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科场大案，肃顺和咸丰帝不惜严刑峻法，处死官员级别之高、人数之多，均无先例，此案最终演变成清朝最大的科场案。

乾隆晚年以来，清朝政治腐化一天比一天厉害，官员们贪赃枉法，因循懈怠，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嘉庆、道光两代君主努力惩贪奖廉，但效果不明显。

咸丰八年(1858年)秋天，发生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因为这一年是农历戊午年，所以，这场大案就叫戊午科场案。其实，这个科场案不仅在清朝堪称最大，在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年中，恐怕也无与伦比。

咸丰八年是全国举行乡试之年，中秋节的时候，各省的考试顺顺当当地结束了，然而，偏偏天子脚下的顺天（今北京市)乡试出事儿了。

发榜的时候，士子们都去看榜。十年寒窗，金榜题名，此时的心境可想而知。高中者洋洋得意，落榜者不死心，一遍一遍地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结果还是没发现自己的名字，但发现了平龄的名字，顿时群情激昂。

平龄是谁?平龄是满洲镶白旗人，满族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没问题，但平龄经常登台唱戏，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这下子落榜者不干了，因为清朝规定像戏子这些属于“下九流”的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现在平龄不但参加科举考试，居然还能金榜题名，更滑稽的是，名次非常靠前——高中顺天乡试第七名举人，所以，立即激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群体性事件”。

读书人闹事儿，即使规模不大，但国家肯定重视，何况牵扯的还是科场事件，所以，有御史上奏皇帝，请求查办。咸丰帝看完御史的奏折后，命令载垣、端华、陈孚恩等人查办此事。

调查迅速展开，很快查明平龄唱戏属实，但他不是职业的戏子，是京剧“发烧友”，登台唱戏属于“友情客串”，他考中举人并不违反制度。按说到此为止就可以结案了，再做些说服疏导工作，时间一长就风平浪静了。但陈孚恩不死心，他调来了平龄的试卷，结果发现平龄的墨卷跟朱卷不同，这下子问题严重了。

什么叫“墨卷”？什么叫“朱卷”？

原来，科举考试为了保证公平性，从宋朝以来实行“糊名易书”制度。“糊名”就是把写有考生姓名这一栏糊上，现在考试中依然实行，但“易书”已经不实行了。大家知道，汉字的书写比较容易辨别笔体，为了防止评卷人员从笔体上认出考生的身份，干脆找人把试卷重抄一遍，抄完经核对无误，然后拿去评阅，这就叫易书。考生的卷子用黑色的墨笔书写，叫“墨卷”；抄写的人用红笔抄，叫“朱卷”。平龄的墨卷有七处错误，但朱卷上没有错误，很显然，抄写人员替他改正了。平龄被捕下狱，相关人员也被控制了，但这个案子很快又走进了“死胡同”。

平龄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而经手人员一口咬定改试卷是“下意识”行为，看到错顺手就给改了，绝不是故意作弊，连平龄是谁都不认识，怎么会作弊？案子成了“无头案”，死无对证。载垣等人一筹莫展，甚至拟好了对此案的处理意见，建议将负责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副考官等人罚俸禄一年，然后结案。

肃顺一直在幕后关注这个案子，听说要结案，他大骂载垣、端华糊涂，他要兴起一场大狱。于是，他向咸丰帝建议对顺天乡试中举者的试卷全部复查一遍。咸丰帝对肃顺言听计从，连连点头，命令复查顺天乡试试卷。

十月二十六日，复查结果上报咸丰帝，果然不出肃顺所料，此次顺天乡试共录取举人300名，其中有问题的试卷50份。问题主要有错别字、格式错误，更严重的还有涂改试卷的现象，最滑稽的是，极个别考生有的科目的卷子答得很差，有的科目却答得很好，估计是请了“枪手”。总之，这50份有问题的试卷表明，六分之一的人根本不应该中举。

