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习录>>录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数说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亦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于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引言：龙场悟道，开启心学大门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 年） ，朝堂之上风云变幻，宦官刘瑾权倾一时，结党营私，打压异己。时任兵部武选司主事的王阳明，怀着一腔热血与正义，挺身而出，上疏为被刘瑾逮捕的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申辩论救 。然而，他的正义之举却触怒了刘瑾，遭受廷杖四十的酷刑，随后被谪贬至贵州龙场，担任龙场驿栈驿丞。

从繁华的京城到偏远荒凉的龙场，这巨大的落差如同一道深渊横亘在王阳明面前。龙场，这片位于贵州深山之中的土地，苗、僚杂居，环境恶劣，瘴气弥漫，毒蛇猛兽时常出没。当地的房屋破旧不堪，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大相径庭。初到龙场的王阳明，面对的是生存的巨大挑战。他和仆人修缮的驿站房屋，时常漏雨，难以抵挡风雨的侵袭；食物匮乏，他们不得不采食野果野菜，甚至还曾因误食中毒。夜晚，在那简陋的住所里，听着窗外野兽的嘶吼，内心的孤独与迷茫如潮水般涌来。

但正是在这绝境之中，王阳明开始了他对人生、对哲学的深刻思索。他每日端居澄默，在这静谧的环境里，抛开外界的纷扰，全身心地沉浸在对 “圣人之道” 的探寻中。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假设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处在这样的困境中，又会如何应对，如何找寻那真理之道呢？

在无数个日夜的冥思苦想后，一个夜晚，王阳明终于实现了思想的重大突破，史称 “龙场悟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那一刻，他恍然大悟，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根本无需向外部事物去求理。一直以来，他苦苦追寻的天理，原来就在自己的心中。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也是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从这一刻起，他确立了 “心即理” 的核心观点，开启了心学的大门，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想宝藏。而 “格物致知” 这一古老的命题，在他的重新诠释下，也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阳明心学的重要基石 。

一、格物致知的前世今生（一）古老命题的溯源

“格物致知” 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礼记・大学》 ，其中提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在这段经典论述中，“格物致知” 被置于 “八条目” 的基础地位，成为实现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起点。

从字面上看，“格” 有推究、探究之意，“物” 指万事万物，“致” 是求得、获得，“知” 即知识、智慧。“格物致知” 的本意便是通过对事物的探究，从而获得知识与智慧 。在《大学》的语境里，它与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体系。只有通过 “格物致知”，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进而做到 “诚意”，不欺骗自己的内心；“诚意” 之后，才能 “正心”，使自己的心思端正，不被各种私欲所左右；“正心” 而后可以 “修身”，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修身” 是 “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根本，只有自身修养达到一定境界，才能治理好家庭、国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

在汉唐时代，郑玄、孔颖达等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对 “格物致知” 进行诠释，并赋予其伦理道德的意义，认为 “格物致知” 是指善恶事物之来与人的善恶之知的关系，善恶事物的由来源于人的善恶之知，只有 “知至”，才能行善不行恶 。他们的解读，为 “格物致知” 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使得这一概念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获取，更与个人的品德修养紧密相连。

（二）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到了宋代，朱熹对 “格物致知” 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使其成为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朱熹认为，“格物” 就是 “即物穷理”，即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穷尽其内在的道理；“致知” 则是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是将通过 “格物” 所获得的知识进行扩充和推广，使其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补作 “格物致知传”，突出 “格物致知” 在三纲八目和理学内圣外王价值序列中的基础地位 。他强调，“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 在朱熹看来，人心本具灵明，有认知的能力，而天下万物皆蕴含着理，人们通过对事物的不断探究，逐渐积累知识，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实现 “豁然贯通”，达到对宇宙万物之理的全面认识。

朱熹的 “格物” 对象极为广泛，包括自然界的事物、社会现象、经典书籍等。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 他认为，无论是浩瀚宇宙中的天体，还是微小的草木昆虫，都有其自身的道理，都值得去探究。读书、应事等也都属于 “格物” 的范畴，通过阅读经典书籍，可以了解古人的智慧和道理；通过处理各种事务，可以明白为人处世的准则和方法。

