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两晋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在文化上却有它的贡献。毛泽东认真研究了晋史的重要著作《晋书》。其中，有三册的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八”，有五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一九七五，八月再阅”，“一九七五，九月再阅”。毛泽东研究晋史，很注重对两晋时代特点的把握，将士大夫的操行和所谓“五胡乱华”问题重点加以品读、研究，能够一针见血地点明问题所在，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看法，值得学习。
迁与不迁，最终都会乱
品读原文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毛泽东读《晋书·江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0页）。
品读精华解析
自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匈奴问题的解决，南匈奴和一部分不愿向西迁往欧洲的北匈奴以及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开始在今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的边境地区定居。到西晋时期，又再次出现了少数民族部落大规模内迁的浪潮。匈奴族和羯族大量进入今山西地区，鲜卑族已经进入今辽宁、河北、甘肃、青海境内，氏族和羌族则进入了今陕西，甘肃、四川的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的内迁，一方面促进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在当时也确实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民众为反对当时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以及出于其他复杂原因而举行的武装反抗，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给西晋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匈奴人郝散率众在上党（今山西长治）起兵。元康六年，郝散之弟郝度元又联合冯翊（今陕西西安东部）、北地（今陕西富平，耀县一带）两郡的马兰羌、卢水胡起兵，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击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和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关中地区的氏族和羌族民众纷纷响应，氐人齐万年被拥立为帝。元康七年，齐万年率军击败西晋建威将军周处，关中大震。元康九年，西晋积弩将军孟观率军进攻，俘虏了齐万年。
当时正担任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令的江统认为要彻底平息少数民族的反叛，光靠军事镇压不行，必须要利用孟观的这次军事胜利，把已经迁入内地的氏、羌等少数民族再迁出去，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生活的边远地区。于是，他写了一篇《徙戎论》，详细陈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夫蛮夷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及至周室失统……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关中土沃物丰，厥土上上……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而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土庶之富，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族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然而，由于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前后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当时已经爆发，因此江统在《徙戎论》中所提出的建议，晋惠帝没有，也不可能采纳。结果不到十年，氐人李雄便在成都称帝，建立了成汉，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帝，建立了前赵（后改称汉国），成为“五胡十六国”的先导。因而当时的人们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统确实有先见之明。因为在他的《徙戎论》问世后的17年，即晋愍帝建兴元年（316年），西晋就被汉国攻灭了。但毛泽东却对江统的见解不以为然，在《晋书·江统传》上批注道：“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毛泽东认为：在封建时代，由于各中原王朝采取了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当时西晋政权已是病人膏肓，无法控制局面了。如果强行迁走“五胡”，那势必会激起“五胡”反乱，如果不迂走“五胡”，听之任之，那“五胡”最后势必也会反乱。这是封建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经过千数百年以后，即到了今天，由于民族政策好，各民族和睦相处，已经“化”为一家，亲如兄弟了，因而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毛泽东的这个论点实际上是对今天民族政策的历史诠释。
桓温带兵北伐是作样子
品读原文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品读精华解析
桓温在东晋一朝历事七帝，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的北伐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动，但他的动机却不是为国为民，毛泽东认为他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最终目的是当皇帝，这是有道理的。