结果令咸丰帝目瞪口呆。虽然官场黑暗，但科举考试却是“一方净土”，谁敢在这块“净土”上作弊，罪加十等。更何况这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胡作非为！咸丰帝下令把主考官、副考官一律撤职查办。

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低等的作弊是“夹带”，把参考资料偷偷带进考场；比这高明的是“枪替”，找水平高的人替自己进场考试。这就要得到“监试”官员的配合，不然的话，替考者进得了场吗？可能有人以为古代没有照相术，冒名顶替相对容易一些，其实不然。当时，考生报名的时候要描述自己的家世、出身、相貌等特点，由县政府盖章，入场时根据这些信息复核，更何况当时报考的人数少，考生间也有一种监督，冒名顶替的“枪手”一旦被查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枪替”这种情况难度并不小。

当然，比起夹带、枪替，更高级的作弊是“条子”——考试结束后向主考官、副考官递条子，条子上写着考生姓名、试卷特点等。虽然试卷被重抄，不能在笔迹上判断考生是谁，但写上试卷中每段结尾的两个字，比如第一段结尾是“者也”，第二段结尾是“而已”，第三段结尾是“也夫”，一样能找出这份试卷。让他们在批卷、录取的时候高抬贵手，条子末尾写上酬金的数额，取中后凭条子收钱。读者朋友们可能疑虑，办成了事儿，人家不付款怎么办？这个可能性也有，但不大，事后赖账的情况很少见。

陈孚恩连哄带骗，从副考官程庭桂那里拿来不少条子。程庭桂开始没当回事儿，因为入闱之前收到条子这件事很平常，从来都是这样，如果收的条子少了，考官也会觉得没面子，甚至主动向考生或考生家长索要条子。据《清代野史》记载，收条子或索要条子不一定都是为了获利，也有沽名钓誉，显摆优越的用意。总之，“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于是，程庭桂就把条子都给了陈孚恩。当然，其他相关官员也交出了一些条子，通过这些条子，揭开了黑幕。

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罗鸿绎的考生那里打开的。

罗鸿绎是广东肇庆府人，家境殷实，花银子买官，得了个刑部主事的七品芝麻官。罗鸿绎当官后，总觉得低人一等，前途也不太光明，也想考个功名。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肚子里那点儿墨水根本不可能考上举人，就找在朝为官的老乡李鹤龄帮忙。李鹤龄一口应允，说自己很可能被指派参与顺天乡试的主考、录取工作，到时候录取他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当然，万一自己不能参加这一工作，凭着他的人脉，也能帮他疏通关节，但办成这件事儿需要花钱。于是，罗鸿绎答应给李鹤龄500两白银。

考试前夕，咸丰帝任命顺天乡试的主考官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浦安，副考官分别是朱凤标和程庭桂。其中没有李鹤龄，于是，李鹤龄就找到浦安，请他帮忙让罗鸿绎金榜题名。浦安答应帮忙。

阅卷时，浦安凭条子找到了罗鸿绎的卷子，一看文章写得一般，达不到录取标准，但碍于情面，还是写了很好的评语，然后推荐给主考官柏葰。柏葰看了一遍试卷，表示不够录取水平，打入另册，然后派家丁向浦安解释一下。

这个家丁是柏葰的亲信，跟柏葰一起入闱，他去跟浦安解释，怎么解释的不得而知，他反而成了浦安的说客。他回来跟柏葰说，浦安脸上挂不住，他说此次入闱，自己仅仅推荐了这一份试卷，无论如何希望大人成全。柏葰稍一思考，感觉也应该给同僚一个面子，就改变了主意，将罗鸿绎录为举人，当然，名次不太理想，是顺天乡试第238名举人。