在格物的方法上，朱熹强调广泛深入地研究外部事物，通过归纳、类推等方法，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普遍的道理 。他说：“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如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 。” 他还主张对前人的知识要有怀疑精神，要敢于提出新的见解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 这种对知识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对后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道德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方面，它推动了儒家知识论的发展，使得学者们更加注重对事物的实证研究和理性思考 。许多学者受到朱熹的启发，开始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促进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例如，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包含了大量对自然现象和科学技术的观察与记录，体现了对事物 “格物穷理” 的精神。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强调通过对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的探究，来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这种思想成为了封建社会后期人们道德行为的重要指导，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三）王阳明对传统的反思与突破

王阳明早年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深信不疑，并试图通过实践来验证这一理论 。据记载，他曾与朋友一起 “格竹子”，按照朱熹的方法，对着竹子日夜苦思，试图从中领悟到竹子的 “理” 。然而，经过七天七夜的努力，他不仅没有领悟到竹子的 “理”，反而累得大病一场 。这次 “格竹子” 的失败经历，让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他开始反思，难道通过对外部事物的探究真的能够获得对天理的认识吗？如果这样做行不通，那么真正的 “格物致知” 又是什么呢？

随着对人生和学问的不断思考，王阳明逐渐认识到，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将心与理分为二，过于注重对外部事物的探究，而忽视了内心的作用 。他提出了 “心即理” 的观点，认为天理不在外部事物之中，而在人的内心之中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世间万物的道理都源于人的内心 。基于这一观点，王阳明对 “格物致知” 进行了重新诠释 。他认为，“格物” 的 “物” 不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指人的意念所指向的对象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物” 就是要在这些意念所及的事情上，去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要去除心中的私欲和杂念，使自己的意念符合天理 。“致知” 则是致吾心之良知，良知是每个人内心所固有的道德准则和智慧，是天理的体现 。只要将心中的良知推之于万事万物，就能使万事万物皆得其理 。

王阳明的 “格物致知” 说，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心的道德自觉 。他认为，人们不需要向外去寻求天理，只需要通过内心的反省和修养，就能认识到天理，并将其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这种思想，打破了朱熹格物致知论的传统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世界和修养身心的方法 。 例如，在面对一件事情时，按照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方法，人们首先要审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意念是否纯正，是否符合良知 。如果意念纯正，就按照良知的指引去行动；如果意念中有私欲杂念，就要及时纠正，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的过程中，就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实现 “格物致知” 的目的 。

二、王阳明的良知世界（一）良知即人性本善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良知被视为人性本善的生动体现 ，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源所在 。他坚定地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深植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就如同孟子所倡导的 “性善论” ，肯定了人天生就具备善良的本性 。

王阳明说：“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亦在于吾心之良知欤 ？” 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即将掉入井中时，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恻隐之情 ，想要去救助他 。这种恻隐之心并非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内心良知的自然流露 。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也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 ，是一种纯粹的、本能的善意 。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当人们面对他人的困境时，那份出自良知的同情心和救助的意愿总是会油然而生 。

这种良知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内心的道德世界 ，引导我们做出正确的行为 。王阳明强调，良知是一种自然的善意，不是因为惧怕惩罚或追求奖励才去做好事 。真正的善是出自心底的自发行为 ，它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 。正如在商场工作的店员小李，当他看到一位老年顾客结账时忘记了钱包 ，他并未犹豫，主动垫付了费用 ，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 。他的行为并非为了得到顾客的感谢或商场的表扬，仅仅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同情心 ，这就是良知在内心的自然体现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当公交车上有老人上车时，年轻人会主动起身让座 ；当看到有人在马路上摔倒时，路人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背后都是良知在发挥着作用 ，它们展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让我们感受到了善良的力量 。

良知不仅体现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更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仁人志士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热爱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与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他们的行为，正是良知的驱使 。他们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必须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这种出自良知的担当和勇气，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拼搏 。

（二）良知是心之本体

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之一 。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 心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良知则是心的本质属性 ，是心之本体的具体体现 。

心通过良知来感知和判断是非善恶 。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时，内心的良知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这种判断不是基于外在的标准或他人的意见，而是源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能认知 。就像当我们面临是否要撒谎的抉择时，良知会提醒我们，诚实是一种美德，撒谎是不对的 。这种内心的声音是如此清晰和强烈，它引导着我们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选择 。

