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作家布宁回忆，契诃夫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应删掉，那些地方正是作家喜欢撒谎的地方。契诃夫的作品始终遵循一个原则：单纯、简洁、含蓄。他很欣赏小学生对海的形容，就两个字：海大。可是，托尔斯泰却说，契诃夫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原因大概在于，相较于同时代俄国作家和托尔斯泰自己，契诃夫不太关注重大事件，他关注的是小人物。那些小人物不可能像安德烈、皮埃尔和列文那样思考重大问题，而只是为日常生活所烦恼。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其短篇小说对世界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有剧本《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姐妹》《樱桃园》，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带小狗的女人》等。
撰文 | 景凯旋
他们害怕自由
契诃夫的小说几乎都是些平凡的故事，尽管他赞赏莱蒙托夫的《塔曼》，认为莱蒙托夫写得很奇异。契诃夫的故事既没有大喜，也没有大悲，读了后会觉得，生活是如此无聊、压抑，把人的生气都磨尽了。《套中人》和《醋栗》是两篇互有关联的小说，由两个朋友各讲一个故事。我第一次读它们时还是在青年时代，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由得想到许多熟悉的人，他们就像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一辈子活得战战兢兢。
两个城里人，一个是兽医伊凡内奇，一个是中学教师布尔金，去乡间打猎，晚上寄住在村长家的堆房里。聊到村长老婆一辈子没出过村子，布尔金说，在这世上，把自己躲起来的人是很多的，他说起他的同事别里科夫，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别里科夫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并把雨伞用套子包好。“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
别里科夫不过是一个教希腊语的普通教师，可他总是怕出乱子，怕人们的言行会惹恼了官方，任何稍微出格的事都会让他惊慌失措。他的卧室挺小，就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时就用被子把脑袋蒙上，生怕有人谋害他。他去拜望同事，往往坐下来一言不发，最后站起来走掉。总之，他害怕一切新事物、新思想，总在担心发生什么事，不但整个学校，甚至整个小城都受到他感染，不敢办家庭晚会，不敢打牌，担心被他知道了。
就在这时，学校来了一个年轻的史地教师柯瓦连科，他妹妹瓦连卡跟哥哥生活，她还没结婚，性情活泼，喜欢笑，喜欢唱歌。于是，大家就想到要撮合她和别里科夫。别里科夫开始去柯瓦连科家，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但他又时刻在估量婚姻的义务和责任，还没结婚就想到无数后果。他对布尔金说：“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哥哥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有点古怪；她的性子又很野。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了。”
契诃夫，1882年。
有一天，柯瓦连科和瓦连卡在街上骑自行车，俩人都兴高采烈，看到这情景，别里科夫顿时吓坏了，在他眼里，一个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成何体统？他去柯瓦连科家，向他发出忠告，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学生，“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要是校长和督学知道了，事情就麻烦了。柯瓦连科听后很生气，把他赶走，别里科夫离开时又说，也许有人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为了避免出事，他会把谈话内容汇报给校长。
柯瓦连科觉得他简直不可理喻，一把将他推下楼梯，瓦连卡碰巧从外面回来，看到他的狼狈相，忍不住扬声大笑。这一笑结束了一切，别里科夫回到家，撤去桌上瓦连卡的照片，然后躺下，再也没有起床。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就死了，出殡的那天下着雨，大家都打着雨伞，别里科夫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
所有人都在极力掩藏快活的心情，他们终于摆脱了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讲完别里科夫的故事，布尔金不禁说道：“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但他接着说，没过一星期，生活又跟先前一样无聊起来，“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遭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因为在生活中，这种套中人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害怕自由，只愿意过被允许的生活。
伊凡内奇听完布尔金的故事后大发感慨，他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每天听着假话，“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那个晚上，伊凡内奇心事重重，睡在堆房的干草上老是翻身、叹气，后来又走到屋外抽烟。
契诃夫漫画。
这幸福是多么的卑微
这结尾像是契诃夫在为另一个故事做铺垫。接下来《醋栗》就是伊凡内奇讲的故事。
两个朋友继续在田野上打猎，然后来到村民阿列兴家避雨。大家坐在客厅里，伊凡内奇开始讲他弟弟尼古拉的故事。他和弟弟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整天在田野上奔跑。童年生活给他弟弟留下了美好印象。尼古拉后来在城里税务署工作，一心想要回到乡下，买个庄园。但伊凡内奇觉得这算不上生活，人所需要的是更广阔的世界。
尼古拉整天坐在办公室，梦想着在绿草地上吃饭，在太阳底下睡觉，脑子里画出乡间的小溪、磨坊和池塘，园子里还有果实累累的醋栗树。这愿望成了他最大的幸福，唯一的生活目标。他变得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他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有钱寡妇，婚后他仍旧抠门，把妻子的钱都存起来，让她常常吃不饱饭，几年后她就去世了。“钱跟伏特加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伊凡内奇说。
