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唐宪宗李纯在晚唐皇帝中有着极高声誉，他在位时期被称为“元和中兴”，是唐朝最后一个中兴之主。在他执政的元和年间，唐朝朝廷的军队表现出了异常的战斗力，平定了西川、淮西、浙江、山东等多处藩镇节度使叛乱，逼降自安史之乱以来便割据自立的河北三镇，让唐朝的政治重新回到了统一的大格局中。李纯在位时平定各地藩镇的功绩受到后世学者的赞誉，但他的英年早逝却也给让唐朝重新回到了衰落的路线上。最典型的现象是，就在李纯被太监陈弘志等人暗杀不久，河北三镇便重新陷入混战之中。

河北三镇重新陷入混乱，给刚刚继承皇位的唐穆宗李恒敲响了警钟，也让朝廷引以为傲的元和中兴的时代戛然而止。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先是卢龙节度使下辖的军将发生了哗变，囚禁了卢龙节度使张弘靖，推举卢龙军大将朱克融担任卢龙节度使。然后朝廷又受到奏报，成德军军衙内兵马使王廷凑，袭杀成德军节度使田弘正，自立为成德军节度留后。两镇反叛后相互勾结造反，出兵袭击莫州，派兵焚掠涞水、遂城、满城等地，攻陷蔚州，战火瞬间席卷了整个河北各地。消息传到长安，给刚刚继位的唐穆宗李恒搅了一头凉水，感到无比震惊。

于是朝廷派各方大军征剿反叛的朱克融和王廷凑两大藩镇，自元和年间平定下来不到五年的唐朝，再次陷入了战火之中。这次朝廷出兵征剿的过程非常不顺，即便是请出了元和年间领兵平定淮西、淄青两大藩镇的名相裴度，也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最终朝廷不得不向朱克融和王廷凑妥协，承认了他们对卢龙军和成德军的控制，任命他们为节度使。如此一来，元和年间刚刚结束不久的藩镇割据现象，又重新出现在唐朝大地上。其他地方的节度使见到河北三镇得利，也有样学样，开始为了割据自立而蠢蠢欲动。

从史书记载来看，元和中兴时期真正平定藩镇处于和平时代的唐朝只有不到五年时间，具体来看也就是唐宪宗李纯或者说的最后两年，也去世的那一年。唐宪宗李纯去世后，唐穆宗李恒继位，第二年的六七月份新的河北三镇混乱就爆发了。也就是说唐宪宗李纯去世不到两年，之前主动投降的河北三镇重新背叛了朝廷，回到了割据自立的状态。河北三镇的割据自立，也代表着元和中兴的结束，唐宪宗李纯一生引以为傲的平定藩镇的功绩，在唐穆宗李纯继位后灰飞烟灭。很多历史爱好者对此很不解，为什么元和中兴的局势无法维持下去呢？

元和中兴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少见的一段，国内没有藩镇割据战争的和平时期。这是唐宪宗李纯一生的功绩所在，也是他被称之为中兴之主的根源。他在位时期主持了平定藩镇的削藩战争，逼降了河北三镇，让唐朝政治重新回到统一之中，这样的功绩是唐玄宗李隆基之后最好的。然而这样大好的局面维持不到五年就结束了，是唐朝上下都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很多阅读唐史的人感到很不解，也有的人对元和中兴的成绩表示了质疑。不少人认为元和中兴是唐宪宗李纯凭借个人能力一力促成，他的去世让朝廷失去了控制地方藩镇的能力。

也有人认为河北三镇重新反叛，是因为唐穆宗李恒执政不力的结果。唐穆宗李纯被认为是唐朝有数的昏君之一，他继位后长期沉迷于游乐打猎，对于国事完全交给宰相和宦官，自己不闻不问。因为李恒对朝廷政务的懈怠，造成了朝廷对地方藩镇控制力的削弱，因而使得河北三镇敢于起兵反叛。实际上从晚唐时期的历史来看，把河北三镇重新反叛的原因归咎于皇帝身上是不公平的。唐宪宗李纯和唐穆宗李恒在执政方面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个差别并不会直接施加在地方藩镇身上。从各方面史料分析，河北三镇反叛的原因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

主观上讲，唐穆宗李恒的执政的确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给河北藩镇的反叛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客观上讲，唐宪宗李纯时代的元和中兴是有很大水份的，并不是很多后世学者说描述的那样辉煌。前文讲过唐宪宗李纯时代虽然取得了朝廷军队对藩镇军队的最大胜利，平定了不少割据自立的藩镇，也逼降了河北三镇，但是并没有改变藩镇割据的本质。这些藩镇虽然表示臣服朝廷，不再起兵反叛，但政治格局和天下大势并没有改变。这些藩镇的军队依然强大，他们对地方的控制力依然在朝廷之上，可以说当时对藩镇的平定只是暂时性的假象。

想要彻底解决藩镇问题，就要从本质上解决藩镇问题，而不是只顾表面上的平定。唐朝的藩镇问题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贯穿整个五代十国时代，一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时期才逐渐解决。这个藩镇问题的本质，就是职业军人家族化的问题。实际上从唐高宗李治时期这种问题就存在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薛仁贵家族的现象。这种军将家族传承的现象不只在一两家，实际上在唐玄宗年间已经蔓延到整个北方。每个藩镇的节度使只是地方军将世家的代言人，地方藩镇割据自立，本质上是地方军将世家与朝廷争夺利益的表现。