心、良知和天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 良知就是天理在人心中的体现，它是天理的具体化身 。天理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也是道德的最高准则 。而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将天理与人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通过致良知，我们可以将心中的良知推之于万事万物 ，使万事万物皆得其理 ，从而实现心与理的合一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依据良知去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就是在践行天理 ；在面对工作和学习时，我们凭借良知去认真负责、努力进取，也是在遵循天理 。

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和普遍性 。它不受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圣人还是普通人，心中都拥有同样的良知 。“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良知，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和扩充自己的良知 ，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而普通人则往往会受到私欲的蒙蔽，导致良知被遮蔽 ，无法清晰地感知和判断是非善恶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地修养和学习，去除心中的私欲，恢复良知的光明 ，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

（三）良知在生活中的作用

良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如同一位无声的导师，时刻指导着我们的行为 。在面对利益诱惑时，良知能够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 。例如，小林在公司有机会参与一个高额回扣的项目 ，回扣数目巨大，但有违公司道德准则 。尽管内心有过犹豫，但他还是选择拒绝 ，并且提醒自己坚持职业道德 。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内心的良知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 ，让他没有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 。他深知，违背职业道德获取回扣，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却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公司的利益，最终也会让自己陷入道德的困境 。正是良知的指引，让他坚守住了道德的底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

在面临道德抉择时，良知更是成为了我们行动的指南 。小王作为一名班长，发现班级纪律问题严重 。在面对班主任时，他选择主动承担责任 ，坦然承认疏忽 ，而不是推卸责任 。他的这种行为，就是良知在发挥作用 。他明白，作为班长，自己对班级纪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为了逃避责任而隐瞒问题，不仅会影响班级的管理，也会损害自己的人格 。通过主动承担责任，小王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担当精神，也为班级树立了榜样 ，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和信任 。

在人际交往中，良知能够促使我们关怀他人，尊重他人的感受 。小梅在地铁上看到一位残疾人举步维艰地上车 ，她没有犹豫，立即上前搀扶 。她的行动并不是为求表扬，而是出于对他人的自然关怀 。这种出自良知的关怀，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温暖和融洽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看到他人需要帮助时，能够主动伸出援手 ，这就是良知在引导我们传递爱与温暖 。而当我们与他人发生矛盾时，良知又会提醒我们要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立场，避免冲突的升级 。例如，小高和同事在一次讨论中发生分歧 ，对方态度激烈 。但小高没有回击，而是换位思考对方的立场 ，并在冷静后找时间沟通 。最终，二人相互理解，消除了分歧 。这种包容的态度正是他内心良知的反映 ，它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

三、格物致知的新解：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一）“格物” 即 “格心”

王阳明从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的观点出发，对 “格物” 进行了独特的诠释 。他认为，“格物” 的 “物” 并非指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指人的意念所指向的对象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 比如，当我们心中产生了想要帮助他人的意念，那么帮助他人这件事就是 “物”；当我们心中产生了想要学习的意念，学习这件事就是 “物” 。因此，“格物” 实际上就是在这些意念所及的事情上，去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要去除心中的私欲和杂念，使自己的意念符合天理 。

王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 这里的 “正” 就是要让我们的意念和行为符合良知的要求，符合天理 。在面对名利的诱惑时，我们心中可能会产生贪婪的意念，这就是 “不正” 。此时，我们需要通过 “格物” 的功夫，审视自己的内心，认识到这种贪婪的意念是错误的，是违背良知的 。然后，努力去除这种私欲，使自己的意念回归到正途，做到不被名利所迷惑，坚守道德的底线 。这种对内心意念的审视和修正，就是 “格物” 的过程 。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与弟子的对话也充分体现了 “格物” 即 “格心” 的思想 。有弟子问：“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 王阳明回答说：“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究 。” 他强调，在侍奉父母这件事情上，具体的行为如冬天保暖、夏天纳凉、早晚请安等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孝心 。这种真诚的孝心就是良知的体现，而 “格物” 就是要在侍奉父母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除自己心中的私欲，使孝心更加纯粹 。如果一个人只是表面上按照礼仪的要求去侍奉父母，但内心却充满了对父母财产的觊觎或者对侍奉父母的厌烦，那么他的行为就不符合 “格物” 的要求 。只有当他真正从内心深处去除这些私欲，以真诚的孝心去侍奉父母时，才算是做到了 “格物” 。