妻子去世后，尼古拉开始物色田产，买下一个庄园，还种了二十棵醋栗树。伊凡内奇去看望他时，发现弟弟老了，发福了，皮肉松弛。他已经成为老爷，开始关心起灵魂的得救，摆着架子做起好事来，请农民喝伏特加，大家喊着“乌拉”，喝得烂醉如泥。“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负。”现在，尼古拉说起话来就像是在讲真理，已经忘记自己的祖父原是农民。
契诃夫，1889年。
在庄园里待了几个钟头，伊凡内奇的内心发生了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树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凡内奇笑着，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汪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时那种得意的神情，说：“多好吃啊！”“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精确的时间仿佛是作家们喜欢的细节，跟福楼拜描写弗雷德利克的手法类似，只不过一个是对着镜子欣赏自己，一个是对着桌子欣赏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在时间的计算中显示出幸福的全部可笑。伊凡内奇看到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梦想已经实现，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十分满意。
伊凡内奇说道：“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了。到晚上，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睡不着觉，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颗。”
精彩的细节！尼古拉半夜爬起来吃醋栗的情景表明，他是真的感到幸福，可在伊凡内奇心里，这幸福又是多么的卑微，卑微得令人发凉。
以下是一大段伊凡内奇的议论，世界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而周围的生活却充满贫穷、拥挤、堕落、醉酒和虚伪，可没有一个人大声发泄他的愤慨。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一声不响。总有一天，那些幸福的人会发现，不幸也会找上门来，疾病、贫穷和横祸，谁也躲不掉。这一切都是由于人们感受不到一点自由的缘故，人们渴望自由，又说自由需要等待，可为什么要等待？有什么根据？
伊凡内奇越说越激动，没想到几颗醋栗竟引来了他一番感慨。经过那个夜晚，他一大早就离开了弟弟家，从此以后，他便厌倦了城里那种安静的日子，“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他希望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是，他已经老了，不适宜奋斗了，这使他感到悲伤。
听完伊凡内奇弟弟的故事，大家都沉默不语，布尔金和阿列兴觉得这故事有点乏味，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他们感觉困了，互相道了晚安，各自回房间休息。伊凡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地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契诃夫，1902年。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套子
《醋栗》到此就结束了，跟《套中人》的结尾处理一样，都是终于情景描写，作家似乎要把故事留给读者去思索。
这两篇小说体现了契诃夫那种忧郁的幽默，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大作家对人生都有着明确的观点，契诃夫找不到答案，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所以他在最后让这两个朋友去睡觉，而不是发表一番议论。作家甚至没有探讨别里科夫套子背后的社会原因，也没有探讨尼古拉对醋栗有特殊感情的社会原因。他觉得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无论什么时代，人生的底色都差不多。
契诃夫的本事在于，他能从某个平凡的细节中发展出一个故事，雨伞和醋栗便是他故事中的焦点，聚焦照亮了普通人的生活，显示出人生的全部无望。契诃夫曾对布宁说，法国作家具有艺术创造的基本因素：“个人自由的感觉。”布宁在契诃夫身上也发现了这一特点，看到别人没有这种感觉他就难受。这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叙事者，而是被叙述者）都是没有自由意识的人，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安稳度过卑微的一生。
在晚年的札记里，契诃夫写道，知识人老是在谈论理想，可是这些话二三十年前就有人说过，说这些话的人都不再年轻，他们都老了。俄罗斯人总是不断地谈论自由，可现在要是真有了它，他们将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在契诃夫眼里，多数人其实并不喜欢自由，而是喜欢束缚。生活就像一个套子，有的人躲在里面，有的人想钻出来，但即便是追随时代理想的伊凡内奇，最终也是归于消沉，发发感慨而已。
契诃夫身上有着乌拉穆诺所说的那种悲剧人生观，这恰恰是他幽默的源头。他晚年居住在雅尔塔写作、养病。一个早春的傍晚，他从奥特卡的住处给布宁打电话，要布宁陪他去海边走走。夜很温暖，马车沿着海岸的白色道路轻轻滚动。他俩下了车，在高大成行的柏树下散步，走过淡蓝色的炮台废墟。契诃夫对布宁说：“你知道我的书还会被人家读几年？七年。”布宁问：“为什么七年？”契诃夫说：“那就七年半好了。”
契诃夫的葬礼。
多年后，我又重读了这两篇小说，依然感到内心的震撼，那个大晴天带着雨伞的别里科夫，那个半夜起来吃醋栗的尼古拉，似乎还活在当下时代，契诃夫对自己作品的预判显然是落空了。不过，当年读它时，我看到的是作家对生活的讽刺，这生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次我却读出了作家对生活的悲悯。说到底，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套子，人的一生总归是可怜的，面对这可怜的人生就是试图去理解它。
创造出不朽形象的作家永远令人敬仰，因为他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生活。仅仅由于此，我也要向契诃夫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景凯旋；编辑：张进；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