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往往以双重面貌呈现。它们初次登场时，往往带有悲壮的色彩；而再次出现时，则常常演变成一场闹剧。这种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第一次的发生往往充满严肃性和深刻性，而第二次的重现则显得荒诞和滑稽。这种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变，反映了历史事件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不同意义和影响。历史的重复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形式再现，这种再现往往带有讽刺意味。

黑格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本书里，一开头就引用了这句话，用来讽刺拿破仑三世通过政变上台的滑稽和荒谬。

全斗焕建立的“第五共和国”同样适用这一观点。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正如拿破仑三世试图效仿其伯父拿破仑却始终无法企及，全斗焕也试图追随朴正熙的脚步，却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两位后继者都试图复制前辈的成功模式，却因能力与时代的差异，最终只能成为失败的模仿者。拿破仑三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作为远不及拿破仑，全斗焕在治国理政方面也难及朴正熙的成就。这种模仿与现实的差距，恰恰印证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无论是拿破仑三世还是全斗焕，他们的经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简单的模仿无法成就真正的伟业，每个时代都需要属于自己的领导者。

要理解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追溯到1979年10月26日那起震惊全球的刺杀事件。

【“除虫射日”：一场影响韩国历史的冲动杀人】

在宴会上，金载圭突然掏出枪，对准朴正熙和车智澈开火，同时将随行的六名警卫一并击毙。

当时在场的人除了金载圭和他的亲信特工，还有朴正熙邀请的两位女性。此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正在餐桌旁用餐的秘书室长金桂元。

金桂元与金载圭两人关系密切，彼此交情深厚。与此同时，他对车智澈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也颇为反感。

在策划暗杀行动前，金载圭曾向金桂元暗示过自己的打算。金桂元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但也没有阻止，实际上默许了金载圭的计划。然而，当金载圭真正扣动扳机实施“除虫射日”行动时，金桂元却表现得惊慌失措，完全出乎意料。

他紧张地盯着金载圭，心里直打鼓，生怕对方一时冲动把自己也给解决了。然而，金载圭并没有动手的意思，只是严肃地让金桂元必须守口如瓶。金桂元立刻点头如捣蒜，保证绝不泄露半句。见他这么干脆，金载圭也随即表示相信他。

达成这一“君子协议”后，两人各自展开了行动。

金桂元负责将伤势严重的朴正熙紧急送往南山陆军医院进行救治，与此同时，金载圭驾车前往陆军本部。

从这一刻起，金载圭的失败已成定局，主要原因有两点：

金载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轻信了金桂元这个关键目击者。作为刺杀现场最重要的见证人，金桂元本应受到严密监控。然而，金载圭却毫无防备地让他单独护送朴正熙去医院，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种疏忽大意直接导致了关键证据的流失，为后续调查带来了极大困难。

金载圭作为中央情报部的一把手，本应立刻返回KCIA总部，召集下属制定应对方案。然而，他却优柔寡断，莫名其妙地跟随陆军参谋长郑升和前往陆军司令部，试图寻求军方的援助。

当时郑升和可能并不清楚金载圭是刺杀朴正熙的凶手，但当他看到金载圭身上带有血迹时，心里应该已经有了初步判断。基于这种推测，他建议先前往自己的陆军司令部，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计划。

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金载圭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

金载圭在军队里没啥背景，根本压不住郑升和，也没能耐让其他军官听他的，按他的想法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把这事说成是“军队改革”而不是造反。

军方的初步行动是什么？他们决定先与韩国的实际掌控者——美国进行沟通，征求他们的看法。

金载圭又一次失去了占据优势的时机。

与此同时，金桂元正密谋对金载圭采取不利行动。

起初，金桂元误以为金载圭在主导一场权力分配会议。然而，当他发现金载圭被军方操控时，立刻撕毁了之前的“君子协定”。他迅速召来了总理崔圭夏和国防部长卢载铉，揭露了金载圭刺杀朴正熙的真相，并试图将责任推给已故的车智澈，使其无法自辩。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最终的结果是：他不得不与金载圭一起接受法庭的审判。

对于"金载圭刺杀朴正熙"这件事，人们的看法至今仍有分歧。有人认为金载圭是位民主斗士，他向来敬佩那些为正义献身的英雄，渴望有朝一日能建功立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他向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表示，自己的正义感远超常人。他始终强调，自己反对维新体制，不认同朴正熙对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压制。正因如此，他才会“怀着野兽般的决心，向维新的核心开火”。他的行动与理念完全一致。