（二）“致知” 即 “致良知”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致知” 就是致吾心之良知 。良知是每个人内心所固有的道德准则和智慧，是天理的体现 。“致良知” 就是要将内心的良知推广到事事物物之中，使事事物物皆符合天理 。

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 良知是一种本能的道德认知，它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不需要通过向外学习和寻求就能获得 。当我们看到父母时，内心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孝顺的念头；当我们看到兄长时，就会知道要尊敬兄长；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掉进井里时，就会本能地产生恻隐之心，想要去救助他 。这些都是良知的自然流露 。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良知往往会被私欲所蒙蔽，导致我们无法清晰地感知和判断是非善恶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 “致良知” 的功夫，去除心中的私欲，恢复良知的光明 。“致良知” 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提升的过程 。我们要时刻审视自己的内心，看自己的意念和行为是否符合良知的要求 。如果发现自己有错误的念头和行为，就要及时纠正，使自己的良知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

致良知的具体方法包括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等 。立志是致良知的前提，只有树立了远大的志向，我们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 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会像无舵之舟，随波逐流，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勤学是致良知的重要途径，通过学习经典、向他人请教等方式，我们可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改过是致良知的关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重要的是要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 。王阳明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 只有勇于承认错误，积极改正错误，我们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责善是致良知的重要方法，我们要能够善意地指出他人的错误，帮助他人改正 。同时，也要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建议，不断地提高自己 。

（三）事上磨炼，知行合一

王阳明强调，良知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要在具体事务和行动中磨炼和践行 。他主张 “事上磨炼”，认为只有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才能真正检验和提升自己的良知 。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过程中，王阳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 。宁王朱宸濠蓄谋已久，势力强大，而王阳明手中的兵力却十分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运用 “知行合一” 的理念，制定了周密的战略计划 。他先是散布虚假消息，迷惑宁王，使其不敢轻易行动 。

然后，迅速组织兵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 。在战斗中，王阳明身先士卒，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 。经过激烈的战斗，王阳明最终成功地平定了宁王叛乱 。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展现了王阳明卓越的军事才能，更体现了他 “事上磨炼”“知行合一” 的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的良知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发挥 。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的重任，因此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知行合一” 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观点，与 “格物致知”“致良知” 紧密相连 。王阳明认为，“知” 和 “行”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我们不能将 “知” 和 “行” 割裂开来，只停留在理论的学习上，而不付诸实践 。只有将 “知” 和 “行” 统一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和深化自己的认识，才能真正实现 “格物致知” 和 “致良知” 的目标 。比如，我们知道孝顺父母是一种美德，这是 “知” 。

但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关心父母，不照顾父母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做到 “行” 。只有当我们将对父母的孝顺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如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倾听父母的心声、为父母分担家务等，才能真正体现出我们对孝顺的 “知” 。只有通过在具体事务中的磨炼，我们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实现 “知行合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帮助他人、遵守社会公德、努力学习等 。在这些小事中，不断地践行良知，做到言行一致，将 “知” 和 “行” 有机地结合起来 。

四、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的碰撞（一）天理人欲之辨的异同

朱熹主张 “存天理，灭人欲” ，他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道德的最高准则，而人欲则是违背天理的不正当欲望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天理是形而上的道，是永恒不变的；人欲则是形而下的，是由人的感性欲望和自私自利的心理产生的 。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 正常的饮食需求是天理的体现，但过度追求美食、贪图享受则属于人欲的范畴 。朱熹认为，人欲会蒙蔽人的本心，使人背离天理，因此必须通过 “格物致知” 的功夫，对事物进行深入探究，认识到天理的存在，并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达到与天理合一的境界 。在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时，人们应该通过对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的学习，明白追求功名利禄应该遵循正当的途径，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择手段 。只有克制住内心的贪婪和虚荣，才能坚守住天理 。

王阳明也主张去除私欲，但他对天理和人欲的理解与朱熹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天理与人欲并非完全对立，人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恶的，只有过度的欲望才是违背天理的 。他说：“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 。” 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只要它们能够顺其自然地流露，不被过度执着和扭曲，就是良知的体现 。

比如，一个人对美食有一定的喜爱，这是正常的欲望 。但如果他为了追求美食而不顾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不惜借贷去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那就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属于过度的欲望，违背了天理 。王阳明强调，要通过内心的修养和自我反思，使自己的欲望得到合理的控制，从而达到天理与人欲的和谐统一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只要我们能够依循良知的指引，就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欲望，使欲望符合天理 。

