奖，被加官为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爵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又加授其子及侄女婿等官职给予奖励。为了表彰裴度的战功，朝廷又下诏让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纪念。此时裴度成为朝廷中声望最高的宰相，主和派的宰相只能在他的背后蝇营狗苟。可是好景不长，在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后，裴度和唐宪宗李纯逐渐在朝政方面出现了分歧。唐宪宗李纯生活奢靡，重用程异、皇甫镈为其敛财，并任命他们为同平章事，这让裴度很不满。

裴度认为奢靡的生活和向百姓敛财会危害到国家的根基，多次上书劝谏唐宪宗李纯，也强烈反对，程异、皇甫镈出任宰相，但李纯丝毫听不进去。同时李纯也在重用宦官集团，宦官们拿到特殊的权力，在长安城中滥用职权，对待百姓横征暴敛。裴度多次粗面阻止宦官们的暴行，这让李纯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多次在政治上与皇帝发生冲突，没过多久裴度就被迫罢相，带着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虚衔，被外放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于是这位元和中兴的第一大功臣，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年就被鸟尽弓藏了。

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杀害后，皇太子李恒在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的支持下登基称帝，是为唐穆宗。李恒当政后重用主和派的崔植、杜元颍出任宰相，这两人对军事一窍不通，在河北三镇搞换防，希望能削弱藩镇军阀对地方的控制力。但结果事与愿违，集齐了成德军节度使和卢龙节度使麾下士兵的反抗，发起了兵变。兵变中调任成德军节度使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被杀，新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被囚禁。这两个藩镇推举了王廷凑和朱克融出任节度使，却遭到了朝廷方面的反对。于是藩镇战争再次开打，和平不到五年的元和中兴结束。

面对王廷凑和朱克融互相勾结，朝廷的军队连战连败。朝廷没有办法，只有再次启用裴度出任幽镇两道招抚使、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领兵出征。裴度到任后朝廷军队组织了一系列的反扑，遏制住了叛军不断扩张的嚣张气焰，稳定住了河北三镇的局势。唐穆宗李恒接到消息后很高兴，派人晋升裴度为检校司空，兼任掌管北山诸蕃使。可是好景不长，裴度在前线作战的同时，后方的主和派宰相们开始各种拖后腿。尤其是新任宰相元稹，他勾结知枢密魏弘简，截流裴度发给朝廷的文书奏报，扰乱裴度的军事部署。

于是裴度的战争指挥搞得非常苦逼，前面要和王廷凑、朱克融的军队作战，军中要防范太监监军越级瞎指挥，后方还要放着小人暗算。这仗打得就非常不顺了，战争的部署各种得不到执行，战事有着久拖不决的趋势。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裴度只能和朝廷里的小人们作斗争，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被唐穆宗李恒夺取了兵权，召回了长安。裴度离开后，前线将领在主和派和宦官集团的指挥下和叛军达成和解，朝廷军队向王廷凑和朱克融妥协，承认了他们作为节度使的权位，也让他们占领了在战争中夺取的地盘。

战争结束后，裴度道长安述职，被任命为代理司徒、同平章事官衔外任东都留守，加判东都尚书省事、都畿汝防御使、太微宫等使。唐穆宗李恒这一鸟尽弓藏的操作遭到了朝廷谏官的强烈反对，相继从便殿角门拜伏到延英门进谏，劝他收回任命。李恒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却又把裴度转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任淮南节度使，进阶为光禄大夫。如此一来裴度又一次在帮助朝廷解决危难后，遭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说上一次是直接和唐宪宗李纯发生冲突导致，这一次完全是唐穆宗李恒听不进正确意见，盲目信任主和派的结果。

让人感到比较喜剧的是，裴度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没几天，就出现了徐州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叛乱的事。于是唐穆宗李恒不得不收回任命，让裴度重新出任中枢宰相，派人接替裴度前往淮南。裴度再次拜相，整日忙于各种灭火，防止地方的藩镇战争扩大化，可他的政敌们却忙着各种暗算构陷。