从另一个角度看，金载圭的举动更像是一时冲动的谋杀，他的那些辩解无非是为了掩饰自己夺权的真实意图。作为高层政治人物，他完全没顾及自己轻率的行为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政治影响。

金载圭仓促开枪的行动暴露了他在刺杀朴正熙后缺乏周密的后续安排。由于没有制定详细的应对策略，韩国并未实现预期的民主转型，反而陷入了全斗焕更为专制的统治之下。这一事件充分说明，缺乏深思熟虑的行动往往会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金载圭的鲁莽不仅未能推动国家进步，反而让韩国陷入了更深重的独裁统治之中。这一历史教训警示我们，重大变革需要系统性的规划和准备，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为什么是全斗焕？】

在确认金载圭为刺杀朴正熙的主谋后，陆军参谋长郑升和迅速采取行动，下令拘捕金载圭及其同伙，并明确表态与这些人划清界限。紧接着，郑升和任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为"朴正熙遇刺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全权负责此案的调查工作。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军方对事件的快速反应和严肃态度，同时也展现了郑升和在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能力。

这次人事安排成了郑升和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他万万没料到全斗焕会利用调查案件的机会彻底毁掉他。全斗焕是朴正熙亲自培养的心腹，他的忠诚只属于朴正熙一个人。

尽管全斗焕当时只是少将军衔，但他掌控的保安司令部在朴正熙执政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情治统治"的核心机构，直接听命于总统，拥有处理各类敏感事务的权力和资源。更重要的是，全斗焕还担任了"一心会"这一关键组织的领导人，这个身份最终成为他日后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

全斗焕年轻的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差，属于那种在班上垫底的类型。

1951年，全斗焕参加了韩国军校的首届招生考试，成绩并不理想，位列倒数第二。然而，到了毕业时，他在156名学员中排名第126。尽管学业表现平平，全斗焕却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这一点让他在同学中颇受欢迎，就像那些成绩不佳但人缘极好的学生一样。

他在同学圈子里特别受欢迎，靠的就是那种让人忍不住想靠近的个人魅力。时间一长，他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帮朋友，人脉圈子越扩越大。慢慢地，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地下小团体，这个团体后来就发展成了"一心会"的雏形。

最初成立的这个小圈子仅有五人，被称为“五星会”，核心成员包括全斗焕，绰号“勇星”；卢泰愚，人称“冠星”；金富东，别名“黎星”；崔性泽，代号“彗星”；以及白云泽，称号“雄星”。

组织最初被称为"七星会"，随着成员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更名为"一心会"。该名称体现了"忠于国家、诚待朋友"的核心宗旨。全斗焕被推选为该组织的领导人。

最初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校友聚会，但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这个团体的目标也开始不断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社交活动，而是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组织。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们开始展现出对权力的渴望，他们的行动和言论都透露出想要在政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原本单纯的联谊会已经蜕变为一个充满政治野心的集体。

早在1973年，朴正熙就已获悉全斗焕组建"一心会"的消息。面对这份报告，他并未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取缔，反而轻描淡写地表示："随它去吧！"这种态度显示出他对该组织的默许，也暗示了他对全斗焕政治活动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此后，他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一心会"的核心成员进行物质奖励，试图将其收编为自己麾下的势力。

朴正熙的立场让"一心会"成员深受感动，他们毫不犹豫地成为朴正熙的忠实追随者。随后，"一心会"迅速扩大组织规模，将军队各个部门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1979年3月，全斗焕被提拔为保安司令官，成为朴正熙的核心助手。与此同时，“一心会”的成员们也因他的晋升而获得发展机会，逐渐壮大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朴正熙执政时期，"一心会"的成员将他奉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同仰望耀眼的太阳。然而，随着朴正熙遇刺身亡，这轮太阳已然陨落。在此之后，全斗焕成为了他们唯一追随的目标，取代了朴正熙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釜马事件"引发的动荡仍在持续，韩国社会普遍要求废除维新体制，认为这一政治体系应当与朴正熙政权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崔圭夏以总理身份暂代总统职责。他原本从事外交工作，在韩国政坛缺乏深厚的根基，难以有效调解各派系之间的冲突。此外，他本人对长期执政并无强烈意愿。

