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王在法下”，简而言之就算国王也要受到法律约束，犯法之后也要受到法律惩处。按照西方历史描述，“王在法下”始于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1215年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被迫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将“王权”限制在了法律之下。

毫无疑问，“王在法下”是正确的，权力就该被关在笼子里。但问题是，西方国家一直以此自我标榜，那么是不是真的做到“王在法下”了呢？其实，西方只是善于包装而已，现实发生的很多事情就一次又一次的戳穿这一神话。

谈“王在法下”，必然要谈英国大宪章，这已经被捧上神坛了。但实际上，这里面存在很多“误解”，甚至是刻意制造的谎言。

1215年，英国还不是君主专制国家，国王不过是大一些的诸侯，本来就没有权利干涉诸侯，因此当时英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王权”，又如何来限制“王权”？所谓《自由大宪章》，是因为约翰王想要收拢权力，遭到贵族诸侯的反对，最终双方签署的一份约定，要求国王不能损害诸侯权力。

1485年，亨利七世靠武力取得王位，建立的“都铎王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权，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王权”。但这一时期，根本就没有“王在法下”之说，反之如果真的“王在法下”，还如何实现君主专制？

实际上，近代资产阶级兴起后，为了限制王权、以便发展自己，才从“古墓”中将大宪章掏了出来，才强调“王在法下”。但1215年的大宪章是国王与贵族诸侯签署的，也不保障商人权益，所以只是借用“王在法下”的思想，内容却已经面目全非了。

问题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真能实现“王在法下”，真的是“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真能有罪必罚？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接下来不妨看一个事实。

按照王在法下，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罪必罚才对，其中特别强调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如今，美国可谓是“西方之光”，甚至被称为人类文明的灯塔，简称“灯塔国”，然而美国却有“总统特赦”。

中国古代皇帝也有赦免权，但还是有限制的，比如“十恶不赦”，皇帝一意孤行往往就会遭到抵制。然而，灯塔国总统特赦却是“一项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只要是违反联邦层级法律的与不是被国会弹劾的犯罪对象都能赦免，总统可以为所欲为。

比如：杜鲁门曾特赦1913个罪犯，艾森豪威尔特赦1110人，林登·约翰逊赦免960人，尼克松总统特赦863人，1977年卡特一次性赦免了超过20万名越战期间的逃兵役者（这类似中国的“法不责众”，可以理解），克林顿特赦450人，奥巴马离任前特赦了212人、给1715人减刑。其中，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福特上台后立即特赦尼克松，尽管六成美国人反对这次赦免。

坦率的说，如果赦免犯罪情节可以商量的极少数人，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总统赦免的很多人罪恶累累，比如现在总统的儿子就罪恶累累，但依然被特赦，而且赦免数量极大，比如杜鲁门特赦了近2000个罪犯，这是典型的“王在法上”，如此再标榜自己如何如何“王在法下”，无疑是非常可笑的。

其实，很多事情不能只看“上半句”，更要问“下半句”，既然权力在笼子里，那么谁在笼子外？既然“王权”在法下，那么谁在法上？以美国来看，不仅现实的“王”在法上，而且资本也在法上。

问题在于：虽然西方国家根本不是“王在法下”，而且事实早已给出答案，但为何人们还是相信西方“王在法下”？原因很简单，虽然事实早已击破西方国家的“王在法下”，但西方非常善于包装，通过影视书籍等等方式，不断的将自己美化包装，最终将一群国人迷得神魂颠倒，对西方“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对事实却不屑一顾。

与之相反，中国舆宣实在太逊，先秦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后历代都有法典，朱元璋推行官民同罪，很多帝王都下过“罪己诏”（西方可有帝王主动公然认错？）。因此，中国古代法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闪光点。最终，舆论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中国古代法制一无是处，英国诸侯与国王的协定却成为“人类之光”，从而助推西方占据可以随意指责他国的道德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