事后，罗鸿绎支付了500两白银，浦安分了300两，李鹤龄自己留了200两，柏葰分文未得。发榜之后，照例新举人要拜老师，罗鸿绎到浦安家拜访，送了10两白银；然后到柏葰家拜访，因为柏葰是正考官，所以，送了16两白银。这不是行贿，这是学生拜老师的见面礼，老师也要回礼。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创造，它以公开、公平、公正为特点，给社会下层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给皇帝提供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渠道，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国家绝对不允许官员在这个领域里贪赃枉法。现在，皇帝指派的主考官、副考官组成了一个犯罪集团，试问该当何罪！

当然是死罪，清朝的法律载得明明白白！

此时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已经被捕入狱，柏葰的家丁也被投入大牢，很快死在狱中，对他们的量刑也在讨论中。既然科场舞弊，罪上加罪，当年顺治皇帝规定科场犯罪，一律处死，死刑应该没有争议，但大家普遍认为柏葰冤枉，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柏葰不应被判处死刑。

为什么说柏葰不应被判死刑呢?

第一，犯罪情节较轻。柏葰录取罗鸿绎，是抹不开面子，没有坚持原则，并且，他在整个案子中没有受贿。对下属的犯罪，他负有领导和失察的责任，如果是一般的失察，革职的处分就足够了，再严一点儿大不了发配充军。当然，这是科举考试中的失察，应该重判，但判死刑还是显得有点儿过重。

第二，柏葰是国家一品大员，历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一生为官，谨慎小心，操守清廉。他这个级别的官只要不谋反、不谋大逆，就没有死罪。《大清律》规定八种情况不适用死刑，分别是“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所谓“亲”指的是皇帝的亲属；所谓“故”指的是皇帝的老朋友，皇帝怎么会有朋友?开国皇帝是有朋友的，比如当年“同过窗、扛过枪”的同学、战友；此外依次类推，这些人即使犯罪，也要从轻发落，不能处死。柏葰能跟“贤能功贵”这四种情况贴上边儿。

尽管如此，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端华、陈孚恩等主审官员秉承肃顺的旨意，越过刑部，向咸丰帝报告处理意见：包括柏葰在内的四名案犯全部判处死刑，执行的方式为斩首，建议立即执行。

同日，在圆明园勤政殿，咸丰帝召见承审官员、军机大臣、刑部官员、各部尚书，研究对此案的终审。咸丰帝已经看了载垣、端华等人拟定的处理意见，他怒气冲冲，又有点儿拿不定主意。确实，这个决心不好下，所以，他要征询大家的意见。

此时，四名人犯已经被押到了菜市口，等着这次会议的结果，只要皇帝圣旨一下，立即执行。四名人犯中除了柏葰，其他三人已经注定非死不可，这次会议，实际上仅仅讨论柏葰的命运。

生死攸关，圣意不明，谁也不敢说话。大殿里鸦雀无声。

生死攸关之际，肃顺站了起来，他当众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科举考试是国家大典，一旦营私舞弊，处分极严。柏葰是一品大员，又是科甲出身，难道不知道科场定例？就因为一个卑贱的家丁向他求情，他就敢辜负皇上的恩典，藐视国家的法令，以身试法！这个家丁现在已经死了，要是不死，难保不揭发出更深的情节，建议皇上批准承审官员拟定的处理意见，立即执行死刑！

肃顺的这些话很有分量，坚定了咸丰帝的决心。根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帝说：“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意思是说，虽然情有可原，但法令如山，不能宽恕，必须处死，想到这里，热泪长流。然后命令对柏葰等四人执行死刑，派肃顺、赵光前赴菜市口监斩。最后又要求各级官员要引以为戒，自重自爱，说了些维护正气之类的话。

此时的菜市口已经人山人海，这是一个闹市区，又是固定的刑场，不行刑的时候人们在此观光购物，一旦行刑就临时戒严，不过一戒严反而有更多的人聚集到这里。平时都是杀江洋大盗，今天听说杀的全是现任官员，其中还有一个一品大员，所以，观众的兴致更高。与观众兴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死刑犯，他们戴着刑具，蹲在墙角，面如死灰，等着砍脑袋。当然，犯人的家属往往也在场等着收尸，其心情可想而知。