朴正熙遇刺后，韩国政局陷入混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空悬。这一权力真空的出现，为全斗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契机。面对动荡的局势，全斗焕开始积极谋划，准备接手这个混乱的局面。他的政治野心在这一刻被彻底激发，开始着手布局自己的上位之路。

在这段时间里，全斗焕巧妙地采取了两个关键策略：

通过办案的机会，我让中央情报部配合调查工作，这样就能把所有的情报资料都整合到我这边。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效率，还能更好地掌握全局信息。

朴正熙时期的情报机构核心权力最终集中到了全斗焕手中。这种权力整合使得全斗焕在后续的政治变动中始终占据先机，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采取行动，远超其他竞争者。这种高效的执行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正是全斗焕能够在政变中屡次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一个策略是深入分析金载圭的供词，从中提取对自身政治目标有利的信息，特别是关于高层官员涉嫌腐败的证据。通过仔细梳理这些内容，可以找到关键线索，为政治斗争提供有力支持。这一做法不仅能够揭露权钱交易的丑闻，还能借此打击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根据金载圭的供述，全斗焕得知了一个重要细节：在朴正熙遇刺当晚，他的上级郑升和也在现场，并且在事件发生后与金载圭一同乘车前往陆军总部。

抓住郑升和的把柄，或许能彻底终结他的政治生涯。然而，全斗焕目前既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与郑升和彻底决裂。因此，他最终选择在结案报告上签字。

在全斗焕主导调查案件期间，他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频繁出入政府核心机构，凭借手中权力肆意拘捕和惩戒他人，毫无顾忌。此外，他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接受多家主流媒体的专访，俨然成为政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郑升和等人主张终结“维新体制”，反对军人介入政治的“温和派”阵营对此深感不满。他们屡次抨击全斗焕的专横行径，但全斗焕不仅毫无收敛之意，反而愈发嚣张。

1979年11月1日，《每日新闻》发布报道，指出全斗焕在韩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一消息进一步激化了“稳健派”与全斗焕之间的紧张关系。

郑升和与代总统崔圭夏讨论后决定，待案件调查结束后，将全斗焕调任东海岸安全司令，目的是让他远离权力核心。这一安排看似合理，却无意中促使全斗焕加快了政变的步伐。虽然事后看来这一举措有些冒失，但当时谁也没想到他会因此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

面对这一局面，全斗焕决定将错就错，表面上爽快同意了对方的提议。实际上，他玩了一手声东击西的把戏，暗中发报把在前线指挥的第一师师长卢泰愚紧急调回保安司令部。两人密谋后，定在12月12日这天一起发动行动。

全斗焕的夺权行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首先，他秘密组建了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后续行动打下基础。接着，他精心策划了针对关键政府部门的控制方案，确保能够迅速掌握国家机器。最后，他制定了清除政治对手的策略，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三个步骤环环相扣，构成了他夺取政权的完整计划。

12月12日傍晚6时，全斗焕的亲信禹庆允和许三守上校前往汉南公馆村，直奔郑升和住所。他们的任务很明确：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必须将郑升和强行带走。

在全斗焕与崔圭夏会面时，他详细分析了当前局势的利弊，并强烈建议崔圭夏签署秘密逮捕郑升和的命令。全斗焕表示，如果崔圭夏拒绝这一请求，他将联合其他高级将领采取更直接的行动，迫使崔圭夏做出决定。

在全斗焕的计划中，他试图通过邀请张泰玩和金晋基等高级将领在12日晚间参加宴会，以此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为了进一步软化张泰玩的立场，全斗焕甚至不惜直接赠予他100万现金，希望以此手段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有准备都已就绪，唯一缺少的就是合适的时机。

12月12日一大早，郑升和突然拨通了全斗焕的电话，提出要和他当面谈谈。

全斗焕瞬间冷汗直冒，担心自己的政变阴谋已被揭穿，此时前往无异于自投罗网。然而，真正的枭雄往往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他并未因此慌乱，而是保持镇定，从容不迫地叩响了郑升和办公室的门。

郑升和在会议中仅提及了防范朝鲜从北方可能发起的攻击，完全没有涉及或表现出对即将发生的政变有任何了解或参与。

这场险些引发严重后果的误会，反而让全斗焕更加确信12月12日晚是最佳的行动时间。这个意外事件不仅没有打乱他的计划，反而强化了他对时机选择的判断。全斗焕意识到，当晚的特殊形势为他的行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一插曲使他更加坚定地认为，选择这个时间点实施计划是明智之举。这种意外情况非但没有造成阻碍，反而成为他决策的重要依据，让他对行动时机的把握更有信心。

