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等一个更真实的解释。

2025年3月29日晚，安徽铜陵德上高速公路上，一辆搭载小米Pilot Pro智驾系统的小米SU7标准版因施工改道避让不及，以97km/h时速撞击中央水泥护栏并爆燃，导致车内三名女大学生死亡。

这场事故迅速引发社会关注，但小米官方的首次回应出现在4月1日午间，间隔超过72小时。这种“解释滞后”直接导致舆论真空期被质疑、猜测和情绪化叙事填满，最终演变为对小米智驾技术、企业责任乃至价值观的全面拷问。

在这三天中，社交媒体上已出现“车门锁死”“电池自燃”“智驾杀人”等标签化传播，当事人的发声更未得到直接、正面的回复，小米的沉默被解读为“逃避责任”。当舆论发酵至股价暴跌6%时，官方回应才姗姗来迟。解释的滞后性放大了公众对技术黑箱的恐惧，也暴露出小米在危机公关中的被动性。

与此同时，官方解释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了信任崩塌。

小米所发布的声明详细列举了事故发生前2秒的操作数据（方向盘转角、制动开度），却回避了关键问题，即AEB未介入的具体原因与传感器探测距离与障碍物识别逻辑。这种“报喜不报忧”的信息筛选，被舆论批评为“用数据甩锅驾驶员”。

小米的延迟与模糊回应，本质上源于其智驾技术在设计逻辑、人机交互和冗余安全上的缺陷，这些缺陷在事故中被逐一暴露。

根据小米公布的数据，从NOA系统发出风险提示（22:44:24）到碰撞发生（22:44:28），驾驶员仅有2秒接管时间。以116km/h时速计算，车辆每秒前进32米，2秒内行驶距离超过60米，而人类驾驶员从感知到决策再到操作的平均反应时间为1.5秒。这意味着即使驾驶员全神贯注，物理上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有效避让。

更矛盾的是，小米Pilot Pro系统在检测到障碍物后仅发出减速请求，而未触发AEB自动紧急制动。

对此，相关分析人士指出，“AEB本应在驾驶员接管后作为“兜底”措施介入，但系统可能因优先响应转向操作而放弃制动。这种人机博弈暴露出智驾系统的逻辑漏洞，既要求人类接管，又未提供足够的安全冗余”。

此外，事故标准版车辆搭载的Pilot Pro系统依赖1颗毫米波雷达和11个摄像头，但缺乏激光雷达。在夜间施工路段，摄像头受光线限制难以精准识别临时路障，而毫米波雷达对静止障碍物的探测能力本就薄弱。小米的纯视觉技术路线选择在此次事故中成为致命短板，而官方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加剧了公众对“减配安全”的质疑。

此外，本次事故也进一步反应出了新势力公司在产品质量上的短板，从争议核心即“车门锁死”去分析，小米声称车辆配备机械应急拉手，但专家指出三个致命缺陷。

其一、解锁算法依赖气囊触发，若碰撞未达到气囊点火阈值（如侧向撞击），车门将保持锁死状态；其二、低压电路冗余不足断电后CAN总线指令无法传输，机械拉手位置隐蔽即隐形门把手且需特定操作；其三、电池防护不足：97km/h侧撞导致电池包挤压短路，磷酸铁锂电池仍发生热失控。

这些设计缺陷共同构成“死亡陷阱”，而小米在回应中仅强调“符合国家标准”，回避了对安全冗余的反思。

从用户的角度去分析，小米的危机处理暴露了从技术自信到用户沟通的全链条断裂。

小米在首份声明中强调“驾驶员接管”“数据已提交警方”，却未对遇难者家属表达实质性关怀。家属在4月1日公开控诉“小米从未主动联系”，与官方声称“已与家属取得联系”形成矛盾，同时有网友爆料“受害者母亲直播曾被掐断”。这种冰冷的技术叙事与公众的情感需求严重脱节，进一步激化对立情绪。

事故遇难者罗某曾多次向母亲强调智驾“方便、安全”，反映出小米在营销中对技术能力的过度渲染。尽管用户手册注明“驾驶员需全程控制”，但发布会中雷军高调展示的“135km/h AEB刹停”测试视频，客观上强化了消费者对智驾的盲目信任。技术宣传与风险提示的失衡，构成事实上的责任转嫁。

小米事故绝非孤立个案，而是智能汽车行业“技术跃进”与“安全伦理”失衡的缩影。

从回复滞后来看，特斯拉在2023年加州消防车撞击事故中，官方回应延迟超48小时，期间舆论已形成“系统缺陷导致死亡”的共识；2024年小鹏汽车因L3级智驾谣言事件，官方辟谣延迟72小时，导致市值蒸发超10%。

这种滞后性主要源于数据核查复杂性、法务与公关博弈以及信息控制权争夺，车企需权衡技术责任与法律风险，并倾向于掌握信息发布节奏，消费者始终处在弱势地位。

聚焦于当下，更有大量车企在宣传中频繁使用“车位到车位”“零接管”、“行业最高”等词汇，甚至通过直播展示双手脱离方向盘的驾驶画面，刻意模糊L2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的边界。从某种角度去看，没有小米，也会有其它汽车品牌被推上风口浪尖，也一样会重演"话术式回复"以及”捂嘴公关“，只不过小米更受到流量的青睐。

但在“解释滞后”到“信任崩盘”的链条中，小米更加巨大的影响力，无疑将导致“全民智驾”的狂欢情绪进一步冷却，甚至会走向另一个不信任的极端。

在汽车有文化看来，智驾不仅仅是分责问题，在智驾事故爆发后进行弥补，而是在初期要建立更强的监管，具体可呈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智驾系统的决策逻辑必须向监管机构和公众部分开放。例如，特斯拉的“安全评分系统”和蔚来的NOP领航辅助驾驶责任报告，均试图通过数据透明建立信任。小米需建立独立第三方数据托管机制，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质疑。

其次，车企应建立“黄金4小时”响应机制，在事故初期同步推进技术排查、家属安抚和舆情引导。理想汽车在2024年温州事故中，1小时内发布初步声明、CEO李想当天赴现场慰问家属，有效遏制了舆论发酵。

最后，现行法规仅要求60km/h碰撞后电池不起火，但小米事故证明，真实场景的极端性远超实验室测试。车企需在电池结构、车门解锁冗余、人机交互等领域实现“超法规安全”。

有文说

小米SU7事故的本质，是技术进步速度与责任伦理成熟度的断裂，当其将“年交付量破30万辆”作为核心KPI时，安全往往成为博弈的代价。

解释的滞后性，不过是这种价值观失衡的外显。唯有将“生命权”置于“技术叙事”之上，智驾才能真正从营销噱头进化为社会福祉。否则，每一次迟到的解释，都将成为压垮行业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汽车有文化 欧阳/文）