在天理人欲之辨上，朱熹和王阳明都强调去除私欲对个人修养的重要性 。他们都认为，私欲会阻碍人们对天理的认识和追求，只有摆脱私欲的束缚，才能实现道德的完善 。朱熹的观点相对较为严格，他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强调对人欲的克制和消除；而王阳明的观点则更加注重人的内心感受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他认为天理和人欲可以在良知的统辖下实现和谐共处 。这种差异反映了他们在哲学思考和道德实践方法上的不同侧重点 。

（二）体用观的分歧

朱熹的体用观可以被界定为 “划分性体用观” 。他继承了程颐的思想特色，将形而上与形而下鲜明地区分 。朱熹认为，理是体，是形而上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根本原则；气是用，是形而下的器，是构成万物的具体材料 。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 在朱熹看来，理是先于气而存在的，气是依据理而产生的 。体和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逻辑层次和因果关系，理是根源，气是理的表现形式 。就像房屋的设计蓝图（理）是房屋建造（气）的依据，先有设计蓝图，才能按照蓝图来建造房屋 。体用虽然相互关联，但它们的精粗、先后之差别始终存在 。

王阳明的体用观则是 “连续性体用观” 。他认为体和用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状态，不存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严格区分 。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 。” 体和用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离开了体，用就无从谈起；离开了用，体也无法显现 。他以良知为例，认为良知既是体，也是用 。良知作为心之本体，是道德的根源和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良知的发用流行，表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和实践 。当我们看到他人有困难时，内心的良知会驱使我们去帮助他，这种帮助他人的行为就是良知的用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体用是连续的、统一的，不存在朱熹所强调的那种逻辑上的先后和层次之分 。

朱熹和王阳明的体用观分歧对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的划分性体用观使得他更加注重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对客观规律的探究，强调通过 “格物致知” 的方法，从具体事物中去认识理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的发展，但也容易导致人们将心与理、体与用割裂开来，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心的体验 。而王阳明的连续性体用观则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内心的道德自觉，强调通过内心的修养和自我反省来实现对天理的体悟和实践 。这种观点更加注重人的情感和体验，强调知行合一，但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上可能相对不足 。

（三）思想差异背后的时代因素

朱熹所处的宋朝，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举制度盛行，士大夫阶层崛起 。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受到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理学思想 。朱熹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思想受到当时学术氛围和社会需求的影响 。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秩序，需要一种能够统一人们思想、规范社会行为的理论体系 。朱熹的理学强调天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主张通过 “格物致知” 的方法来认识天理，进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这种思想符合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宋朝的学术氛围较为开放，学者们对各种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辨特点和修养方法，构建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 。

王阳明生活的明朝，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统治面临着诸多危机 。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 。同时，程朱理学在明朝占据统治地位，但逐渐走向僵化，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 。王阳明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程朱理学的弊端，他提出心学思想，强调人的内心良知和主观能动性，主张通过 “致良知” 和 “知行合一” 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求，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 。明朝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王阳明的心学更加注重人的个体价值和内心体验，适应了市民阶层对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追求 。

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差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时代的不同导致了社会问题和人们需求的差异，从而促使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对后世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五、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现代回响（一）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和巨大的压力常常让人们感到焦虑和迷茫，内心的宁静与道德的坚守变得愈发困难 。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回归内心、提升自我的有效途径 。它强调通过内心的反思和修养，去除私欲，恢复良知的光明 ，从而实现个人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的提升 。

许多现代成功人士在实践中践行了阳明心学的理念 。被誉为 “经营之圣” 的稻盛和夫，他的经营哲学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 。稻盛和夫在创办京瓷公司和第二电电（KDDI）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着 “敬天爱人” 的理念 。他认为，企业经营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更要遵循天理，关爱员工和社会 。在面对企业经营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时，他总是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曾说：“我认为，人生・工作的结果 = 思维方式 × 热情 × 能力 。” 这里的思维方式，就是指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阳明心学中的 “致良知” 思想，正是帮助他树立正确思维方式的重要源泉 。在他的领导下，京瓷公司和 KDDI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世界知名的企业 。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思想与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我认知和心理成长理论有着相通之处 。现代心理学认为，自我认知是个体心理健康和成长的基础 。通过对自己内心的深入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情绪、需求和价值观，从而做出更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 。阳明心学强调的 “格心”，就是一种深入的自我认知过程 。通过对自己内心意念的审视和反思，我们能够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私欲和杂念，并努力去除它们，使自己的内心更加纯净和光明 。这种自我认知和内心修养的过程，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心理素质，增强我们的心理韧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研究表明，经常进行自我反思和内心修养的人，更容易保持积极的心态，减少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 。