元和年间朝廷军队的大胜，只是剿灭了领头叛乱的节度使家族，比如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但对于他们下面的大大小小的军将世家并没有什么严厉的处置。甚至像刘悟这样的淄青大将，因为背叛李师道而得到朝廷的嘉奖，从地方军头升级为节度使。对于投降朝廷的河北三镇而言，他们也没有受到本质上的损失。他们损失的只是暂时的权力，或许还有派往长安的质子，就家族对地方军队和军政的控制，与战争之前别无二致。站在这个角度，元和中兴是典型的虚假繁荣，存在极大的水份，根本称不上中兴。

尽管如此，元和中兴假象的出现也耗尽了朝廷的绝大财力和物力，使唐朝朝廷的财政越发困难，经济发展迟滞和恶化。可以说元和时代唐宪宗李纯能维持住平定地方藩镇的局势是非常勉强的，财政方面已经枯竭得很厉害了。等到唐穆宗李恒继位后，唐朝的财政问题越发严重，继续压制藩镇硬碰硬，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客观上资源的不足，使得朝廷中反对战争的呼声极高，很多主战的大臣得不到重用，反而是主和的大臣成为唐穆宗李恒用人的标准。也因为这种客观上的困难，让李恒主观上采取了退缩政策。

唐穆宗李恒继位后，大肆排挤主战派大臣，启用主和派的崔植、杜元颍等人为宰相，而在元和年间平定藩镇的名相裴度则被外放到太原出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在主和派占据大部分权位的新朝廷里，朝廷放弃了军队压制藩镇的策略，改用所谓的分化瓦解方略。这种方略相比于出动军队更省钱，赋予军队的权力更小，军权也集中在军队中的监军太监手里。这种形式既符合于当时客观条件困难的朝廷的选择，也符合依靠宦官集团上台的李恒的选择。对于李恒背后的郭子仪家族而言，也不愿削藩战争无休止的延续下去。

因此在三方面政治集团的合谋下，朝廷对于地方藩镇的压制大为放松，这就给了河北三镇充足的反叛空间和机会。为了分化瓦解地方藩镇，主和派采取了给藩镇节度使换防的策略。如果是一般的藩镇，这种换防是可行的。但对于自安史之乱后就扎根与河北的三大藩镇而言，这种换防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死了一个节度使，下面的军将世家会再度推举一个。只要扎根本地的军将世家不变，藩镇对地方的控制权就不会变。而朝廷派来的节度使要么和地方军将世家合作，要么则被地方军将消灭在兵变之中。

以长庆元年的成德军和卢龙军的反叛而言，从本质上看就是主政的宰相，崔植、杜元颍等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叛乱。他们采取分化瓦解方式解决河北问题，给节度使换防就成了首要的选择。他们将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调到成德军，又把原宣武军节度使张弘靖调到卢龙。看似通过外来的节度使来控制本地，但这就引发了本地军将世家的不满。如果朝廷军队保持高压事态，地方军将世家还不敢乱动。但当朝廷采取退缩政策，削弱军队，调走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之后，这些孤身赴任的节度使就成了光杆司令，根本控制不住下面的骄兵悍将。

从史书上看，当时成德军大将王廷凑之所以敢杀害成德军节度使田弘正，其关键便是在田弘正原来的二千魏博亲兵被调回了魏博节度使麾下。而朱克融之所以能挑起卢龙军叛乱，其主要原因还是家族世代为卢龙数一数二的将门世家，其祖父朱滔甚至曾担任卢龙节度使，在唐德宗李适年间挑起了四镇之乱。而朱滔的哥哥朱泚更是发动泾原兵变夺取长安，自立称帝，将唐德宗李适困在奉天小城，几乎做下灭唐的大事。而这些家族事后都没有受到惩处，最多就扔出几个领头的定罪，所以他们对朝廷的军队没有丝毫的畏惧。

主和派的宰相崔植、杜元颍等人根本不了解这种情况，自以为是的采取换防政策，以为可以将河北三镇分化瓦解，结果却迫使地方军将世家起兵反叛，最终造成了新的叛乱。由于主战派的大臣都被排挤出了朝廷，面对河北叛乱朝廷应对迟缓，而且军权都掌控在太监手里，这让平定藩镇的战争根本没法打。结果是朝廷军队久久不能平定叛乱，朝廷财政和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向朱克融和王廷凑妥协，承认他们的节度使地位。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但是主和派宰相软弱无能的表现，也是唐穆宗李恒昏聩的表现。

总的来说，唐宪宗李纯去世后唐朝藩镇割据的现象重现，主要还是当时朝廷采取的软弱和退缩对敌政策导致。唐朝出现这种政策，与唐穆宗李恒的软弱昏聩是脱不开干系的，也是他所重用的主和派大臣和宦官集团共同推进的结果。这些利益集团的执政非常短视，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模式深层次的问题，最终才导致了河北三镇兵乱的发生。但他们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在治国政策上有所改动，反而为了私利变本加厉，将唐朝推向了灭亡的道路。此后唐朝对藩镇的控制越发无力，在因此最终藩镇却成了唐朝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