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公元1883～1944年），名兆铭，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1904年得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39年春叛国投敌，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条约。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任伪政府主席。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是辛亥革命时期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近代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大卖国贼。
民国伊始，汪精卫春风得意，每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意欲仿效日本，一举消灭中医。但实际上，汪精卫最初并不是反中医的。相反的，还曾站在中医的立场上，对以汤尔和为代表的西医派盲目排挤打击中医的行为极为愤慨。
1924年11月13日，国父孙中山先生应邀自广州乘永丰舰北上，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北京，不意旅次天津而病发。1925年1月26日入协和医院行剖腹探查，诊断为肝癌末期，术后姑且行镭锭放射以延时日。当时围绕国父的治疗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张静江为首的一方，见放疗起色不大，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而孙科和汪精卫则犹豫不决。但协和医院的态度却是要服中药则请出院，尽管当时协和医院的院长是自称为孙中山好友的刘恒瑞，但竟然也一点不能通融，真是一视同仁，铁面无私，连显贵如孙先生者也概莫能外。
因为孙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当时的报刊均逐日地、巨细无遗地报道孙中山病情的发展，并密切注意其到底采用中医还是西医治疗。不承想，孙中山还未决定是否服用中药，医院之外就引起了一场争论。
西医汤尔和首先发难：我取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1步说，现在中医的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不要说“治病”。为什么呢？若是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语。我们就问他中医所必须知道的事情，如同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解释法，王助臣看不懂的一层破膜是什么?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汤尔和对待中医的态度，其实就是当时轻中重西，中医药被视为旧文化的一分子、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蔑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的现实折射。汪精卫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有力回击：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他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5年后，汪精卫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派人士的总后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贬斥中医、“废止中医”的言论，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挠《中医条例》的颁布。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360次政治会议上，中央委员石瑛等29人提交了“制定国医条例拟责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这是中医学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中医药行政管理权。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不肯执行该提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
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汪氏的狂吠，当即遭到强烈反对，并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言词激烈的大辩论，反对“废止中医”的各位委员纷纷以中国医学几千年的历史功绩，中医药在我国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以及自己对中医药疗效的切身体会对废止派加以反驳。最后，汪精卫等无言以对，退出会场，提案以多数通过，交教育、内政两部审查。此时，教育、内政两部内“废止中医”的思想已占上风，且又属于汪精卫把持的行政院管辖，审查结果可想而知。6月27日，行政院召开的112次会议认定“国医馆为学术团体，并非行政机关，似无拟定条例之必要”而将此案否决。
这引起了中医学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词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后来，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亲自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试图与孙科联手，共同阻止《中医条例》的通过：
孙哲生先生惠鉴：
兹有中华医学会代表牛惠生、颜福庆两先生前来访谒，对于所谓《国医条例》欲陈述意见，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已再三痛切言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兹因牛、颜两先生来谒之便，顺贡数言。敬祈察酌，此上。敬请署安。弟汪兆铭顿首。
汪精卫这封“阻碍国医条例之铁证”的信函，1935年9月被《医界春秋》主编张赞臣先生通过关系用照相机摄录下副本，经制版在《医界春秋》第105期上公诸于众，并发表了《鸣鼓而攻》的短评。汪精卫的图谋被揭露后，引来一片抗议之声，也招致了国民政府的极度不满，“冷讽热嘲、齿笑唾骂几乎不绝于彼时的报刊杂志”。批评者针对当时国力衰微、外交失败，租界随处可见等不利局面，责问汪精卫：“国际体面，不在割地赔款，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以私人之意见请托，自认不讳。行政院长之行为如是，则中国之政胡足问哉。一人之政乎？抑国民政府之政软？”一片责骂之声不绝于耳，汪精卫被搞得焦头烂额，气急败坏，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而孙科也不示弱，反以辞职回敬，结果都未真正辞职，但却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行政院和立法院在中医废存问题上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几成尖锐对立。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在1934年元旦召开的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了非科学的歧途”：如果拿三个指头去摸脉的称作中医，那么，拿弓箭刀枪的自然也可称作中军了；
如果应用科学知识科学器具来治病的称作西医，那么，采用新式枪炮的自然不能不称作西军了。但是现在社会，中军西军的名词，并不存在，而中医西医的名词，居然存在，即此一例，中国人对于生人工具的比较进步没有对杀人工具那么明瞭，是无可辩护的。
本来不但医学为然，一切学问，都无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分，其实新旧二字，还太笼统，只能说是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日本维新以前，医学全是模仿中国，及至维新以后，努力于现代医学之进步，同时以现代科学之知识整理日本固有的方剂和药材，对于现代的医学有了不少的贡献，所谓国医、西医的名词，在日本是不会对立存在的，因为只有科学的现代医学，无所谓国医，亦无所谓西医。
兄弟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抹杀了我们中国从前的一切医学，兄弟知道中国人积神农以来之经验，对于疾病有了不少的方剂，而地大物博尤其有不少的药材，这些方剂和药材都是极应继续研究，加以适当之整理的，但是研究与整理是要应用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使其成为现代医学之一部分，决不是脱离了现代的医学而独立存在，如果有对立存在的观念，那么，便陷入了非科学的歧途，所以兄弟主张中国只应有现代的医学，无所谓中医，无所谓西医。?
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汪精卫对待中医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着实让人费解。有认为“他后来力主废中医完全是出于政治派系斗争的需要”者，亦有认为“据说是受其亲戚褚民谊说辞影响”者，虽不无道理，但不免偏颇，理由也不够充分。
作者认为：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受到了日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其次，其在接见第三次全国医师大会代表《演讲词》中的一些话，似乎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如今居然有人以为中医能治传染病，且能消毒，这真可谓奇怪之至，须知道传染病是从微生物来的，微生物是从显微镜下看出来的，绝不是三个指头可以摸得着，一双肉眼可以看得见，然则所谓中医从何知道那些传染病呢，连知道还不可能，又如何能治传染病?能消毒呢？以此事权付之所谓中医，其结果必至硬指非传染病者为传染病，硬指传染病者为非传染病。硬指非传染病者为传染病，其结果不过病人倒霉，或病人一家倒霉；硬指传染病为非传染病，其危险可就大了，其结果可以使整个社会蒙其灾害。我们知道传染病之预防及其扑灭，为现代医学一大发明，亦即现代人类一大福祉，如果使所谓中医脱离了现代医学而独立存在，那么不能不为现代的中国人类担忧不少。
中西医论争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西冲突的一个侧面。其论争的实质在于：面对中西新旧并存的近代中国医界，中医学如何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携并进。当时，西医院、西医学校已在中国扎根，科学的医学理论已显现优势；西医传染病学为本的公共卫生制度，有效地防治传染病，不能不引进仿效。也就是说：引发那场讨论的核心在于，中医是否有资格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员。中医虽能防治传染病，但现代防疫系统要求整齐划一的群体规范来约束医生的行为，这与中医凭借个体经验对抗传染病的习惯背道而驰。因此，此时在政府的眼中，采纳西医既是顺应世界进化，弃旧从新之主观愿望，又是政府推行检疫卫生诸政的客观要求，而中医则是与现代政府乃至时代要求格格不入之物。这从汪精卫的下列话语中也可以看地出来：
医学是保障社会安宁、人类幸福的，政府对之自然应该尽力。积极的方面加以保护发达，消极的方面予以破除障碍，这是政府应尽的责任，纵使一时不能全然做到，也必要努力的使其逐渐做到。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所谓的文化话语权之争，实质上根源于政治话语权之争。这是近代中西医论争搀杂了诸多政治因素在内的背景和根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