（二）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在企业管理中，阳明心学的 “致良知”“知行合一” 等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致良知” 要求企业领导者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不仅要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关心员工的福祉、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赢得员工的信任和支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 。

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马云一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观 。阿里巴巴提出了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企业管理中，阿里巴巴注重员工的价值观培养，将 “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诚信、激情、敬业” 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的践行，正是 “致良知” 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 。通过将良知融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行为中，阿里巴巴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还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知行合一” 则强调企业管理者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执行力和行动力 。在企业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管理者要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 。同时，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海尔集团的 “日清日毕，日清日高” 管理方法，就是 “知行合一” 思想的生动实践 。海尔要求员工每天都要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并对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通过这种管理方法，海尔培养了员工的执行力和责任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

阳明心学还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当企业将 “致良知”“知行合一” 等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中时，员工会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他们会更加认同企业的目标和使命，积极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海底捞以其优质的服务而闻名于世，其背后正是独特的企业文化在支撑 。海底捞注重员工的培养和关怀，将员工视为企业的重要资产 。在海底捞的企业文化中，强调员工要用心服务顾客，为顾客创造价值 。这种文化理念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使海底捞成为了餐饮行业的佼佼者 。

（三）在社会治理中的潜在意义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阳明心学的思想可以为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 。阳明心学强调人的内心良知和道德自觉，认为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只要通过适当的引导和教育，就能激发人们的良知，使他们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 。在学校教育中，可以将阳明心学的思想融入到德育课程中，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通过讲述王阳明的故事、解读阳明心学的经典著作，让学生了解良知的内涵和重要性，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知，做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 。在社会教育中，也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传播阳明心学的思想，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 。举办阳明心学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阳明心学，从中汲取道德智慧，促进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 。

面对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阳明心学的思想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的思路 。阳明心学强调 “致良知”，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要从良知出发，秉持公正、善良的原则 。在处理人际关系矛盾时，我们可以运用阳明心学的思想，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以平和的心态去解决问题 。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时，不要急于指责对方，而是要反思自己的行为，看是否符合良知的要求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阳明心学的 “知行合一” 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认识上，还要积极采取行动，将解决问题的理念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还要积极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从自身做起，减少污染，节约资源，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

六、结语：传承阳明智慧，照亮现代之路

王阳明以其深刻的哲学洞见，赋予了 “格物致知” 全新的内涵，将 “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作为核心思想，构建了一座巍峨的思想大厦 。他打破了传统理学将心与理二分的桎梏，提出 “心即理” 的观点，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性本善的光辉体现 。通过 “格物” 即 “格心”，“致知” 即 “致良知” 的独特诠释，强调在事上磨炼，实现知行合一 。

在与朱熹理学的碰撞中，阳明心学展现出鲜明的特色 。在天理人欲之辨上，虽都主张去除私欲，但王阳明认为天理与人欲并非完全对立，人的正常欲望在良知的统辖下可与天理和谐共处 ；在体用观上，朱熹秉持划分性体用观，而王阳明则倡导连续性体用观，强调体用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 。这些差异背后，是时代的烙印，反映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思想文化的特点 。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阳明心学的光芒依然熠熠生辉 。在个人修养方面，它为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提供了一片宁静的心灵栖息之所，帮助我们提升道德品质，增强心理素质，实现自我成长 。稻盛和夫等成功人士的实践，以及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支持，都充分证明了阳明心学在个人修养领域的价值 。在企业管理中，“致良知” 要求领导者具备高尚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知行合一” 则促使管理者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执行力 。阿里巴巴、海尔、海底捞等企业的成功案例，彰显了阳明心学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在社会治理层面，阳明心学为道德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新方法，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

在新时代，我们应深入挖掘和传承阳明心学的智慧 。将其融入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弘扬阳明心学的理念，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生活中，倡导阳明心学的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让王阳明的思想成为我们前行道路上的明灯，照亮我们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征程 ，为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