在前宰相李逢吉的组织下，裴度的政敌们团结起来，通过医士郑注与枢密使王守澄勾结，暗中算计裴度。不久之后曝出元稹与人谋划行刺裴度的消息，李恒命令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共同查案。结果是案件没有查出所以然，元稹和裴度却双双被罢相，裴度被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可以说自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后，裴度的官场生涯就反复在拜相和罢相中徘徊。当朝廷面临危局的事后，朝廷和皇帝就想到了裴度的能力，给予其宰相的权力，全面领导国家军政大事，以解决局势的为难。当局势稍稍缓解，裴度就以各种理由被鸟尽弓藏，罢相调往别处出任节度使。在这种反复的政治斗争中，裴度为唐朝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虽然朝廷谏官们积极为裴度上书奔走，但唐穆宗李恒始终听不进谏言。他宁愿用昏聩无能且贪婪无度的主和派和宦官集团，也不愿意给裴度更多的机会和权力。

由于唐朝皇帝的这种不信任和昏庸无能，不能正确使用裴度这个名相，所以唐朝一次又一次的错过了中兴的机会，最终只能耗尽国家力量，走向了灭亡。后世学者们反思裴度的遭遇，各种意见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裴度功高震主，所以得不到皇帝的信任。也有的说裴度三番两次的跟宦官集团做对，防止宦官集团在军队中掌握权力，所以遭到了对方的暗算。还有人认为裴度在朝廷中没有派系，势单力薄，所以无法与李逢吉等奸臣的党羽对抗。当然对于唐宪宗李纯的虚伪贪婪，和唐穆宗李恒的昏庸无能，后人也是给予很大的批评的。

上述的原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却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从史料上来分析，上述的原因都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唐朝晚期的藩镇问题实际上是起于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危机，本质上是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后遗症，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治斗争的重大波折。之前的文章里说过，经过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和女皇帝武则天的努力，中国的民本政治基本建立起来，也打破了自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的统治，结束了封建王朝第一个短命的周期。但是在武则天去世后，唐玄宗李隆基并没有延续这个规律，而是开启了复辟的过程。

李隆基惧怕武则天的那套重新启用，所以大肆启用被打倒的门阀残余势力，形成了新门阀官僚集团。在开元时期，武氏残余的庶族官僚和门阀官僚互相妥协，所以有了开元盛世。天宝年间，李隆基大肆启用门阀官僚，打压庶族官僚，有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奸臣当道。他为了制衡这两方势力，又提拔了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哥舒翰、安禄山为代表的外族藩军，于是出现了四角平衡。可这种平衡在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斗争中被打破，于是有了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则让唐朝的形势更加混乱，也让初唐的上升格局彻底被毁灭。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李亨提拔了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地方藩镇，于是宦官集团、藩镇集团、门阀官僚，三个大集团交织的中晚唐形势初露端倪。从根本上讲，这三个集团都是门阀政治的延续，与初唐的民本政治没有丝毫关系。宦官集团代表皇家，藩镇集团代表地方军阀，门阀官僚是南北朝门阀政治的残余。他们都是为各自的利益服务的，他们的政治目的是通过政治平衡来瓜分国家资源。而作为复兴唐朝为己任的裴度，他的政治目的与这些人是背道而驰的。包括被刺杀的宰相武元衡在內，他们都站在了利益集团的对立面。

就皇帝本身而言，从李隆基到李恒，这些人都称不上是真正的皇帝，只是集团利益的代言人而已。他们眼里首选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集团利益，所以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他们与李世民、李治和武则天的根本区别。这种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皇帝，自然首先选择的是对集团利益有益的人。裴度的存在本质上是对集团利益的最大威胁，要是让他彻底掌握军权，恢复初唐时李世民建立起来的那套制度，三大集团都会面临灭顶之灾。对于被三大集团捧起来的皇帝而言，很可能面对改朝换代的局面，所以他们是不能答应的。

在皇帝和朝廷眼里，裴度不是国家复兴的功臣，而是国家的双刃剑。他们可以利用裴度来打击政治对手，瓜分国家资源，但绝不会允许朝廷中推动裴度的政治理念。因此在他们利益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启用裴度，以此来阻止对方的扩张和进攻。如果局势缓了下来，或者是双方达成和解，裴度就失去了利用价值，然后找理由外放做节度使，实际上是鸟尽弓藏。正是处于这种政治背景，所以裴度在多次灭火后，三番两次陷于鸟尽弓藏的局面，让人感到非常惋惜。而唐朝也在这种混乱中不断下滑，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