【韩国史上最经典的政变活动】

12月12日晚上，韩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权力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

清晨六点，禹庆允和许三守上校作为全斗焕的亲信，准时来到郑升和家门前，按响了门铃。郑升和察觉到情况异常，迅速指示副官联系崔圭夏的住所。

禹庆允和许三守发现事情已经暴露，马上挟持着郑升和迅速逃离现场。

局势突然恶化，许三守率领的部队与郑升和的警卫队爆发冲突。接到消息的海军陆战队迅速赶到现场。在一阵密集的枪战后，许三守强行挟持郑升和，从汉南公馆村仓皇逃离。

这场政变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发生了：国防部长卢载铉的住处也在汉南洞公馆村，离郑升和家不远。他一听到郑升和家传来密集的枪声，第一反应是朝鲜派出了突击队来执行“斩首行动”。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全家老小直奔驻韩美军基地，想要寻求保护。

卢载铉的逃离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影响十分恶劣。他的失踪直接导致政府军失去了指挥核心，整个军事系统陷入无序状态。与此同时，全斗焕在总理公馆（崔圭夏代总统所在地）的行动也因这一突发事件而受到严重干扰，面临诸多棘手问题。这一事件不仅动摇了军队的稳定性，也给当时的政治局势带来了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代总统崔圭夏面对全斗焕强硬要求抓捕郑升和的情况，感到十分为难。他原本打算让国防部长卢载铉来处理这件事，可卢载铉却突然不见了。崔圭夏心里清楚，没有卢载铉的支持，自己的行动就站不住脚，整个政变也会失去正当性。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叛军，此刻都焦虑万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第三路是张泰玩和金晋基等人，他们被全斗焕邀请到延禧洞的一个私人会所。这次聚会是为了庆祝全斗焕晋升为首都警备司令部司令官。会所里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还有美女陪伴，场面热闹非凡，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全斗焕原本计划主持这场宴会，却迟迟未现身，借口是要向总统汇报紧急事务。金晋基的手下突然冲进来报告，说郑升和的住所发生了激烈枪战，两人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匆忙离开宴会赶回陆军总部。后来得知是保安司令部的部队绑架了郑升和，他们才恍然大悟，全斗焕用了调虎离山的计策。

晚上8点08分，陆军总部发布代号“珍岛犬1号”的紧急指令，立即实施全市封锁。

张泰玩接手首都防务后，面对叛军来犯，却发现自己的处境极为尴尬。他刚当上警备司令不到一个月，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却早已四分五裂。450名军官中，超过400人已经逃离岗位，剩下的也大多隶属于“一心会”。从指挥层到普通士兵，几乎没有人真正听命于他。张泰玩这才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司令，实际上却是个孤家寡人，根本无法调动任何力量。

他原本打算联系张世东，斥责其背叛行为，但意外得知黄永时和余学圣等资深人士也已投奔全斗焕阵营。这一发现让他陷入困惑，难以辨别究竟哪一方是叛军，哪一方才是政府军。

全斗焕眼看事情瞒不住了，紧急下令第三和第五空降旅的指挥官火速返回部队集结兵力。同时，他要求第一空降部队立即行动，准备对国防部和陆军总部采取强制措施。

张泰玩在首都警备司令部迅速作出反应，立即通过电话指示第30师团的朴熹模少将封锁幸州大桥。朴熹模接到命令后，虽然口头表示同意，但电话刚挂断，他就接到了来自保安司令部的另一通电话。

对方表示：你们的通话我们全程监听了，现在你得决定站在哪一边。

朴熹模察觉到全斗焕已经全面控制了首尔的通讯网络，自己的反抗已经毫无意义，因此他选择放弃干预，任由第1空输部队顺利通过幸州大桥。

作为全斗焕的坚定盟友，卢泰愚此时动用了手中最后的军事力量。他命令原本驻守在三八线附近的第9师团迅速撤离边境，向首尔方向进发。这一调动标志着他们准备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应对当前的政治危机。

