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冬日，陕西某处军营门口站着一个裹着棉袄的老汉。警卫员小跑着穿过训练场，向正在沙盘前研究作战计划的胡宗南低声汇报：“军长，外头有个自称是您父亲的人……”话音未落，胡宗南手中的铅笔“啪”地折成两截，他头也不抬道：“不认识什么老头，让他走。”

这个冷硬的回答，让胡际清在寒风中足足愣了一刻钟。十年前，他还是关中富甲一方的乡绅，如今却被亲儿子拒之门外。军营外的黄土地上，老汉跺了跺冻僵的脚，浑浊的眼睛盯着远处飘扬的军旗，突然蹲下身抓了把土攥在手心——这土和老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下的土，颜色竟是一模一样。

时间倒回1915年，胡家宅院里摆着八桌定亲酒。十七岁的胡宗南被父亲按在太师椅上，对面坐着个裹小脚的陌生姑娘。胡际清举着烟杆敲了敲桌角：“王掌柜家的闺女，读过《女诫》，针线活十里八乡拔尖。”少年猛地站起来，长衫下摆带翻了茶碗，滚烫的茶水泼在绣着鸳鸯的桌布上，“要娶您自己娶！”这话让胡际清抄起家法棍追着儿子跑了三进院子，最后气喘吁吁扶着影壁骂：“反了天了！老子给你铺的金光大道你不走！”

那晚胡宗南翻出后院土墙时，怀里只揣了本《孙子兵法》。从关中到广州，他跟着运煤的骡车走了两个月，脚底的血泡结了痂又磨破。黄埔军校报名处，考官盯着他不足一米六的个子直摇头，他梗着脖子吼：“拿破仑也矮！”这声吼让他成了第三期步兵科学员。北伐战场上，他带着突击队摸黑爬过铁丝网，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棉衣里的棉花被火药星子烧得焦黑。

1935年春天，当胡宗南的部队驻扎汉中时，老家管家送来个雕花木匣。打开是张泛黄的庚帖，边缘还留着当年茶渍。勤务兵看见军长站在窗前，把庚帖撕成碎片撒进雨里，纸屑沾在将星肩章上像褪了色的花瓣。三个月后，胡际清坐着驴车出现在军营，包袱里装着新纳的千层底布鞋——他记得儿子离家那晚，右脚鞋帮开了线。

哨兵通报时，胡宗南正给阵亡士兵家属写抚恤信。他握笔的手顿了顿，墨汁在信纸上洇出个黑点。“让他去会客室等着。”这话在喉咙里转了三圈，出口却成了冷冰冰的“不认识”。会客室窗台上，勤务兵养的水仙开得正好，胡际清伸手想摸又缩回来，生怕自己手上的老茧勾坏了花瓣。

那天傍晚飘起了雪，老警卫员偷偷塞给胡际清两个烤红薯。老汉蹲在岗亭外啃着红薯，忽然对警卫员说：“这红薯甜，像他小时候偷挖村头李老汉地里那个味儿。”雪片子落在花白胡须上，远处传来部队收操的号声，一声比一声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