更主要的，毛泽东认为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这是毛泽东最为憎恨的，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尺度。
郭象品行不端
品读原文
郭象无行
——毛泽东读《晋书》卷五十《郭象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页）。
品读精华解析
《晋书·郭象传》称郭象“为人行薄”，而毛泽东对学术上的剽窃行为一向深恶痛绝，因而批注道：“郭象无行”。当然，毛泽东说“郭象无行”，还有一重意思，即对郭象早年自命清高，“任职当权”，后却极端势利的行径予以揭露和批评。
庾纯骂贾充，实乃“公骂”
品读原文
此公骂也。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品读精华解析
《晋书》卷五十《郭象传》后有《庾纯传》。本传记载，庾纯在担任京畿长官河南尹期间，当时的司空（三公之一）贾充宴请百官，庾纯也应邀出席。席间，庾、贾两人一开始出语相讥，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庾纯忍无可忍，就当着众人怒骂道：“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随即直截了当地捅出贾充十几年前杀害当朝皇帝（魏高贵乡公曹髦）的鄙劣行迹。这等于是捅了马蜂窝，一场轩然大波掀了起来，一时间朝野轰动。在《晋书》的《庾纯传》、《贾充传》里，都有这方面的详细记载。此事发生的时间，大约在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八九月间。
毛泽东读了《庾纯传》这段有关文字后，旁批四字：“此公骂也。”就是说，庾纯怒骂贾充，揭露贾充的早先劣迹，正是当时后世人心里都认同谴责的内容。就庾纯而言，他一人骂，实为“公骂”；就贾充而言，他虽一时得势，但永远不得人心。
陆机的《文赋》好，可惜长了点
品读原文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见《缅怀毛泽东》第473页。
品读精华解析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晋武帝派兵过长江征伐东吴。次年（280年），吴亡，全国实现了统一。汉末以来，江南社会比较稳定，文化的进步突飞猛进，人才济济可观。西晋后期，文坛上出现的“二陆”（陆机、陆云兄弟），就是从南方到北方的佼佼者，在文学史上很有名气。
陆机
毛泽东于1958年9月间，对陪同他一块到安徽视察工作的民主人上张治中讲：“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二陆”于《晋书》卷五十四各有传，他兄弟俩北上入洛的时间是在晋武帝大康十年（289年）。也就是说，吴亡后，又过了十年，他俩才抵达北方。陆机（261—303年）比陆云（262—303年）大1岁，他俩入洛时，一个29岁，一个28岁。当时北方文坛上的著名文人张华获悉“二陆”入洛的消息后，竟兴奋地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言下之意是，晋军下江南灭了东吴，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罗致到陆氏兄弟。这当然说得太夸张，可也反映出“二陆”在北方文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同寻常的。陆机的代表作《文赋》的写作时间，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他40岁或41岁时，即在晋惠帝永康、永宁（300～301）之际，亦即入洛后十年以后所成。这篇赋作在《晋书》本传里，既没有引录，也没有提及。后来，南朝时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收录了这篇作品，从此引起了后人的高度重视。
《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而系统地揭示文学创作过程的文章，而且因为是结合着个人创作中的深切体会，比较具体地论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创作的因起，构思的过程，风格差异的形成，审美的标准，文学的作用，等等），因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就创作活动而言，确实是人脑思维的产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创作过程当中，“情瞳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思维是伴随着情感和形象进行的，有时顺畅，有时涩滞，“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就是讲灵感也需要去把握，才能率尔命笔，文思流畅。陆机讲的这些，既不否认灵感的存在和它的作用，更强调“情”与“物”互相推进的意义。陆机论创作，有自己切身的体会，懂得其中甘苦，所以能说到痛痒处。
毛泽东喜好文学，创作时也会“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进而“欣然命笔”的，所以他对陆机讨论的问题，也同样有自己的深切体会，认为《文赋》所论，“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这一评价，大概是说陆机把创作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真真切切论述明白了，既不神秘，也不玄妙，而是很实际很合理，能够说服人。还有一个例子，值得一说。1959年，《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曾经就《文赋》的评价问题，开展过讨论：有一种意见说，《文赋》不值得肯定，它大讲作文方法，开了后来形式主义的先河。
12月27日的《光明日报》登出了一篇反驳的文章，题为《如何评价〈文赋〉》，不同意贬低《文赋》价值的论调，主张给予它充分的肯定。毛泽东读了此文，甚表赞同，特意批示此文是“一篇好文章”，并希望其他人也读一下。作为文人的毛泽东，深谙为文之道，他在这方面发表的不少见解，大出某些“大家”的意料。毛泽东总体上肯定《文赋》，即为一例。《文赋》连序带赋，有1700字左右。毛泽东觉得“太冗长了些”，认为这是它的缺陷，令人“可惜”。
潘尼的《安身论》是“道家言”
品读原文
道家言。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9—170页。
品读精华解析