全斗焕深知"厚积薄发"的道理，他将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全部调动起来。他指示手下参谋们全力动员各部队中"一心会"的成员，让他们积极参与阻挠首都政府军的行动。通过这种方式，全斗焕试图不费一兵一卒就达到瓦解对手的目的，实现所谓"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他充分利用了长期积累的政治资源，在关键时刻发动全面攻势，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在政府军濒临瓦解的关键时刻，陆军参谋次长紧急调动了第9空降部队。这支部队被视为政府军最后的救命稻草，所有的胜算都押在了他们身上。

全斗焕一开始被第九空降部队的行动吓得冷汗直冒，但很快他就镇定下来。他意识到政府军不会冒险让首尔陷入全面灾难，于是心中迅速有了对策。

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起电话诈骗案随即爆发。这起案件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范围广泛而震惊全国，成为韩国电信诈骗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诈骗团伙精心策划，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在短时间内骗取大量民众钱财。案件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电信诈骗防范的高度，也促使韩国政府加强相关立法和监管措施。

仅仅通过一个电话，全斗焕便成功说服了首都地区最后一支抵抗部队放弃抵抗。这一举动展示了他强大的影响力和迅速平息局势的能力。通过直接沟通，他有效化解了潜在的军事冲突，避免了进一步的对抗。这一事件凸显了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和领导才能，迅速稳定了局势，确保了首都的安全。全斗焕的这一行动不仅避免了可能的流血事件，也巩固了他在军队中的权威地位。

有传闻称，全斗焕对《三国演义》情有独钟，可能他当时效仿的是司马懿在洛水立誓的做法。在观察到第9空输部队撤离后，全斗焕迅速折返，成功跨越幸州大桥，进而占领了国防部。

在这个场合，国防部长卢载铉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独特的“幽默感”。

卢载铉从美军那里了解到，这次事件其实是全斗焕策划的，跟朝鲜没什么关系。他原本打算立刻返回国防部，试图扭转局面。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全斗焕的部队就已经冲了过来。卢载铉一看形势不妙，只好又一次匆忙逃跑。

“12·12”政变的主要事件已经告一段落。

张泰玩将军原本打算率领仅剩的百余名士兵继续抵抗，试图成为第四共和国最后的坚守者。然而，在手下官兵的再三恳求下，他最终放弃了抵抗，被全斗焕俘获。

凌晨五点，全斗焕再次造访崔圭夏的住所，这是他第三次前来，目的是申请逮捕令。

尽管局面已无法挽回，签署与否都无法改变结果，但崔圭夏多留了一手。他在逮捕令旁特意标注了签署时间：“凌晨5点10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最终成为全斗焕下台的关键证据。

全斗焕策划的"12·12"军事政变，在行动规模、策略布局和临场应对等方面，都超越了朴正熙的"5·16"事件。这场政变中，全斗焕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其政治手腕之高超令人叹服。整个行动过程环环相扣，充分体现了全斗焕作为政治领袖的过人之处，其掌控局势的能力在当时堪称一绝。与朴正熙相比，全斗焕在政变中表现出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更为突出，使得这场政变成为韩国军事政变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然而，政变的核心始终在于其最终目标，无论过程如何周密，都无法掩盖其本质：一场权力争夺者的利益分配盛宴。

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获得了广泛支持和赞誉，其统治地位也较为稳固。然而，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其执政后期，公众对他的质疑声逐渐增多，对其政权的批评也日益激烈。

如今，韩国社会对朴正熙的评价普遍倾向于肯定其贡献，认为他的功绩远超过失。相比之下，全斗焕则被广泛视为一无是处，其执政期间的负面影响远大于任何可能的正面作用。

2019年12月12日，正值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40周年，有人将一尊全斗焕跪姿雕像放置在首尔光华门广场。这一举动迅速吸引了大量围观者，许多人上前对雕像进行踢打。

韩国民众对这位人物的憎恶程度，简直和杭州岳王庙前秦桧跪像所承受的唾弃不相上下。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充分体现了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恶劣形象。民众对他的态度，就像对待历史罪人一样，充满了愤怒与不齿。这种程度的厌恶，足以说明他在韩国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力有多大。人们对待他的方式，与对待千古罪人秦桧如出一辙，可见其所作所为已经深深触犯了韩国民众的底线。

要理解全斗焕为何如此不受欢迎，就得从韩国第五共和国的背景说起。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公众形象。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导致他声名狼藉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