柏葰没戴刑具，也没有蹲在墙角，刑部官员让他坐在板凳上。因为刑部从来没杀过一品大员，估计等开刀的时候皇上能有恩典，将死刑改为充军，所以，刑部的衙役跟柏葰开玩笑说他是“陪法场”，柏葰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柏葰今年六十多岁了，他是蒙古族人，但早就汉化了。道光六年（1826年)考中进士，一生为官，小心谨慎，没想到快退休了，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根据《奴才小史》这部书记载，柏葰还对他的儿子说：“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附带指出，按清朝制度，柏葰一旦改判为流刑，必须立即奉旨发遣，所以，柏葰急于让儿子给他收拾行李。

柏葰的话音刚落，人群一阵骚乱，原来是刑部的“警车”驶过来了。最终宣判的时刻到来了！

先下来的是肃顺，他意气风发，先跟柏葰点头致意，然后拱拱手。

后下来的是刑部尚书赵光，他捧着皇帝的圣旨，哭着走下车，显然，赵光受到了刺激，看到这一幕，柏葰顿时面如死灰，他明白，自己完了！

接着宣读皇上的圣旨。柏葰的儿孙哭声震天，他们要冲破警戒线，兵丁衙役赶紧阻拦。刑部尚书赵光抹了把眼泪，下令先送柏中堂升天，找个手艺好的伺候。

刑部刽子手中的“业务骨干”拎刀来到柏葰跟前，下跪行礼，柏葰颤巍巍地望阙谢恩，跪在地上引颈受戮。

戊午科场案还有一个“尾声”，陈孚恩不是从副考官程庭桂那里连哄带骗收上来很多条子吗？真是“现世报”，这些条子中就有自己儿子递的条子。他心一横，向咸丰帝请求回避。咸丰帝命令把陈孚恩的儿子收监，然后命令陈孚恩不必回避。于是，陈孚恩只能硬着头皮干到底。

副考官分别为朱凤标和程庭桂，朱凤标没有什么干系，但出了这场大案，他哪里能逃脱处分，结果被革职。程庭桂当初向陈孚恩主动交出条子，他想坦白从宽，结果适得其反，经调查，这些条子很多是他儿子收的，甚至在他已经入闱后，他儿子还派家丁往里面送了不少条子。这个情节十分恶劣，入闱后就不能跟外界联系了。好在程庭桂看了条子后，一个也没录取，但清朝法律规定，在科举环节上只要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这种情况，不分“曾否取中”，一律死罪，所以，他们父子被判了死刑。

根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九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王公大臣，宣布此案结案，包括陈孚恩的儿子在内的几十名递条子的人从宽免除死罪，发配新疆。程庭桂也由死刑改判为流刑，一并发往新疆。咸丰帝解释说程庭桂本来应该处死，但不忍心把他们父子二人同时处死，饶程庭桂一命。随即，程庭桂的儿子被押赴菜市口斩首。程庭桂的心在滴血，当时，只有他知道，他的这个儿子是无辜的，祸是小儿子惹的，但程庭桂考虑到小儿子年纪小，经不起审讯官员的连唬带吓，怕说错了话，就让长子顶罪，结果长子白白丢了性命。在长子被处死的同时，程庭桂离开了北京，前往新疆服刑，出城时，他意外地在道旁看到了陈孚恩。陈孚恩在此恭候多时，一见程庭桂立即下跪叩头，伏地痛哭。陈孚恩以此表达歉意，无论是陈孚恩，还是程庭桂都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能说什么呢？

史学界公认戊午科场案是清朝最大的科场案，但我感觉在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三百年中，此案也差不多堪称空前绝后。这场大案处死现任官员五名(程庭桂的儿子也是官员），几十人被流放、撤职、降级、罚俸。处死官员人数之多、级别之高，均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