潘尼（250—311年）于《晋书》卷五十五有传。在他的传记里，全文引录了他入仕居官之前写成的一篇《安身论》。据有的学者考证，这篇文章大概写成于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前后，作者将近20岁的时候。
安身论
魏末以至晋初，京城洛阳的社会空气很不正常。在士大夫这个群体当中，追名逐利、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放诞不羁，形成了一种风气。当官的越来越多，办事的越来越少；人高等学府（太学）的百官子弟越来越多，真正学有所成的越来越少。总之，干事的不如不干事的，埋头勤奋的不如凭口空谈的，廉洁白守的不如寡廉鲜耻的。史书中概括这一畸形社会现象是：“风俗趣意，礼让陵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些正直的士人站出来说话，或写文章，或上书朝廷，大声疾呼，提出建议，以求扭转世风习尚。《晋书》有传的傅玄、刘富、庾峻等人，先后著文立论，从儒家的立场抨击世风。而潘尼则是从道家的角度出发，专就士人如何立身自处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本传说他“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所守”，大体反映出他写作的用意所在。
《安身论》文长1200余字。文中强调，无私寡欲乃做人之本，也是“安身”免祸的唯一选择；并希望“今之学者”“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以为“安身”之计。从正面立论时，就讲“君子”应该如何如何。
毛泽东耐心地读了潘尼的《安身论》，于文中两处写了批语。一处是在讲“安身”之理的地方。原文曰：“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毛泽东批了三字：“道家言。”
道家是先秦的一大学派，老子、庄子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学说的要点，是强调“自然”之“道”。具体讲，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伦理道德上主张“绝仁弃义”（即反对儒家用礼义束缚人），个人思想、行为上主张无欲无求，顺其自然。心无私而行不争，言要慎而身无求。这也正是《安身论》要宣扬的重点。
另一处是在讲普通人的处世哲学处。原文曰：“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君子）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薮泽……遗意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意思是说，入长安，刘穆之病死建康。刘裕一听说刘穆之已死，害怕朝廷生变，赶紧离开长安东还。
同是围绕着“九锡”之礼，荀或是有意不理睬曹操的意图，刘穆之是无意中忽略了刘裕的心事；荀或饮药而卒，刘穆之愧惧病死。两人在主子最惦记的这件事上，虽有主观与客观的差别，有抗拒与疏忽的不同，但同为辅佐重臣，又都因为同一事端丢了性命，却是相似的。所以说，东晋末年刘穆之病死，跟东汉末年荀或身亡，二者之间有“略似”之处。
圣人也免不了外患内忧
品读原文
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
——毛泽东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第4页。
品读精华解析
毛泽东在读《王羲之传》时，针对王羲之对晋穆帝的陈词“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为以深”之语批注道：“虽圣人亦如此，况无圣人耶！”意思是说：“即使是圣人，也照样免不了外患内忧之事，况且根本不存在圣人。”
王羲之
在毛泽东看来，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再伟大的人物来治理国家，也避免不了有外患内忧之事。“况无圣人耶”！反映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大家知道，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子风度”与“圣人境界”的影响，他是承认“圣人”并崇拜圣人的，他以“大本大原”的宇宙观阐发“圣人”，认为“圣人”是“既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
但青年毛泽东在崇拜圣贤的同时，也非常怜悯小人，提出了“君子救小人”的主张，信奉“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的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日益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已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认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从此，他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谢安为国家立了两次大功
品读原文
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品读精华解析
毛泽东对谢安赞赏有加。他在《谢安传》上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
毛泽东高度评价谢安的原因有两个，即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这场战争后，东晋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稳定了东晋在南方的统治。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
谢安
谢安对桓温觊觎皇位的企图早已洞悉，他表面上与桓温虚与周旋，暗中则设法阻止桓温的篡位活动。简文帝刚刚死去，谢安等人乘桓温不在都城建康（今南京）之机，拥立司马曜为帝。桓温得知简文帝去世，以为能禅位于已，结果愿望落空，于是从姑熟率兵赶赴都城，打算诛杀谢安，然后抢夺皇位。谢安神情自若地见桓温，要他还兵军镇。桓温回到姑熟，继续遥控朝政。不久，桓温身患重病，多次派人催促朝廷赐其“九锡”（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权势极大的大臣九种象征特殊礼遇的物品。历代受此者多为新王朝的开创人，所以受“九锡”实际上成为禅位的象征）。执政的谢安采取拖延的办法，直到桓温含恨而死，“九锡”之文也没有下达，使桓温的野心未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